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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人性要个答案、问情感要个对错

  作者：不开灯 发布时间：2010-09-23 13:41:34

  设立于1946年的爱伦坡奖堪称推理小说中的奥斯卡奖。美国作家约翰-哈特（John Hart）从2006年出道至今一共出版了3部小说，继第一部小说入围爱伦坡奖后，其后的两部小说都夺下了爱伦坡最佳小说奖，包括2008年的《顺流而下》（Down River），以及2010年的《最后的守护人》（The Last Child）。

   

  约翰-哈特出生于1965年，拥有文学学士学位，以及会计与法律双硕士学位。在成为全职的作家之前，哈特曾经是会计师、股票中介、以及律师。哈特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古典的推理模式，一个是深刻的文学笔触。在翻开《顺流而下》的书页后，其中文句的深刻与优美程度，让我讶异不已，像这样的叙述处处可见：

        “.......我毫无办法，那块地有情感留下的处处伤痕，爱和失落，以及一种沉静而具腐蚀性的痛苦。”

  而当看完整部小说后，直觉让我联想到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汀的作品。阿加莎的作品首要是追求多变换的谋杀模式，例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一个人在火车上被残忍杀害，车上十二个不相关的人因为同在一个车厢中而有杀人嫌疑，最终证实这十二个嫌疑犯竟然“都是”凶手；《无人生还》中，在没有其他人的孤岛上，十个受邀来此的人全部被杀死，最终证实杀死这十个人的凶手竟然是这十个死者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最后一个被害人。 除了每部都不同的谋杀模式外，阿加莎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人性真实而深切的刻画。阿加莎小说中的谋杀案大多发生在一个小镇或是一个家庭之内，所有人都互相认识，每个人物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谋杀很少是因为单纯的冷血，复杂的爱恨纠葛总潜藏在最深的底部，看似风平浪静的表层之下，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也都因为爱或恐惧而隐藏了一些很小的事情，然而这些小事情、横亘多年的小事件，叠加之后却成为引发一系列悲剧的导火索。正因为一切都肇因于深入骨髓的爱恨情仇，肇因于凡人亦若是的人性，而阿加莎所关注的正是这种情感和人性，因此她的小说结局常常是推理出了“真相”以及导致悲剧的情感与人性，但未严格遵循现代办案原理，找到足以将凶手定罪的“证据”。在这点上，约翰-哈特与阿加莎极为相似，哈特在《顺流而下》中织就了一个表里不一、情感纠葛的故事，人物看似单纯，生活看似和美，然而在这之下，是一个充满裂缝、摇摇欲坠的家庭，所有人的心里都潜藏着强烈的情感，因爱而恨，最好的人也犯错误，最坏的人也懂真情，事件真相揭露出的不是冷血变态，而是可怜与可悲。

   

  《顺流而下》是以第一人称、单一视角的方式来开展的，故事主角亚当在离家五年后终于再度踏上故乡的土地，对于这个自小生长的地方，亚当有着强烈而复杂的情感，他所爱的人都在这里，但他所恨的人也都在这里。亚当是被父亲、被乡里驱逐出去的。五年前，一个年轻人被打死在亚当家的后山里，而亚当的继母指证了亲眼目睹亚当在案发之后，浑身是血地从陈尸的方向回到家中。虽然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宣判亚当无罪，但亚当的父亲选择相信继母的证词，将亚当赶出了家门。如今，在昔日好友的一通求救电话下，亚当再次回到家乡，再次面对指证自己的继母、不信任自己的父亲、当时离弃在故乡的爱人、以及深信自己有罪的乡亲故友。亚当是个好人、也是个坏人，在十岁前，亚当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但在十岁、目睹母亲用枪打爆自己的头后，亚当就堕落了，不断地打架闹事、还数度被送上法庭。亚当的父亲是个好人，努力试着让亚当回到正途，再婚之后公平地将财产分割给后妻的一双子女，也大方地将部分土地赠与给自小一起长大的好友，然而在亲生儿子与后妻之间，他选择了后妻。亚当的朋友丹尼是个坏人，酗酒、打架、赌博，让所有人都害怕和讨厌，但却始终仗义地支持者亚当。亚当的继母不是坏人也不是好人，她努力地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但始终无法和亚当亲近，更是拒绝接纳再次回到家乡的亚当。亚当的一双继弟妹也不是坏人也不是好人，继弟在亚当离家后担负起家庭责任，却陷于赌博的恶习当中，继妹自小沉默自闭，深信亚当不曾杀人，但希望他永远离开，让家庭能保持平静和谐。

