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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怀瑾:“一无是处，一无所长”

  作者：夕燃小书屋 发布时间：2023-05-06 22:12:41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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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类返回原乡的指路标

  作者：夏日飞雪Sara 发布时间：2019-07-28 23:22:41

  郑重推荐美国作家萝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的名著《森林里的小木屋》。

  萝拉65岁才开始写小说，写到75岁，一共写了9部，都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她没有高深学历，也没受过严格的写作训练，文风朴实细腻。《森林里的小木屋》是她第一部作品，小说是这样开头的：“六十年以前，有一个小女孩住在威斯康辛大森林中一所灰色的小木屋里。”本书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以前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距今约150年，不过是几代人时间。一般认为，萝拉的小说是自传体。她和她的父母、姐妹住在一栋林间小屋中。屋前有条小路，弯弯曲曲地伸进野兽居住的森林里。可是这个小女孩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也不知道它的终点会是什麽样的所在。

  冬天到来之前，父母要准备过冬的食物，把鹿肉、猪肉抹盐风干，挂在一段空心树干里，下面用胡桃树木渣点火闷燃，几天后就成了熏肉。挂在阁楼里，不会被野兽偷吃。妈妈熬猪油，孩子们添柴看火。还用碎肉做香肠，用猪头肉做了肉冻。一天大清早，爸爸驾马车到附近的湖里撒网，晚上带回满满一车白鱼。一家人先吃了一顿美味的新鲜鱼，再把鱼装进木桶里腌起来过冬。地面开始结冰了，要赶紧把菜园里种的马铃薯、胡萝卜、甜菜、白萝卜和卷心菜收起来存进地窖。南瓜、冬瓜堆放在阁楼里，洋葱和辣椒编成长辫挂起来。冬天到了，爸爸把捕猎到的熊肉冻起来，妈妈想用鲜肉烧菜时，爸爸就拿斧头去垛一块。日常家务是妈妈和女孩儿们一起做的：洗熨缝补、搅黄油、烤面包。刚凝固的黄油要铲到木模子里，压出草莓的花纹。妈妈做面包时，女孩儿们也每人得到一小块面团去做自己的面包和带花纹的饼干。空闲的晚上，一家人聚在壁炉边讲故事，拉小提琴唱歌。讲吓人的森林野兽故事时，女孩们哆嗦着紧紧依偎着爸爸，有爸爸强有力的胳膊抱着，那就安全舒适了。她们喜欢这样坐着，对着温暖的火。外面野狼嚎叫时，好狗杰克就会抬起头来听听。

  圣诞节快到了。爸爸做了一个木架子，是送给妈妈的礼物。木头刨得很光滑，用砂纸细细打过，还雕刻出树叶、花朵、星星。在木板的边缘，刻了一串小小的花枝。总之，雕刻出他认为最美丽的东西。妈妈也整天忙碌，做了好多好吃的食物，还做了难得一吃的糖块儿。糖汁是用甜菜熬的，加上砂糖，熬成一锅很浓的糖浆。爸爸从屋外装了两锅清洁的雪，两个大女儿每人一锅，再教她们如何把褐色的糖浆倒在雪上，凝结成各种形状美丽的糖块儿。

  这一切，都是为了姑父一家要来过节。

  圣诞节前日，雪橇悦耳的铃声由远而近。姑母姑父和表兄妹们身上穿了一层又一层衣服，围脖头巾披肩俱全，圆鼓鼓的，就像一个个大包裹。孩子们整天在一起玩，兴奋得睡不着。可他们必须睡，否则圣诞老人就不会来了。他们把袜子挂在壁炉边，祈祷完了就去睡觉。睡不着，爸爸就用小提琴拉出轻快悦耳的歌儿：《金钱麝香》、《红色的小母牛》、《魔鬼之梦》、《阿甘撒的旅人》，边拉边唱：“我亲爱的耐丽，他们带你离去，从此永别离……”孩子们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袜子里装了礼物，圣诞老人真的来过了。在每一只袜子里，都有一双鲜红色的毛手套，还有一长条薄荷糖，红白相间，还印着好看的荷叶花边。孩子们快乐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睁大眼睛看这些礼物。但小萝拉（即作者）是最快活的一个，因为她多得了一个美丽的布娃娃。大人们互赠礼物，因为圣诞老人是不给大人礼物的。

