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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书写尽《茶馆》百态，走进成都人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作者：楚汐思读绘 发布时间：2021-12-20 16:23:10

  文|楚汐

  我对茶馆的第一印象，毋庸置疑，正是来自老舍的戏剧《茶馆》，印象之深，以至于北漂到京城后，听说有家以老舍先生命名的茶馆，不多久就约了朋友要亲自体验一番。

  果不其然，是我想象中的茶馆，京味儿十足。一碗大碗茶，就着应季风味小吃，边吃茶边欣赏台上的曲艺相声等表演节目。

  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茶馆文化，并沾沾自喜于自己好歹也亲历感受了一番。以至于后来有机会去成都旅游两次，竟半次都没想起要去茶馆里坐一坐，感受一下成都人独有的茶馆闲趣。

  此次读过

  王笛

  教授以成都茶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专著《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后，才惊觉自己对茶馆的认知竟是这般流于表面。

  

  王笛

  教授是一名历史学家，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许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之故吧，自王笛1980年代写《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时，就已经开始对成都茶馆萌生研究的兴趣，只可惜，受限于当时所能获得的相关资料有限；后来，在1998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论文课题研究中，再次起心动念，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专项研究，经历12版的反复修改后，终于定稿成书《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诚如书名，本书

  对成都茶馆文化的研究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

  

  王笛教授别有心思地以新世纪第一天，即1900年1月1日，农历己亥年腊月初一的第一杯早茶写起，具象白描中，拉开了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帷幕。他在书里写道，“在新世纪的第一天开始的茶馆生活，既是过去传统生活方式的继续，亦是未来50年那充满艰辛、动荡、无奈、惶惶不可终日的经历的开端。”

  这半个世纪近50年的风云变幻，茶馆虽不是活物，却是最难得的见证者和观察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要从茶馆的角色和功能说起。王笛教授在书里对茶馆的专题研究聚焦于三个主题，分别从

  社会、经济

  和

  政治

  层面来详述茶馆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其中，

  经济层面是以茶馆为主体，仔细剖析上个世纪初，小本商业的经营与管理

  ，包括茶馆与顾客、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茶社行业工会和茶馆工人间的关系，以及茶馆自运营的内外部问题等等。

  

  政治层面，则是聚焦茶馆在公共政治中的角色

  ，包括各种社团在茶馆的活动、政府对茶馆的控制、地方精英对茶馆的改造等等；其中，对袍哥这一秘密社会组织在当时的势力活动，以及「袍哥文化」如何影响了市民「义字当先」的价值判断的解析也是精彩纷呈。

  关于袍哥组织现象，王笛教授另著书有《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感兴趣的读者也可找来进行主题拓展阅读。

  

  社会层面，体现在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

  ，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休闲和社交功用外，茶馆还是一个最好的信息收集与交换的场所。

  当然，这部分也是我最爱读的内容。它解惑了成都茶馆区别于其他城市茶馆，以及茶馆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原因有三：有闲、有茶和…住得远。

  有闲、有茶好理解，诚如作者在书里写道，“成都人，生来就有种闲散的脾气，随便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朴实无华之中，带有恬淡、休闲的性格，所以养成了爱上茶馆的习惯”。而经年累月之下，这种日常习惯早已融为生活方式，成为个体乃至于城市的独特气质。

  

  那么，住得远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在王笛教授的分析里，这是成都茶馆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毕竟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所耕种的田地。因此，闲暇之余，他们需要有个地方可供聊天、交流信息、买卖商品......于是，茶馆便应需而生。

  且成都平原自古就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统，农业高度发展，农民无须整年都在地里劳作，自然就有了闲暇时间休闲，或是来点副业。

  同样，也是基于地理条件，成都平原的土壤适合种茶，却由于交通闭塞，转运成本高，茶叶难以输出，只能对内消费，且价格便宜，家家户户都能消费得起。

  

  当然，除了这三点外，茶馆在成都人的生活里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此，在旧时社会环境里，还起到

  公共设施的服务功能

  。因为井水质量、燃料缺乏等自然资源问题，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也特别依赖茶馆，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在搬迁时，都要先实地考察附近是否有茶馆。

  这么想来，民谚里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倒是一点都不夸张。

  写在文末：

  王笛教授的这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可以说是我读过的对茶馆研究最全面且细致的历史专著了。虽是专著，文字却很易读，并没有任何晦涩的专业词汇；相反，那些散落在书里的成都特色语言，更是平添了几许阅读的乐趣。

  

  书里还有大量的档案资料、黑白照片、漫画插图，更有鲜活的第一手田野调查笔记，以及恰到好处地引用文学名家的作品，让读者得以全方位感受茶馆的兴起、集休闲、社交、娱乐、经营等多角色为一体的茶馆文化。

  诚如作者所言，本书既是一本微观史，也是一部叙事史，更是一部大众文化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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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民的中国与文化的中国