   

  在好与坏的国度里，没有谁是单纯的好人，也没有谁是单纯的坏人，两者之间的差别，往往只在一个字上头，好人犯错，坏人犯罪。而当好人所犯的错，导致坏人犯了罪，谁该担负更多的责任？在法律面前，答案也许很明确，但在人性和道德面前，简单的计算公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个核电站计划建立在亚当的故乡，大片的土地价值暴增，亚当的父亲拥有当地最大面积的土地，却坚决拒绝出售。环保人士高度认同亚当父亲的做法，但其他急需金钱的乡民却憎恨这种不顾他人的顽固，于是恐吓电话、破坏行为纷纷出现。在往复的拉锯抗争中，核电站终于决定盖在其他地方，于是土地的价值再次被打回原形，一个在破产边缘、出手恐吓与破坏的乡民举枪自尽。谁对？谁错？亚当回到家乡后，犯罪事件再次迎面而来，所有人也再次面对相信亚当与否的选择。无论如何，这次亚当没有逃避，而是执着于找出真相，只是真相让人伤感。母亲的自杀、继母的伪证、一系列的谋杀与伤害，全都起因于亚当父亲的一次错误，起因于亚当父亲那看似公平却不得不有所偏颇的爱。亚当的父亲始终正直和正派，但他的错误却毁了其他人的人生，亚当的母亲当着儿子的面自杀、亚当的童年被扭曲、亚当的继妹被逼上疯狂的绝路、亚当的继母不得不泯灭良心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所有人的人生都被瓦解了，而亚当的父亲却能保持自己的清高、自己的正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亚当终于拼凑出事情的真相时，他没有把关键证据交给警方，而是交给了父亲，他要让父亲在感情和法律之间做选择，再次在亚当和继母之间做选择，因为亚当知道，无论选择的结果是什么，父亲这次再也不能无愧于良心、自清于法律。有时候，犯错的好人，比犯罪的坏人，更不可饶恕。

   

  约翰-哈特的作品对人性有极深入的刻画，书中的人物都不得不面对选择，在单纯的信任与模糊的事实之间做选择，在说出真相与避免伤害之间做选择，每个人在受到伤害的同时，也伤害了别人，每个人在遭到背叛的同时，也背叛了别人。就像现实生活一样，伤害你的人，大多也是深爱你的人，正因为爱得深，才能伤得深。无论是人、是事、还是情或义，都不能简单的被一刀切割为好或坏。而除了深刻的人物性格外，约翰-哈特的文笔极富文学性，如同一部以悬疑推理做包装的文学小说，在剥除悬疑的血脉后，完全可以成为一部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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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下的罪恶（家族中的秘密）

  作者：熙者梓嘉 发布时间：2010-08-20 15:03:08

                                阳光下的罪恶

                      转文

  约翰•哈特的《顺流而下》是一部具有美国南方文学风味的惊悚小说，曾经有评论者评论约翰该小说的风格是“在光天化日下从地缝里拉出死者遗骸”，是颇为一针见血的。世家大族的罪恶与柔情，时而古典唯美、时而沉郁煽情的叙事风格，构成这部小说表里错综的氛围基调。

  　　小说以主人公亚当•切斯的返乡开始故事。亚当在五年前曾经被继母指控为杀人凶手，因而招致非议。尽管案情扑朔离迷，亚当最终被无罪开释，但他的父亲雅各布却不再信任他，无奈之中，亚当离开了祖辈生活过的红河农庄。

  　　亚当这次所以返乡是因为好友丹尼•费斯要他回来。丹尼是一个屡教不改好惹麻烦的人，但却是亚当的挚友，他的英文名被作者设定成Faith（意为“信仰”），显然是有一定用意的。在亚当找到丹尼前，首先遇见的是前女友罗宾。亚当从前曾经深爱过罗宾，并一直对她念念不忘。在罗宾家里，他发现罗宾仍旧把自己的照片放在案头。