  中午的圣诞大餐很丰富，孩子们在桌上没有说一句话，他们知道在正式场合小孩子不应该随便说话。但他们无需要求加菜，妈妈和艾丽莎姑母总是把他们盘子添得满满的。圣诞午餐开得早也结束的早，因为要赶的路很远。彼得姑父说：“即使马跑得很快，天黑以前也不会到家的。”亲戚们穿戴得很厚，妈妈把非常烫的烤土豆放在他们的衣袋里，为的是焐手。最后包裹的毯子、棉被和皮袍也都烤热了。爸爸把最后一件皮袍帮他们塞好，告别的铃声响起，渐渐远去了。

  六十年后，当年的小萝拉——作家萝拉·英格尔斯·怀尔德在她的书中写道：“不久铃声听不见了，圣诞节过去了。但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个圣诞节啊！”

  ——岂止是圣诞节，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座森林中的小木屋！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完全沉浸在萝拉笔下那些描写精致的细节。写得真好，朴质感人，给人类留下了一个已然遗失的美好的时代。

  我相信，每一位阅读了《森林中的小木屋》的人都会有所醒悟：今天这个时代是过度方便、过度挥霍而又缺乏快乐幸福的时代。几乎在一切方面，我们所处的这个以高能耗、高科技为特征的镀金时代，一切都货币化、数字化了。就连人性、人的情感都化为芯片里的高速计算。圣诞老人的袜子还有，但礼物已经以金钱计算。圣诞大餐还有，但人们会频繁划拉他们各自的手机。自己狩猎、种植的食物变成了化肥农药激素转基因。操劳的技能全面的男人女人，变成了资本链条上的螺丝钉，或宅男宅女。过度的繁荣取代了适度的匮乏，懒惰和食之不尽的糖、油、食物使肥胖症剧增，手织的红手套再也不会带来惊喜的快乐。健壮的全面发展的人消失，癌症、心脏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等现代疾病席卷全球。买一张机票，转眼就到了世界的另一头，但萝拉所记得的那些烤土豆和烤热了的毯子皮袍没有了，浓郁的亲情、友情也随之淡薄以至于消失。一家人聚在壁炉边讲故事，拉小提琴唱歌的温馨被电视、电脑游戏的无聊所取代……

  在这篇名著的开头，萝拉写道：她童年居住的森林小屋前面有条小路，“弯弯曲曲地伸进野兽居住的森林里。可是这个小女孩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它的终点会是什麽样的所在。”——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条路竟然通向了一个贪婪、放纵的机器时代。

  我想，幸好萝拉早已逝去。倘若她活着看见今天这个时代，该多伤心。

  附带说一句并非多余的话：今天，萝拉的作品不应再视为儿童文学，而是现代人类返回原乡的指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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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晓读书笔记：隐士•道德原教旨主义

  作者：方晓 发布时间：2009-06-04 12:00:05

  在中国，真正的隐士是受尊崇的。隐士们也有一种道德标杆，就是和现实连接的紧密程度。

  这种判断，远在尧舜时代就开始了。

  唐尧到山西拜访许由，要把王位禅让给他，许由不接受，逃到颍水之滨，箕山之下。唐尧又说：“禅让不受，做个九州长吧。”许由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奔至颍水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不幸碰上巢父，看见许由在洗耳朵，问他缘故，许由说：“尧要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

  许由自认是清高的，政治是肮脏的，许由甚至连听到都觉得受不了，一定要去洗耳朵。

  巢父立刻觉得这河水脏得连牛都没法喝，牵去上游，并痛斥许由：“你如果居住在高岸深谷，不相往来，谁能找到你？你本自浮游于世，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你洗耳朵的水会污染我的牛的嘴。”

  自己标榜的高洁，居然被人戳破，之后不曾听闻许由的消息，也许就此呕死也未可知。

  许由让天下，伯夷、叔齐让国。

  伯夷是长子，叔齐是三子，孤竹君想立叔齐为国君。孤竹君死后，叔齐就让国给伯夷，伯夷认为父命不可违，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做国王，跟着遁去，两人逃到周文王的地方居住下来。武王即位，开始出兵讨伐商纣，两人试图螳臂当车，拉住马缰劝谏：“父亲死了还没安葬，就开始打仗，能说是孝顺吗？臣子杀死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手下要杀他们，太公望说：“这是仁义之人” 放他们走了。