  作者：杜君立 发布时间：2019-05-08 19:08:26

  将近年前，我写完了《现代的历程》，意外地得到了许先生垂青，他为我这本还没有出版的书写了一篇推荐序。在序文中，他说：

  我個人認為，「現代」的競技，西方參與，而中國長期缺席，乃是由於在文明開始的樞紐時代，東和西的曲調，有不同的定音。人類在提出超越的課題時，無論東、西聖人，基本上都假定有一個超越的理性，在東方為之「道」，在西方為之「聖」。儒家闡述的「道」，要兼顧個人的意志和全體人類的福祉，西方提出的「聖」，乃是盼望個人能力和意志的發揮，能盡其「至」，才配得上神的恩寵。

  关于现代文明这个主题，许先生写过好多文章，也写过好几本书，如《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现代文明的成坏》《现代文明的批判：剖析人类未来的困境》《这个世界病了吗？》等。作为一个学贯中西，对中国和世界有很多亲身体验的大家，许先生对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见解，用许纪霖先生的话说，是大格局、大气象。

  关于中国，他前两年出版的《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共同体》和眼下这本《中国文化的精神》分别从历史纵线和文化横线做出了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如果再加上早几年出版的《江河万古》，每个中国读者都可以从这“中国三部曲”中理解一个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的中国，这能让我们面对全球化的现代文明，更容易看清楚前面的道路。

  《中国文化的精神》不同于以往探讨中国文化的著作，如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许先生更注重庶民层面的社会文化，其实这也是许先生一直坚持的历史精神。

  我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当然与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们自上而下精微细密的讨论有所不同。庶民所持的精神生活观念笼统地继承了传统，在继承到实践之间，他们会有所拣选，也有所阐释。庶民所持有的观念，与学者高头讲章的精微细密不能同且而语。但这些笼统的原则却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许先生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写起，这种农耕时间与士大夫的田园诗交织在一起，很快就将我们代入到一个共话桑麻、耕读传家的久远年代。在这里，人与时间、空间是三合一的，人、天、地是并列的，而时间是周而复始循环的。从金木水火土五行到阴阳，从祭祀中医到风水堪舆，从差序格局到乡村自治，从城隍到妈祖，从一贯道到白莲教，从鬼神崇拜、神话传说到佛道儒，从易经卜卦到水浒、三国、西游、封神，举凡你能想到遇到的很多神秘困惑，在书里都而已听许先生娓娓道来。

  耄耋之年的许先生如同古老年代里一位博学多知的长者，把那些我们听说过但没见过、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祖先故事、古老风俗，都讲得头头是道。这里面，也有很多许先生自身的经历，他讲到抗战时期他十一岁，和一群抬滑竿的苦力翻阅湖北大巴山时拜山神的经历。

  那时候年纪轻，不懂得宗教，然而在后来，我读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的课程时，在山神庙前被慑住的那一份经验，总是清清楚楚呈现目前。正是因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我们才会设想有一位伟大的力量，我们将他人格化为代表各种自然力的神袛，如天神、地母、山神、水仙等。

  我虽然没有见过许先生，但读到这里，顿时感觉，就像我和一群后生席地而坐，听许先生在一棵树下讲往事。这种温暖恰恰也是一本好书能给一个读书人带来的最美好体验。

  钱穆先生曾经说，一个中国人读中国史，要怀有起码的敬意和温情。许先生虽然身在海外，但他对中国对中国历史都充满这种敬意和温情。即使对那些饱受现代人士批判的中医和风水等传统文化，许先生仍报之以同情和理解。这种宽容气度和文化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总体上来说，这是一本写给普通中国人的很好看的小书，讲得都是人人皆知又不甚了解的生活常识、社会常识，而这些常识却又是一个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基本知识，所以非常值得一读。

  在书的最后，许先生对中国文化给予无限期许——

  在时间观念方面，西方文明聚焦于当下此时，中国人选择了过去、现在、未来无始无终的延续。中国人的生命观，也并不是将生和死割裂为两截：生和死是连续的，也只有将代代的生命连成一串，才能慎终追远，将个体的生命纳入群体的生命，从而超越个人的生命。

  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互相配合，以激励个人、自尊自重，使修己的工作更能以慎重庄严的态度，致力自我提升，最后经过推己及人走向人类的大同——“天人一体”，体现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一致性。

  本文发表于2019.3.28《社会科学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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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书籍

  作者：一笑江湖 发布时间：2010-03-19 12:01:24

  当你心情好的时候，看这本书，它会使你得到不一样的精彩和鼓励，当你心情不好时，再看这本书，他会给你一些启发，和明示，然而，你的心情就会渐渐地变好，真的很神奇，只要用心去读这本书，就能改变你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很好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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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也是要物競天擇的。