  　　但是，亚当来不及与罗宾重温旧情，就被迅速的牵涉进一宗暴力性侵犯案。而罗宾恰好是负责案情调查的警察。原来亚当回乡不久，曾去看一个叫格蕾丝（英文Grace意为“优雅”）的姑娘。格蕾丝是农庄工头道尔夫的孙女，亚当从前在红河农庄时，一直像对待亲生妹妹一样深爱着格蕾丝。此时的格蕾丝已经长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尽管亚当的思维还停留在对格蕾丝的纯真的想象上，在河边身穿比基尼、戴太阳镜的格蕾丝却主动以狂野的方式亲吻了亚当，向亚当袒露了爱情。当亚当挣脱开时，格蕾丝说过“我恨你，亚当，我恨不得杀了你”后，消失在树林里。格蕾丝在小说中再次出现时是满身伤痕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说她唯一能记起的事情是曾经和亚当在一起。

  　　这导致了警方对亚当的新一轮怀疑。没人相信亚当，大家都怀疑亚当性侵犯了格蕾丝。要不是人们觉得他曾经小小年纪见证了母亲的自杀，并且从那以后一直不太正常的话，他们恨不得将亚当千刀万剐。

  　　从罗宾口中，亚当得知自己的家族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1789年以来，切斯家族一直拥有罗恩县的红河农庄，控制着罗恩县的大片土地。就在不久前，一家电力公司想出高价购买罗恩县的土地建造核电站，引发了人们的贪婪和欲望。而红河农庄拒绝出卖土地的立场将导致交易破产，这引起了一些想趁机谋取暴利的人们对切斯家族的敌意。

  　　亚当逐渐了解到这一切的同时，也被卷入一连串的殴斗、制造冰毒和凶杀事件当中。麻烦接二连三，好像命运之神特别照顾亚当一般。

  　　随着情节的展开，一系列性格各异的人物不断地涌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有彻头彻尾的恶棍泽布伦•费斯、颇有女人缘的烂赌鬼丹尼•费斯、精神不太稳定的年轻女性格蕾丝和米里安姆、邪恶的继母简妮丝和高尚的雇工道尔夫——他已经患上癌症，宁愿代人受过未曾犯下的罪行。

  　　不管是昔日印第安人染红河流的血水、还是今天利欲熏心者的阴谋和罪恶……最终都将被沉默而又汹涌的浊流所淹没、带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些永恒得有些陈腐的主题经过作者的全新铺衍，读来仍旧令人荡气回肠。这显然是《顺流而下》一书书名的部分寓意。另一方面，《顺流而下》这个书名在一定程度上还指的是主人公亚当和罗宾的情感发展过程。当亚当遭受众人怀疑时，唯独罗宾始终回护相信亚当，即使是警察的职业操守也不也能阻止两个有情人真挚的情感交融。对于亚当和罗宾来说，好像小说中所发生的一切纠葛、罪恶、鲜血和牺牲，都是上帝预先安排设计好的，目的只是为了成全两个暂时暌别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

  　　故事的谜底最终将如何自圆其说？相信在读过小说后，你一定会对作者的巧妙构思叹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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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另类的推理作家——约翰•哈特

  作者：reader 发布时间：2010-06-17 14:00:54

  另类的推理作家——约翰•哈特

  文/许冬平

  “创作源于生活”可谓老生常谈，但不无道理。中国的专业作家为了写好某部作品，往往要到基层体验生活，美国的大部分作家（其实叫“写手”更合适）都不是专职、也没有国家几级作家的称谓，而是完全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他们往往另有固定职业，写作只是业余爱好，小说是与其职业相关的副产品。因为写的往往是自己熟悉的行业，到某处“蹲点”体验生活就不必了。这些写手主要来自大学教授、医生、记者、律师等行业，如果哪一天这些写手有一本书成了畅销书，写手也进而跻身畅销作家之列，那么他可能会辞去本职工作，投身专业写作。美国由律师转为作家，著名的有理查德•帕特森（出版过《局外人》、《沉默的证人》、《无处可逃》等多部长篇小说）、约翰•格里森姆（出版过《杀戮时刻》、《失控的陪审团》、《鹈鹕案卷》、《陷阱》、《遗嘱》等十余部小说）和斯科特•托罗（出版过《假设无辜》、《人身伤害》、《承认有罪》等）三人，现在，随着《谎言之王》、《顺流而下》这两部作品的成功，其作者约翰•哈特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成了专业作家。