  武王平定殷商之后，天下归顺，伯夷、叔齐认为这是可耻的，因此坚守气节，不食周朝的粮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薇，是一种野菜。

  好好的隐居，可惜经不起村妇轻轻的一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虽不食周粟，这薇菜难道就不是周薇？”这样的深刻，终于饿死。其实，问题还有很多，他们背弃祖国（孤竹），难道就是孝？纵容商纣，难道就是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伐纣难道不是忠于民？这不是本篇主旨，搁下不提。

  这两个典故里面的要诀，就是道德至上，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食薇，拥有强大的道德优越感，已经可以称为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然而原教旨是没有顶的，被巢父、村妇一推敲，立刻土崩瓦解，简直可以关进异端裁判所。

  道德原教旨主义的表现，轻度的是唯道德崇拜。道德，比如廉洁、孝顺、友恭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旦把这些标准无限拔高成为唯一得标杆，就会把道德（廉洁、孝顺）等同于能力，不道德（贪污、不孝）等同于无能。

  贪污、不孝者固然不道德，然而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的上位有时造成更大的问题，因为一来他觉得自己廉洁了、孝顺了，所以做什么都理所应当的是正确的，二来廉洁的人自己没有欲望，往往觉得别人也没有欲望。这样说貌似有些不公平，且待将来慢慢分解。

  道德崇拜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作秀。最高级的叫做禅让，传自许由，一代代的依样画葫芦，王莽、曹丕、司马炎…被禅让者一定要三番五次的推让才显得不得已，禅让者战战兢兢的五次三番表明诚意，这种皇帝的新装，直到宋朝，几乎每次朝代更替都少不了这一番表演。

  低一级的是隐居。作秀和真隐往往不能分辨，因而出了山，做了官，就不配称为隐士，而且还会受人讥笑，称之为“东山”、“钟南”，孰不知太公望、诸葛亮，特别是谢安，都由隐士而庙堂。

  道德崇拜的第三个后果是官场失意者崇拜，官场失意就意味着道德高尚，道德高尚就意味着这些人都是治世能臣，为奸臣所冤屈，比如屈原、贾谊，要不就是千里马，无人识得，比如曹雪芹、蒲松龄。其实这些人真的上了位，又能如何？苏轼就曾批评贾谊说：“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论》），容后慢考。

  深度的是自虐崇拜，因为自虐就等于道德。

  伯夷、叔齐让国，陈仲子让相位。

  战国时期，陈仲子的哥哥是齐国相国，仲子以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逃到楚国，夫妻俩靠织布、编鞋为生。穷到三天没饭吃，耳朵聋眼睛瞎，爬着去吃井沿上被虫吃了一大半的一个李子，才恢复听觉和视力。

  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杀鹅给他吃，当他知道这是别人送给哥哥的鹅，出门就吐了出来。楚王闻名，想请他为相国，他又和妻子逃走了。

  陈仲子大概是饿死的，战国时期他的名声并不好，孟子把陈仲子比作蚯蚓，荀子、韩非子更看不起他，《战国策》里面还记载赵威后，就是《触龙言说赵太后》里面的那个赵太后，向齐国使者问起齐国的国情时说：“陈仲子还活着吗？这种人上不听命于君王，中不能交友诸侯，下不能治理家业，把百姓往无所事事的邪路上引，齐王为什么还不处死他？”

  汉武帝推行察举、征辟，征辟就是由朝廷或高级官员直接选用名望之士，察举则是由高级官员推荐，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有方正、孝廉、文学、秀才等科，其中孝、廉最为重要，以至于察举统称为孝廉。总之一句话，做官靠的是名望，既然靠名望，那么免不了就有人作秀。

  在这种作秀的风气下，陈仲子这种苛求自己的态度就逐渐成为正面形象，后来被皇甫谧编入《高士传》。

  桓温读《高士传》读到这一篇，把书扔掉，说：“谁能作此溪刻自处！”怎么能如此苛刻不近情理的对待自己呢？

  当然，骂的是陈仲子，但更多的是当时的名士们，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孔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也是一例，本书亦当以此眼观之。

  我还是比较欣赏《古诗十九首》，“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人生一世，贱如草木，何苦还要自己虐待自己。桓温此言，深得我心。

  毫无疑问，自虐是自由，而且这些人对信仰的执着，令人深敬。正如韩愈所说，坚持主张，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举世非之而力行不惑，已经是很了不起，何况是伯夷这样穷天地、亘万世非之而不顾。

