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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结束后一定要再去一次青海

  作者：sherry 发布时间：2022-11-30 14:30:42

  最近读到《青海》，思绪突然就回到了很多年前去青海游玩到经历。

  上一次去青海，还是19年的秋天，然而没想到，疫情以来，出省简直是奢侈的事情～不知不觉疫情就过去了那么那么久，翻出之前去青海拍到的照片，仍然很心动，有想要再次去一次的冲动。

  本人一直喜欢自然风光多于人文景色，大概是因为，能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虽然我的摄影技术并不怎么好，但是看着这些照片，风景似乎就在眼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看看风景，抑或是看看自然风光照片/纪录片之类的，人真的会放松很多，似乎内心的缺失得到了补偿，获得了新的能量。

  把照片贴在这里，分享就大家，让我们一起云游一下吧～

  老套的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疫情终有结束的一天，期待着疫情结束，我们恢复正常生活，再找机会去看看祖国的山山水水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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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贝的轻盈感

  作者：kaka 发布时间：2020-03-14 21:44:37

  这本书收录了桑贝为《纽约客》从1978年到2016年绘制的所有的封面图，还有部分插画，按照年代来编排，并且含有一篇非常详尽且有深度的访谈，访谈内容涵盖了桑贝和《纽约客》如何结缘，他在《纽约客》工作的经历，在纽约生活的轶事，以及他对创作的理解。

  

  桑贝和埃德·高伦（埃德是把桑贝介绍给《纽约客》的“媒人”，为《纽约客》供画的会说法语的画家）

  封面是具有功能性的，一本杂志的封面好不好看，直接影响着杂志的销量。作为封面的画和作为文字配图的插画以及漫画不同，它不是对所配文字的诠释，不需要借助文字去理解，每一张图都是一个完整、开放且独立的主体，以最为直接的方式面向受众。封面的这一属性也要求它易于理解。因此每一张画都是叙事性的，有意境和余韵，可以独立地反复观赏。如果不是为了看访谈，那么翻看这样一本书也不必讲求什么顺序，可以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

  

  桑贝为纽约客绘制的封面之一

  有一些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画家，他们的画面可能会给人非常强烈的冲击，他们使用一些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或是各种典故，采取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视觉表现形式，靠这些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们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画家要给这个世界施加怎样的影响，要去做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或者是去表达对某种东西的强烈的爱恨的情绪。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用力说服别人的说客，按着人的头去体验。

  尽管桑贝的画也有强烈的个人的色彩，可以说极具辨识度，但是界面非常友好，观看的人不会感受到压力，反而会觉得轻松。他是一个温柔的观察者和表现者，他的画面带给人一种“轻盈感”。没有刻意去说服任何人，也没有想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谁，他只是发现了世界中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和片段，用轻松柔和的绘画语言邀请你和他一起观赏。

  从这本书所收录的图画中，我尝试总结了桑贝画面的特色：

  1.开阔和夸张的空间感：

  桑贝的画面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的就是，他的建筑、树木和自然景观都比实物的尺寸要大得多，造成一种视觉上的空旷感。

  

  过于宽阔的大厅

  相较于夸大尺度的建筑风景和空间，桑贝的人物一般在画面中尺寸较小，这样一来对比就更为明显。

  

  大比例的舞厅

  画面在这种大背景小人物的对比之下，极具张力，重点也非常突出。这种对比造就了桑贝的画中独特的平衡感和视觉重心。

  

  比正常尺寸高很多的树

  桑贝在描绘儿童的时候，也会把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比例夸大，儿童和成年人相比要尺寸上要小很多。

  

  桑贝的《小淘气尼古拉》，儿童和成年人的比例都是夸张的

  2.画面大都有统一的主色调，较少采用明度差距很大的大色块对比：

  桑贝的画面统一性非常强。一般来说只有一两个主色调，用主色调控制整张图的意境。他喜爱使用水彩的淡彩，用色非常具有整体性，从不给人以琐碎之感，很少使用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和较为浓烈的主色，较少用极为艳丽的大块的对比色以及非常强烈的明度对比。

  

  《纽约客》封面

  

  桑贝绘制的《纽约客》封面

  

  《纽约客》封面

  由于这种用色习惯，桑贝的画很少展现出非常浓烈的情绪，大部分的画都处于一种宁静的氛围之中。桑贝通过场景的设计将情绪事先铺垫好，再通过加上人物和小的细节来为宁静的环境增加活泼的色彩和生命力。

  我试着把一部分彩图调成黑白，可能大家会对明度的对比有更直接的观感。

  

  彩图出自书中，黑白的图是在拍照后进行了去色处理，用以展示图片的对比度。

  也有一些使用了丙烯的作品，桑贝少有的使用了非常深的颜色，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的“桑贝”。