  约翰•哈特1965年生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德勒姆城，父母分别是外科医生和法语教师，后来举家搬迁到罗恩县，《顺流而下》即是以此地为背景。约翰•哈特说自己儿时最幸福的回忆就是那五百公顷的农场，但农场很快就被席卷北卡罗莱纳州的土地开发大潮慢慢侵吞。作者进入夏洛特市北部的戴维森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来又获得会计和法律方向的研究生学位，做过银行职员、股票经纪人和律师，也做过直升机机械师、伦敦酒馆招待，但作者的梦想一直就是好好写书，出版后能畅销。他很钦佩那些在早晨四点起来写作，却还能在日常工作中游刃有余的人。取得成功之前，作者曾有过两次写作未能出版的经历，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而是将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罗恩县公共图书馆的一个小单间里，最后的成果是《谎言之王》。此书出版后不久，《纽约时报》即有书评称，“斯科特•托罗之后，没有一部惊悚小说表现得如此有文学品位”。2007年1月，该书被提名为“埃德加奖”最佳处女作，随后又连获“巴瑞奖”、“安东尼奖”最佳处女作提名。

  《顺流而下》是作者继《谎言之王》成功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获2008年爱伦坡最佳小说奖。爱伦坡奖由美国推理作家协会于1946年创办，有世界推理小说界“奥斯卡”之称，享有极高声誉。早在2006年，哈特的《谎言之王》甫一面世，即因其深刻描写了男性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妥协与挣扎，入围当年“爱伦坡奖”最佳处女作提名。《谎言之王》发生在罗恩县，小说主角杰克逊•沃克曼•皮肯斯的父亲埃兹拉•皮肯斯在其妻去世的当晚，莫名失踪。十八个月后，埃兹拉冰冷且附有枪伤的尸体被人发现。在这宗凶杀案中，警方锁定的凶嫌竟是沃克曼，其动机是为了老爸的财产……在《顺流而下》这部作品中，作者继续用深刻的笔触探寻了人性中的阴暗面，对人性中的宽恕进行了深入探讨：五年前，小说的主角亚当•切斯因为自己继母的指证而被控犯了谋杀罪，虽然逮捕后又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他与继母之间的裂隙却再也无法修复，无奈之下，他选择了远走他乡，来到陌生的纽约，将自己淹没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以忘却内心的痛苦。五年之后，他接到儿时好友丹尼•费斯请他返乡的紧急电话，但具体何事好友不愿在电话中详谈。亚当回乡之后发现，新旧麻烦一齐缠住了他……原本就很纠结的家庭关系因为经济发展和保护土地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小说揭示了人类不仅会有背叛的举动，更会宽恕他人和自我救赎这一主题。

  作者自言过去常常做帆船运动、开直升飞机、打高尔夫，但是由于孩子还小，而写作又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娱乐活动已经和他无缘，但是有三件大事——家庭、写作、保护北卡莱罗纳州公共空地，却是他心中一直关注的，相信在他会有更多相关的优秀作品问世。

  2009年3月，作者的官方网站上宣布，Articuls Entertainment 和《超人归来》、《刺杀希特勒》、《警界双雄》、《地狱神探》的制作人吉尔波特（Gilbert Adler）拟将《顺流而下》拍成电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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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派”推理小说家约翰•哈特

  作者：熙者梓嘉 发布时间：2010-05-17 14:18:00

  2010年爱伦坡最佳小说奖（ Edgar Award for best novel）再一次被约翰•哈特获得，是他的第三部作品《最后的孩子》The Last Child。这部小说2009年出版，当年即获得英国金匕首奖，今年入围爱伦坡奖，最终花落其家。他的第二部小说《顺流而下》Down River则获得2008年爱伦坡最佳小说奖。而第一本小说《谎言之王》The King of Lies则入围当年“爱伦坡奖”最佳处女作提名。

  约翰•哈特初登文坛就获得如此巨大的殊荣，甚至有评论说，《最后的孩子》使约翰•哈特跻身于美国伟大作家之列，像马克•吐温、哈珀•李 、田纳西•威廉姆斯。《纽约时报》有书评称，“斯科特•托罗之后，没有一部惊悚小说表现得如此有文学品位”。可见，约翰•哈特的作品并不能简单定义为推理小说，它们已经超过推理的层面，上升到文学和人性的层次。