  然而，宣传自虐是可耻的。道德标杆既然竖起，后人就不得不层层加码，自己虐无可虐，只能虐妻虐子，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附属物。王祥把脑袋升过去让后母砍不算什么，郭巨埋了儿子要省下吃喝给母亲，还有邓攸弃己子活弟子，活生生的人，就被当成了实践道德的牺牲品。

  另一个极端的后果就是既然学无可学，那就索性不学。雷锋光芒万丈，既然一辈子做好事实在是做不到，那索性不学了。不要说一辈子做好事，就像广濑淡窗那样日行一善，也是不容易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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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序言】“血脉”与 “菌脉”

  作者：一叶 发布时间：2016-08-31 16:26:17

  母亲是伟大的。因为，我们从妈妈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半的染色体和线粒体里面的遗传物质,更有充满浓浓爱意的血液。出生以前,我们通过脐带得到妈妈血液提供的营养,出生以后,我们是带着妈妈给我们造好的有着各种保护性抗体的血液面对陌生的世界。所谓 “血脉”相连，不仅仅是指一个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世代之间的永世续传，也需要包括母亲的血液向后代的传递。

  不过,如果你认为母亲的血液只要把充满了保护性的抗体传给后代，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孩子健康,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 “血脉”之外,母亲传给孩子的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 “菌脉”的东西，它们就是由母亲直接传给刚出生的孩子的友好细菌，没有了它们，后代的健康将会遇上巨大的风险。

  原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特别是肠道里，生活着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微生物,主要是细菌。它们的细胞数量可以有我们自身细胞的 10 倍之多，而它们编码的基因数量可以是我们自身基因数量的10~100倍。因为有这么多的细菌生活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以， 1958 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里德伯格把人体称为 “超级生物体”。这些细菌大部分是友好的，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病菌的入侵,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可以给我们合成维生素等必需的营养素,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帮助我们战胜癌细胞，等等。因此，没有了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友好细菌，或者，菌群出现了结构失调，一些可以产生毒素的有害细菌占了上风,本来应该是健康伙伴的菌群就成了让人健康受损甚至罹病的罪魁祸首。

  新生儿的肠道营养丰富,是一片非常肥沃的土壤，这时候，免疫系统也还没有发育，因此，谁先进去，谁就会先定居，先繁荣起来。另外，,新生儿的肠道是开放的，氧气很多，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大部分友好细菌的，因为它们是所谓的 “专性厌氧菌”，根本见不得氧气，一遇到氧气就死掉了。而很多病菌是不害怕氧气的，因此，如果它们先进入肠道就麻烦了。

  不要担心，为了保证最先进入新生儿肠道的是友好细菌，而不是乱七八糟的杂菌甚至病菌，大自然早有安排。怀孕的女性，,会向阴道里分泌大量的糖原，把一些叫做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友好细菌养得多多的。另外，她们肠道里的这些友好细菌也开始进入血液向乳腺转移。完成这些友好细菌的 “菌种”准备以后，妈妈就可以让孩子出世了。自然分娩的孩子，在经过产道时，会全身涂满友好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嘴里也会吸进去大量的这些友好细菌。出生后不久，在吃初乳时，也会把乳汁里面的友好细菌吃进肠道里面。母乳里不仅仅有友好细菌，还有友好细菌需要的一类叫做低聚寡糖的营养，是专门用来养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如此，可以确保这些友好细菌最早在肠道里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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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的“风化”与“山崩”

  作者：宝木笑 发布时间：2017-08-05 20:10:21

  

  文/宝木笑

  历史从来不是凝固的，历史是鲜活的。这种鲜活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们喜欢通过还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现场感”来反复体验那种“鲜活”，因此历史题材的文学、戏剧等艺术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很受欢迎。然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大致止步于此，我们很少去更深层地思考历史，究其原因也许很复杂，但中国史学的传统惯性确实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肯定客观性是中国史学的核心传统，“秉笔直书”长期以来几乎就是我国史学的唯一标准，这在压抑史官个人观点的同时，也给后世人们的思考无形中设置了障碍，人们无法获取直接的史学观点，而中国史惯用的“春秋笔法”又有较高的领会门槛，因此，普通民众的历史思考水平的提高说到底还是一个历史教育的问题。