  3.画面详略清晰，留白适度：

  桑贝有明确的详略的意识，他的画面虽然信息丰富，但是从没有过度地去刻画细节，即使是人物群像的画面，也很少铺得很满，而且有些不重要的人物用一两根线条就略过去了，也不是所有的物体都要被涂上相应的颜色。所以桑贝的画从来不是那种找细节式的作品，不是清明上河图式的百科全书，对桑贝来说更重要的是整体感和意境感。

  

  看似内容非常丰富，其实很多细节是一笔带过的，非常简洁，因此画面井然有序

  4.线条和构图：

  桑贝很少使用完全封闭的线条和绝对的直线，在视觉上这样的线条就给人以透气和放松感。他的线条的简洁和得体，高度概括，以致于不能增减任何一条。这一点非常难，就像有些人说的，那种简单的画面中，画一条线看似不难，难的是知道这条线应该画在哪里。

  

  而在画面的构图上，桑贝也没有刻意去寻找刁钻的视角，大都是从一个普通的观察者的视角去进行构图，并且画面中有较为清楚的重点。（关于桑贝画面视角选择可以参看《读书》杂志2017年2月刊所刊载的张怡的文章《一种目光的诗学》。）

  

  5.图画的主题和画面的叙事性：

  桑贝的画的主题往往是写实的，他热爱自然，也热爱市井生活，在他的笔下，城市、自然与人是融合在一起的。他很少单独去描绘自然景观，因为他关心的是在自然与城市之中的

  人的生活

  。但是他的表现方式不是写实式的，他用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重构现实，赋予了画面在现实中难以捕捉的戏剧性和幽默感。

  

  桑贝所描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桑贝的画面往往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视觉中心的，他的画面引导观看者一眼先看到的就是这个视觉的中心，之后再围绕视觉中心进行延展的观察。

  

  即使是包含很多的元素，桑贝的画也有着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视觉重点

  因此，桑贝的画是易于理解的，重在传达一种恰到好处的意境，给人以余韵。

  

  如果说每个画家在观察世界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滤镜，那么这些特点可能就是桑贝的滤镜了，这些也可能就是桑贝的“轻盈感”的来源。即使是在描绘纽约这样的大都市的时候，桑贝笔下的纽约也没有给人以大城市的压迫感，在他笔下的，我们能看到纽约的繁华，也能看到生活在纽约市井中的人的悠然自得。

  

  桑贝的画就像恬淡朴素的诗歌，他静静地观察和描绘，很少直抒胸臆，但是他笔下的场景自己就会告诉你他真正的情感，这种情感易于理解且不流于浅薄。桑贝的画因此能给人以美感和高级感，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

  私心以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四本桑贝的画集中，最超值的就是这本《桑贝在纽约》。其它三本也非常好，《童年》也是访谈加上插画，这个访谈可以让人们知道桑贝的童年并不像他的画里那么的轻松幽默，相反他吃了很多一般人没吃过的苦，看来有些心酸。《秋风平地起》也是插画集，黑白的图比彩图要多，一部分插画的表现形式是短小的文字配上插图，更有漫画色彩和法式风情。《劳尔的小秘密》是讲述了一个完整故事的绘本。这个系列印刷装帧都很良心，电商打折的时候价格也很实惠。如果非要从这四本中选一本的话，我强烈推荐纽约这本。

  （以上都是较为主观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除第一张作者和埃德的合影和注明拍照来自书中的图片，其余图片都来自网络搜索，像素比较渣，实体书的效果是非常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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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宇宙之《宇宙信息图》

  作者：Blue 发布时间：2017-02-25 12: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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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激荡史》小札

  作者：文明与疯癫 发布时间：2007-12-12 13:19:47

   读日本的近代历程零星感想，部分摘录。

   

  《百年激荡史》 吉田 茂著 孔凡 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7月版

   

  明治维新时明治天皇定“五条誓文”：P16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忽然想知道日本的选官制度，在明治维新以前是怎样的？其后有没有实质上的变化？ 世界其他各国又是如何选官，如何处理社会地位变迁这种需求的？中国废科举后的选官制度究竟是如何制定，操作，怎样运行？

  关于人的社会理想，政治热情，爱国观念。选官中所涉及的许多制度内外的问题。

  当然，制度总是存在，但是，我们所说的制度的宽松与否，合适与否？标准是什么？制度有没有宽松的概念？制度本身是否旧意味着秩序，程序，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提法能成立吗？

  制度总是，某种现象自然发展来，人为意识到管理，加之影响，后形成的。近来，外子做明代货币流通，涉及明代货币制度诸多问题，包括其中的财政制度，这里问题往往纠集在“制度”，首先存在是不是问题？然后合不合理？但是不管存在是不是问题，此在必定不是问题。否则无从说起。制度存在？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制度本身往往对它的核心主体既促进又限制，或者此时促进彼时反倒限制。