  约翰•哈特的推理着力于探讨人性中的阴暗面，深沉悲壮、痛惜又怜悯。《谎言之王》深刻描写了男性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妥协与挣扎，在《顺流而下》这部作品中，作者继续用深刻的笔触描写人性中的背叛与宽恕，揭示了人类不仅会有背叛的举动，更会宽恕他人和自我救赎这一主题。而《最后的孩子》超越前两部作品到达新的高峰，通过两个孩子历经魔幻传奇般的相互寻找，揭示爱与恨、希望与毁灭的人类情感本质。

  这使我们想到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也是关于两个孩子。这两位东西方的推理作家其实有共同的地方，“在匪夷所思的情节架构中，从不合理之处写出极合理的故事，功力之深令世人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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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愤怒，但谁关心啊？

  作者：lynnlong 发布时间：2022-09-07 18:32:13

  这啥破玩意儿！书写得非常差，非常无聊，完全不吸引人，我完全是基于开了头就要努力看到结尾的责任感把它读完的，中间无聊到数度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主角是个日天日地的愤青，因为8岁时目睹妈妈在自己眼前自杀，然后21岁时又被继母污蔑为杀人凶手，虽然最终被判无罪，但包括亲生父亲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相信他，认为他是杀人凶手。这样的人生经历可能确实是会充满愤怒，但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表达主角的愤怒就很无聊了，读者是来看悬疑小说的，谁在乎你的愤怒啊？

  腰封的推荐语还写着“将深刻的人性探讨和冷静的推理完美结合。从来没有一部推理小说，这样触及你的灵魂。”

  我负责任的说，这本书跟这个推荐语一点关系都没有，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人性探讨，只有主角无处不在的愤怒，如果愤怒是深刻的人性探讨，那这个人性也太浅薄了…

  还有冷静的推理，也是瞎扯，主角的推理一点都不冷静，主角的推理可冲动可上头可随意了！格蕾丝被侵犯了，反正不是我干的，事发地点离丹尼和泽布雷父子的小屋很近，格蕾丝手里还拿着丹尼的戒指和一张纸条那肯定是他俩中的一个干的，男主还怒气冲冲的拿把枪跑到小屋附近打算弄死他们，你跟那些凭着继母的片面之词就相信你是凶手的村民有啥区别？你比他们还过分！

  丹尼死了，家里的葡萄园着火，你就凭弟弟沉迷赌博欠了大笔外债你就不由分说认定是你弟弟干的，还把人家打了一顿，你也没想过要听听对方的辩解，更没想过人家的动机是不是合理。

  最后发现凶手跟冷静的推理就跟没关系了，那个状况，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谁是凶手了好吗？！

  至于文学性，以我的阅读体验来说，写得非常无聊干涩，没啥文学性可言…但这一点我不确定是作者的问题还是应该是翻译的锅。我倾向于认为作者本身笔力也一般，体现为小说到处都在写主角很愤怒，但不仅写得毫无感染力，无法让人共情，反而让人觉得很无聊很烦人。

  而翻译问题，就举一个例子，文中有一段，主角跟警察在自家房子外对峙，讲到了凶杀案的某些案情，讲完警察走了，主角回身发现楼上的一间房间里窗户开着，窗帘在动，在这里翻译翻成主角心想“应该是微风吹拂的。”拜托，你以为你在写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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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美国推理小说最高奖---爱伦坡大奖作品

  作者：aaa 发布时间：2010-11-09 13:22:38

  　　 《死亡拼图》你也许不陌生，它也是爱伦坡大奖作品；不过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哈特更是了不得，他总共写了三部作品，却有两次获此大奖，另一本是《顺流而下》，2008年爱伦坡大奖作品。

  　　

  　　 关注这颗美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明星，有外国媒体把他誉为“美国当代的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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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点愚蠢与多一点智慧。

  作者：方方土君 发布时间：2013-08-26 13:19:04

  这是《清醒思考的艺术》的姐妹篇。

  逻辑很简单：清醒的思考之后便是明智的行动。

  但是如作者所讲的，其实在思考与行动之间很难有清晰的定义去区分。

  整本书也确实如此，你很难区分自己究竟是在理解关于思考的偏误还是关于行动的。

  不过，我们的作者非常的坦诚，甚至坦诚到令人敬佩：

  “思维的错误与行动的错误究竟有什么区别？简单的说，没有区别”