  作者：鎮長 发布时间：2018-01-31 12:50:20

  看到歐陽泰的那本《火藥時代》，這才想起了本書買了很久都沒閱讀。歐洲何以稱霸世界，是自上個世紀以來的顯學，從各種角度去探討，經濟、社會、軍事乃至於文化地理等都有，切入的時間範圍也長達兩三百年。2016年過世的著名史家威廉 H. 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也撰寫了這本《競逐富強》(The Pursuit of Power) 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麥克尼爾在本書中主張，東方，或者是說，宋朝在公元一千年左右時，是雄霸世界的強權，在各方面表現都優於其他文明。然而，歐洲卻逐漸從此刻展開一系列的，在軍事、經濟到政治上的緩慢變革，最終讓它們在十九世紀壓倒群雄，稱霸世界。而推動這種進程的，正如同達爾文所提出，大家所熟悉的“物競天擇”。歐洲分裂的政治局勢，加上文明之間的衝突，強大的競爭壓力促使各國必須不斷的追求變革方能生存，這就是持久又強大的動力。

  這種論點最常被舉例的是日本，它們在十五、六世紀時進入戰國紛爭的時代，而在此刻，歐洲人傳入火繩槍被發揚光大，甚至青出於藍。但經歷德川幕府兩百年的和平之後，當美國人再次踏上這塊土地時，卻赫然發現日本人早就對熱兵器陌生，喪失了曾有過的技能。欠缺競爭的動力當然是一大原因。但歐洲人凌駕東方之上的，卻還有更深刻的原因，而這正是本書要細部分析的。

  船堅炮利只是歐洲獨霸世界的表象，以龐大的商業資本為底才是深層的裏因。麥克尼爾指出，比起傳統的中央集權政府指令型經濟，利用市場“無形之手”的力量來動員資源更能發揮出最大的效能。人性本能追求私利，非強迫式的要求趨動著商人從各方面主動去滿足政府所需，統治者再從這些金雞母手中收取豐厚稅金去打仗稱霸，構成了供需之間互利互惠的循環。英國便是利用這種無形的力量，打敗了擁有整個大陸，卻依然以指令為主，市場為輔的拿破崙。

  資本主義的強大供應了軍備競賽的龐大成本，這便是歐洲稱霸的原因。

  麥克尼爾的這番結論跨越經濟跟軍事的界線，是極具說服力的。但明眼人也都能看出，他解釋了“西方”的最終領先，卻沒有足夠的解釋了“東方”落後以及“為何不能發展出來同樣的模式”的原因。它說明了公元一千年時宋朝的強大跟侷限，但沒能說出個所以然。如果讀過賈德‧戴蒙的《槍砲、病菌與鋼鐵》就知道，地理環境對於文明的發展也有極大的影響。海洋型島國面臨的挑戰跟大陸型國家可能做出的抉擇不同，會有各自的考量。文化與傳統，人為的偶然等都可能產生極大的變數。不過這不是本書的缺點，畢竟主題是解釋歐洲的強大原因，而不是分析全球霸權興衰；做為回答這個大問題的拼圖之一，本書依然是完美的達成了任務。

  本書的最後，麥克尼爾從二十世紀末的演變得出一個願景，他認為也許人類社會未來會發展出一個世界政府，能夠宏觀的調控經濟並與自由市場合作，有效的分配資源，人口得到控制，暴力在運動競技得到出口，即便產生衝突，也不再會是大規模的，和平降臨這顆星球。站在三十年後看這段話，或許吾人會覺得還是太樂觀了些，不管怎樣，或許這並不是個不可以畫出來的大餅。

  《競逐富強》沒有繁體版讓我有點意外，而上海辭書的這個版本恐怕不好買，幸好聽聞有出版社願意再版，麥克尼爾這本書歷久彌新，仍非常值得一讀，與大家推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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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江之战》引发的反思

  作者：皓天眩光 发布时间：2019-03-12 16:09:38

  读完李汝清的《湘江之战》，反思：李德，共产国际军事代表，1933年9月担任中央红军的军事顾问，1935年1月卸任。在这一年半的岁月里，李德指挥红军打了两次著名的战役——“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湘江之战”。正是这两次决定命运的战役，把李德推向了深渊。

  不妨来分析这下这两次败仗。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国民党前四次反围剿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吸取教训，派了五十万征讨大军、两百架飞机、德国军事顾问助战、蒋介石亲自坐镇，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志在必得。

  在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红军，连神仙都打不赢的仗，除了撤退之外毫无办法。正在这风口浪尖之时，李德却坐在了火山口！失败是必然的.......

  湘江之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这四天时间里八万红军损失五万！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原因是由于中央纵队撤退太慢（每天平均走六七公里），导致掩护撤退的部队伤亡惨重。而此时毛泽东正在中央纵队里。

  毛泽东却认为湘江之战的失败是“坏事变好事”。

  正是由于这两次惨败，李德彻底失去了红军将领们的信任，随后“三人团”下台，毛泽东成为红军中的领袖。

  此后的红军，行军速度犹如“长了翅膀一样”，最快每天行军120公里！

  在红军里有众多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优秀的军事专家，红军缺的不是人才，而是缺少能将这些优秀人才拟合在一起的统帅。洋帅终究不如土帅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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