  为什么研究制度？因为制度是一门“人学”，制度之所以有研究的价值，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制度研究过程中我们见到人力在这中间的分配，管理。通过制度的研究往往可见核心实体的发展与人的互动关系。

  不得不承认，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中国的兴趣。日本维新之所以成功除了统治阶级的眼界、坚决、果断、团结有关，还是其改革环境较为宽松。

   

  于这个主题外的一个必有的思考，近代化大家都走了，或快，或慢，或顺利，或坎坷。但是近代化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之下走到今天的现代化，它所有的这些标志性的发展是不是就是“进步”的？有些是，有些不是？那么它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有时候，我望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些工厂，那些金属做的城市……不禁想知道它是如何成为今天这样，它走下去又是何种模样？

   

  明治维新中关于教育的振兴。首先为了提高一般民众的知识。中国科举本身就是一种非教育制度，它指向选官。教育本身在中国，如此看来就从未受到重视。在教育方面，似乎作者呈现的日本民众对教育有天然的热情，十分愿意学习。地主们也显得相当开明。但是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单薄，是不是作者有所理想化的一厢情愿的想来如此，我想还是需要查证。

  明治时期就有人提出，日本女子与外国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P21有证）

  日本对于其他文明的态度问题。是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一种宽宏大量（本身我觉得宽宏大量一次在这里很值得玩味，当然可能是译文的关系，所谓宽宏大量就是一种不予计较的接受冲突，这点是很有意思的），或者是一种醉心于模仿？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仿佛也经历了这种外来文明什么都是好的的感觉，事实上我觉得“五四运动”就是典。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为什么不吃猪肉？（做个小考）P21

  一八九一年俄皇太子访日遭刺，日本各界给俄皇以道歉、慰问信，当政府决定要用对皇室犯法处理罪犯是，日本司法独立审判，严格按照日本法律判其无期徒刑。这里作者见到人本司法的独立意识。我却还有一些感到不只是这个问题。对皇室犯罪是指日本，当然不应用于他人。

  明治时期聘来大量外籍人员，他们对日本的贡献，对日本的影响在作者笔下所很大的。可惜，中国当时似乎有明治维新的绝大部分政策，包括这一项，但是，鲜少有做得好的。外籍人员在中国似乎就是“无赖”、“流氓”的形象，他们到底在近代中国做了什么？有什么贡献，破坏？值得研究。我总觉得中国人少一种关怀：公允地记录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的生命意义。

  明治维新成功的基础德川两百多年的和平，商业的发展，细水常流。商人威胁得到武士阶层。这是值得关注的，在古代中国，商人始终不成为威胁力量。

  似乎明治时期的高层人物对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分析具有独到己见，呈现比晚清复杂的讨论。

   

   

  道德危机：西方的经济生产方式就有西方的论理道德观念。这些所谓的价值体系都难以移植的。这种问题是值得思考的。P31

   

  夏目漱石说：“在一个盛夏炎热的季节，明治天皇驾崩了。这时我似乎觉得，明治精神随天皇而开始，又随天皇而告终。”P33

  此后大正时期，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兼有米粮暴动（一九一八年），关东大地震（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一）……

  世界一战结束，日本在困难的转化期，此后，日本开始普选制度（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向往政治民主化运动蓬勃。事实上在不稳定的时代，就无法实行政党制度。政党制度不具备君主集中的强力、果敢。所以，当时日本必然恢复天皇的统治权威。

  世界经济危机（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对日本的打击和满洲国的建立，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失策。作者认为此后的行为是军部的一伙人的擅自作为。此后战时的外交就显得失败。

  二战后日本的人口、土地、国民精神、粮食、通货膨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走向复兴。作者强调了日本的教育在当时所带来的巨大动力。

  铃木贯太郎说：“关于战争，胜者固然要有胜者的风度，败者也要又败者的风度。鲤鱼被置于俎上后，虽然刀刃临身也不退缩。希望以这种精神端正战败的态度。”

  战后日本发展历程依然艰辛。但是，他们始终都在讨论、看着世界、行动。我有时候想，如果日本不是战败国，也许就没有机会抓住产业革命的尾巴。中国，是不幸的，这种战胜后的欣喜、自我膨胀、感到前途美好的感觉加之毫无国民素质教育基础可言的现状，中国跌入专制的变态中，同时又要为某种意识形态效忠……必然的虚伪。在这个国家中，我仔细想想就觉得它运作是一种混乱的苟延残喘。

  又过两点了，两颊有些烫，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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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作者：Sunky 发布时间：2011-05-21 20:05:05