  但是为了第二本书的面世，“我需要给上一本书之后的52个章节定一个书名”于是，我们有了这本书。

  在我看来，叫做《思考与行动的102个偏误》更符合本质，但这种名字的书很显然无法大卖。哈哈。

  所以我还是少一点愚蠢，多一点智慧——老老实实看别人出书赚钱吧。

  个人非常认同作者的观点。

  聪明的人其实不见得比你我高明到哪里去，他们的聪明更多是明智的避开了尽可能多的麻烦。

  这可能就是为何我们要学会明智的思考与行动的原因：

  重要不只是拥有更多智慧，而是少一点愚蠢。

  还是跟之前的书评一样，我把书中感同身受的各个“谬误”显示出来，用来警示自己，反复的刺激自己。

  铭记：少一点愚蠢有时比费劲周折增加智慧可能更实惠。

  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一样：智者的目标不是获得幸福而是避开不幸：

  1、选择疲劳症。

  在这里，选择让人心神匹配的不只是简单的“选择恐惧”，而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做出选择的是人，而人的意志力与判断力就像电池，在一段时间后就会被耗干。所以每一个决断性判决就会有波动。

  很简单，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集中注意力，但是长时间的劳作之后，好多判断尤其是工作上的决定更多是敷衍性的。

  所以，当我们在工作时，如果需要上级或者老板排版时，不如根据自己的期望调整讨论的时间。

  2、平均数的偏误

  高斯分布的状况不一定是世界的唯一镜像，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平均分布的。还有很多情况下，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分布情况非常极端的不规律不平均，例如财产状况，这种情况叫做：幂律分布。

  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判断，一定要清晰的记住，这到底是符合高斯曲线还是幂律分布？！尤其是听到“平均”这个词的时候。

  要知道，在自然界更多是“平均分布”也就是“高斯曲线”，但是在经济领域更多是“幂律分布”。

  3、激励排挤效应

  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不是全部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上的激励有可能会有反面的效果。

  金钱上的激励往往会让非经济上的动力收到打击，而这通常是一个人主动努力的内在动因。

  也是区分事业与工作的重要标准。

  4、废话倾向。

  好吧，其实我前面罗列了好多废话，用来掩饰我的在写书评里的无知。

  简单几句话：

  清晰的思想会带来清楚的表达，糊涂的思想结果通常是废话连篇。

  滔滔不绝可以掩饰无知，但适得其反的例子也不是少数。

  如果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真知灼见，不如闭嘴，节省大家的时间。

  要知道，勇于承认自己不知道，在今天是特别难得的品质。

  5、过多信息的坏处+专业偏见

  很多信息其实没有价值，尤其是今天，

  一个决定的正确与否，与事先获得的信息多少可能关系不大。

  其实，我们寻找的不是正确的因果推理去做判断，

  而是给自己的决定去寻找更多的理由。

  就像，专业偏见的演变：

  当一个人手里拿着锤子时，他的眼里都是钉子。

  我们看到的、找到的，往往不是实事与现实，而是我们想要的。

  6、聚焦性幻觉。

  这个不能多说，否则会引来众多非议。

  星座、占星、神秘力量通常都是这种聚焦性幻觉。

  7、劳力辩证

  这个跟沉没成本类似，只不过我们付出的是繁重的劳力、时间而不只是经济。

  8、内省错觉。

  其实，我们还是承认吧，我们通常在反思自省自己是，更多是在美化自己。

  9、专家领域

  确实有的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擅长某一个领域，但是，这种专业性很难延伸到另外一个领域，所以，不是专家的话就是金科玉律！

  一个经济学家对美食的评价，听起来跟狗屎差不多。

  不是不能听信专业，而是在听信之前，我们可以多一点反思与思考。

  10、能力错觉。

  这是我最后面看到的，也是最震撼我的。

  虽然我们在不停的鼓励人奋斗，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很多情况下，成功只是偶然是运气，与实力的关系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是成功人士第二次创业失败的原因。

  在职业的规划上，我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

  我已经深陷自己的能力错觉，某些职位与领域，选择上哪艘船，有时要比如何划桨更重要。

  明星CEO不见得就比别的CEO会划船，更多的是他们选择了一条对的船。

  或者说，是伟大的公司成就了明星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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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为一个法律人之前，请先成为任何人！

  作者：杜子腾-TM 发布时间：2014-10-09 23:46:04

  在成为一个法律人之前，请先成为任何人！

  ——评《布局》

  文|杜子腾

  法律其实是个既没有门槛，又门槛很高的杂糅复合物。在这里，你会看到其它学科出身的人在法律界干得风生水起，你也会看到科班出身的人对法律不顾名利的忠实的坚持，你还会看到行业共同体领袖的博学和谋略，你也会看到技术派白手套的蝇营狗苟。

  任何人，只要你能吃得下这繁杂的条文，扛得起规则与对策的联合大旗，你就能成为一名律师。但这仅仅是成为一名律师，证书上白纸黑字证实的所谓律师而已。如果你仅仅也只是这样一个律师的话，那么你离法律还很远，或者说这所谓的律师还不够。你必须是未成年，是精神病患者，是平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嫌疑犯，是受害人……你，必须成为任何人！只有成为任何人，你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真正的法律人。

  对于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喻国强律师，关注他的读者，应该都知道他被律协开除的这件事吧？（不知情者可以戳此：

  http://ygq1245.blog.163.com/blog/static/190970387201162963058103/

  ）我们很难在一个法制比较完备，法治却缓慢前进的国家公正的去评判一个律师的好坏。因为这样的背景下，真实是被蒙蔽的，是复杂的，是受几方权力博弈的操控。所以，与其听几家纠缠于是非，不如先透过本书了解一下这位“牛气冲天”的律师，然后再将目光投射到当下的事件上来吧。

  翻开书页，我还是被大大的震撼到了。看看这段话，“18年的律师经历，承办472件法律业务，只有5件没有实现委托目的，帮委托人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20余亿元”。这是一份多么令人称羡的成绩单！透过这个你可以粗略的想象一下“喻老板”赚了多少钱！而且考虑到大部分还是风险代理的话，少说千万级别的那是肯定的了（书中有单笔代理费四千万的，我不淡定了！）。别嫌我这么往钱眼里钻，毕竟一个律师的业务能力以赚取的代理费来衡量那是再公正不过了。但是，与其你眼馋“喻老板”赚的钱，不如多学习学习他的谋略。

  这本书又是我自己划分出来的那种“行动之书”：就是那种完全实战，直接告你如何去做，手把手颇有带入感的给你知识的书籍。看看本书收录的十七篇实战案例外加一篇介绍“喻老板”慈善之路的章节，一个不懂法律的老叟都会拍案叫绝；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律师必然奉若圭臬。

  第一篇的“死缠烂打”告诉我们律师执业的实践性远远超过了法律纸面上的东西。法律的刚性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之间有条很难逾越的鸿沟，如何打通两者之间的联系，课本没有教我们，老师也没有告诉我们。有些人天生就精于策略性的做事，有些人则性如法律般刚硬空有满腔热血。“喻老板”恰恰结合了两者的优点，既能不囿于法律的桎梏，又能充满法律的正义感。正因为此，他从一开始执业就能屈能伸，能文能武，能高入云霄也能低到尘埃。你看看，“海龙威酒楼一案”中，喻老板硬是成为了牛皮糖，到处粘着老赖于老板，这功夫气力与执着的精神怎么能不成功？

  第二篇的“斗法诈骗‘九段’”则是考验一位律师业务素养，谋略深浅的一场智力硬仗。在一环扣一环的诈骗中，“喻老板”见招拆招，步步为营，活生生的把诈骗世家杀个片甲不留！斗法精明的法律布局，斗法随时出现的权力干涉，斗法人心的善变，整个过程精彩到超过了任何一部小说！由此一战，“喻老板”更是奠定了其行业内的地位！

  第五篇的“神探律师”则展现了律师全能的一面和人性的一面。对于弱势群体的求助，涉及一个群体和个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接受则满足了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照顾，但却可能失去赚取更大利益的机会，而且极有可能会受到牵连；拒绝则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但却能够摆脱不必要的麻烦。这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是一个永久存在的命题。犹豫许久的“喻老板”最终还是接了下来。而这之后其中的波折和所受的委屈与苦楚足以让其刻骨铭心一辈子。除此之外，接下案子后的“喻老板”由律师摇身一变成为了侦查员，则让我再一次领受教育：在成为一个法律人之前，请先成为任何人！

  第十四篇的单笔代理费四千万元，号称当时国内最高单笔代理费，结果被“喻老板”稳稳地拿下来。历经四级法院的经历足够配得起这场漂亮的仗！十七篇的“三不”代理案件则又是“喻老板”妙手回春，起死回天的一次艰难而又完美的演出！