  2017年重读自己的这篇读后感，有些内容读起来让自己感觉有些羞涩，有些想法也和当初不再一样了。不过也无力再去修改，大家将就着看，相互提提意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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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契约论》全书分为四卷。依据伏汉（C.E.Vaughan）本的注释，第一卷讨论的是人类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第二卷讨论的是立法；第三卷讨论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四卷则是继续讨论政治法，并阐明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我在写作本文时阅读至第三卷第一章，以下就这已阅读过的半部书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卢梭在第一卷里便开宗明旨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这一观点。他认为奴隶制是很荒谬与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去无偿地奉献自己。同时他驳斥了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从战争里籀引出奴役权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只能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一国的成员为了摧毁敌国而杀死敌国的成员，而一旦当对方放下武器投降后，就不再是敌人了，于是别人也就不再对这些投降的个人再握有生杀之权。所以那些认为在战争中能够以别人的自由来赎取对方生命的看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论述完以上这些观点后，卢梭提到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论点，即存在着一个社会公约。对这个社会公约，卢梭认为是与“人生而自由”的观点相一致的。人们在签订社会公约后并未改变其自由的本质，而是将原有的自然属性的自由转化为了社会属性的自由。何谓自由？卢梭的原话是“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我赞同这一看法：当人类在原始社会凭着最原始的欲望而行动时，并不是完整的自由，那是卢梭谈到的“天然的自由”；而当人类真正有了理性，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给自己设定一个限制并加以遵守时，这时的人类才是真正获得了自由。那是一种可以完全掌握自身的欣喜，是为了人类不再是被原始欲望驱动的动物的欢愉。

  当然，卢梭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些认识的矛盾。在本书第三卷第一章里他写到：“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照我看来，这似乎是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反认为遵守法律是不自由的。这也许是个悖论，因为人们真的很难去界定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这也是数百年来思想家们争论的缘由。

  卢梭很推崇公意，他甚至认为公意是绝不会犯错的。我在最初阅读时就感到很困惑，觉得这样“迷信”公意会酿成“多数人的暴政”。可卢梭先生之后就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公意不是众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指着眼于私人的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公意并不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尊重公意并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至于如何表达公意，卢梭认为最好是国家内没有派系的存在，如果难以实现，那么退而求其次应该尽可能繁殖派系数量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即一切的民主自由建立的基础应该是制衡。

  我以前对民主的概念很模糊，似乎投票选举就是民主。但事实上，在某一个集团特别庞大的情况下，投票反映的只是某一个集团的意志。这种个别意志就会掩人耳目地成为了公意，并且对全体成员施以影响。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只不过是幌子，而丝毫没有给人们带来实质的好处。所谓制衡，则是能让少数派、能让所有人发出声音，能像卢梭说的那样，防止一个集团独大。当各种意见缤纷多彩汇聚在一起，这时候再全面加以考虑，才能够真正得到公意。这个过程显然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办事效率不高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所在。

  卢梭先生还谈到了法律，他认为法律即公意的行为，也就是说法律就是公意的具体表现。至于立法者，卢梭认为那应该由一位（或许是几位）“非凡人物”来担任。他不赞同号令法律的同时还号令人。所以照我看来，在我们国家，国务院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来制定的行政法规是不应该称其为法律的。因为那不是公意的体现，难以贯彻公正的原则。而反过头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立法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来进行的，但是制订过程中却存在国务院各部委的力量角逐。一部法律的最终诞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干扰，这里面体现的也不是公意，而是政府中的部门利益。

  在第二卷里，卢梭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人民。针对之前对立法者的论述他进行了补充，他并不认为立法者单纯从“好法律”的角度去立法，而更应事先考察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们是否适宜接受法律。他说：“大多数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服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我们中国最引以为自豪的即我们是千年文明古国，殊不知这绵长的岁月里我们亦是积累下了无数的偏见。时至今日，我们再想要抛开历史的包袱重建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全新法律体系，恐非易事。

  在第九章论人民（续）里有这样一段话：“距离愈远，行政也就愈发困难，正好像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重。”卢梭之后还提到了同一个法律难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人民会对自己庞大的国家里那些永不见面的陌生同胞公民们缺乏感情。我很认同卢梭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的国土面积如此广阔，各地的风俗习惯又各不相同，既然我们可以设置民族自治区、自治州乃至自治县、乡，为什么不可以推行联邦制来赋予地区以更大的自主权呢？我依稀记得有人说中国若是推行联邦制，那国家马上会肢解崩析。这是种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看法，当初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还有人提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今我们再去看这样的论调，是否显得可笑呢？其实这样的讨论早在清末民初便存在，当时关于“联省自治”的思想以及广东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都属于这其中的内容。我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但对这样的想法提出感到很欣喜，这似乎为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卢梭的观点亦有我不以为然的，譬如他对“好政府”的论述。他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那政府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养和吸引进入尽可能多这样的人，那才算是一个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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