  这几篇典型中的典型实战案例将一个多面的律师形象慢慢的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一个律师，那就是委托人的天和法律的守护者。他必须为委托人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利益，维护公正！所以，在成为一名法律人之前，他成为了任何人。成为了侦查人员，成为了粘人的催债人，成为了摩托骑手，成为了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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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与麦独孤及精神分析

  作者：方可平 发布时间：2021-02-24 00:2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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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虚无的世界，只希望你也能看到。”

  作者：冬菇猫 发布时间：2009-12-06 11:53:40

  最近看了村上的电视人。本来一直省着没看，是因为传播学的老师提了电视人的理论，才拿出来了。村上说，深切的哀伤中总是含有些许滑稽。他的笔触总是简练中有些戏谑的意味。电视人这本小说集，算不算都会恐怖故事选。现代社会营造了一群千篇一律的表面，又培养了许多潜伏的诡异。因为恐怖，你感到又好笑又好哭。

  我时常有害怕被世界湮没之感，人类本就渺小何况我这样没有信仰未习技艺缺乏智慧。这是间歇性发作的，现代城市人焦虑的早期。我还不用面对一个人生活的孤独，工作人际中的疲乏——仅仅是社会的疏淡以及对未来的彷徨。身边之人是我唯一能维系与这世界情感关系的直接链条。当它偶有生锈或断裂的隐疾时，常常会带来短暂甚至长时间的低潮。我一心想要逃离城市急功近利背后的张力，可自己却是最最典型的患者。或者都是对自己的愤懑。因为那往往是你走向更大天地的推动，如果你有勇气，不那么急促，会耐心积蓄力量。如果你能够珍惜，你能够清楚自己所真正拥有的。

  前两日老师讲消费欲望，波德里亚真是可敬可恶。他告诉我们现代的真相——人们为建设外部自我所累，因为外部的样子才是人们所看到的你自己。这样的自我同时失却了内在的建设，造成了空虚脆弱的内心。可是他把人扒了皮就走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平白留给我们这些读者心中的重重阴霾，无力，失落，但还得照旧苟活。

  近来我会对电视人这样的消极作品有抵触，是因着好不容易走出低迷情绪的漩涡，定要加紧学习逆流而上。虽然好些段落和故事，都是曾经自己的写照。

  村上的书写亦是在呼吁城市人要醒，要从自己身上的孤独看到身边人的孤独。不能在浅浅的阵痛中自我麻木消沉，放任问题的扩大。生活很艰辛，况且结局看上去很徒劳。我们看到失眠女人的悲剧，呼唤了我们的同情，电视人中妻子的离开，让我们感到概叹和遗憾，那么我们能否对自己的爱人更加温柔一些，更敏感一些，更加珍惜一些？

  现实最怕是，积极向上的人们已睡去，而这些故事成了陷入抑郁的人群们床头的失眠伴侣，这些故事会让他们深信不疑——这个世界已不再值得自己相信。

  如今我们都对城市的悲哀感同身受，我们都惧怕寒冷和安静却犹豫去握他人的手。那么，忧愁的你是否愿意拥抱我寂寞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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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生活与命运》新版序

  作者：菇先生 发布时间：2016-03-29 11:49:19

  《生活与命运》新版序

  文|梁文道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 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点不小的距离。

  《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做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中营)，也很难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刻意分别塑造这两种状态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战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在格罗斯曼笔下，战场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分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的失败，因为同袍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袭来炮弹路线的判断。

  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当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尔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刚刚还在一起笑闹的A会别具深意地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说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反过来又轮到B对他发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

  当时维克托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其原型可能是“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的成果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觉得他是个天才。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了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两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记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犹的)，指责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渐渐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熟，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替他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誉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显得漏洞百出，无关痛痒。维克托自此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所相信的真理献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当他在家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施特鲁姆同志。”这声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电台广播上听见的声音，维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施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语：“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格罗斯曼不忘评述，说这也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平常可以让最简单的小事寸步难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候，却又能飞快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忽然变得热情温暖。

  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时分钓鱼，有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个同事则以在这冷寒之地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看见了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电话使大家愿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维克托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后，英国报刊批评苏联当局冤屈几个医生，指控他们毒杀大作家高尔基。不愤西方媒体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在一份声明上头签名。可是在维克托看来，那份声明分明就是错的，它诽谤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敌叛国的死罪了。

  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

  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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