  而这种教育的前提是，你必须拥有突破满篇“郑伯克段于鄢”之类隐晦表达窠臼的历史教材，让历史观点更容易被民众理解，进而才有可能让普通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自己的历史思考习惯。这种史学教育和史学观念的革命在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最为激烈，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现当代史学的巨星出世，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并称为“中国史学四大家”，而其中1957年就已去世的吕思勉先生虽然今天在名气上逊于其他三位大师，但其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却不遑多让，尤其是在前面提到的提升民众历史思考能力的方面。

  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吕思勉先生对前人所说“史也者，记事者也”是有保留意见的，因为“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为我的”，说白了就是史料的价值在于使个人产生思索，单纯“记事者也”仅仅是历史的表象而已。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首先要突破的是普通民众阅读历史的障碍，降低普通民众阅读历史的门槛。于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问世，这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后又有《吕著中国通史》，形成了吕氏中国通史体系的基础框架。这两部分量很重的中国史对于上世纪国人的史学思维启蒙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都曾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而今《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以《吕著中国通史》下册为蓝本，结合《白话本国史》的部分内容，是自12年前大陆再版吕氏中国通史后的重新编撰，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显然，无论是今日之再版的《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还是《白话本国史》，亦或《吕著中国通史》，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即按照吕思勉先生的史学观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认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史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有别于以往的史书，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是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的，吕思勉对后世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较中国史六段分期以及真正实现了从炎黄到眼前的历史讲述，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最让当时史学界震动还是其不同寻常的史学观。“风化”与“山崩”就是当时吕先生提出的非常著名的史学观，吕思勉先生这样描述这两者的关系：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人所做的特殊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风化”和“山崩”之间的这种关系，从表象上看，是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分野，普通大众实现了“风化”，盖世英雄才能推动“山崩”，这在马列史观已经普及的今日中国自然不算什么新鲜，然而在百年之前的中国却足以震撼时人。而从更深层的角度看，“风化”和“山崩”的这种提法更多地代表着吕氏从中国传统史学重政治和军事的窠臼中走出，开始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思考其量变和质变之间的关系。如果朝代变迁等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成为“山崩”，那么社会、经济、宗教、文化、汉族以外诸族历史、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等则均能成为那代表着量变的“风化”。

  在“五四”和吕思勉之前，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山崩”而轻“风化”的。“斩白蛇”是人们熟悉的历史桥段，即便有“揭竿而起”的记述，也将起义者头领作为讲述的核心对象，中国史多未从整个历史巨岩的各种“风化”入手，造成人们一直觉得“山崩”是因为英雄的“力拔山兮”，亦或是“天意使然”，历史就是朝代更替和“天下大事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这方面，吕思勉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为证明“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其采取的是全景式的历史素描法，往往从细微处让人感受历史发展的必然。

  譬如以往讲述南宋之败，大多仅仅止步于国富兵弱，以此感慨国防的重要性，而当吕思勉的历史广角镜全景扫过，我们从中却会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宋代的人民，是很为困苦的”。继而，吕思勉从民间借贷和江南佃租的“小切口”深入考据，终于让我们明白中原统一的汉政权第一次完全沦落当时异族之手，绝非偶然——在士大夫阶层“论事则好为高远之谈，论人则每作诛心之论”的整体性格“风化”的同时，市民、农民等政权基础的悄然“风化”终于让南宋灭亡这样的“山崩”必然出现。

  这种“风化”与“山崩”的关系，实际上是吕思勉先生社会学史观的外延。在吕思勉看来，以往所有历史书写的毛病是在于“不知社会的重要”，因为不知道社会的重要，才会专注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专门描写“山崩”，而轻视“风化”。吕思勉着手写自己风格的中国通史时，正是“五四”前后，当时“新史学”的风气正盛，“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对社会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十分看重。这种史学界的思潮显然对一直以来十分推崇梁启超史学观的吕思勉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吕思勉在《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中表明了自己对“新史学”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态度：

  “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会显示出更多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因为他要以此向读者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我们能够在《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中清晰地看到这种现象，比如其开篇特意设置的“绪论”，先讲述个人对于历史的定义和价值、我国的民族及疆域、历史分期的依据等的观点。而后在涉及到各个历史朝代的时候，也并未以编年体或国别体为索引，而是从制度、文化、社会、对外交通、思想和文艺、民族和宗教等方面解剖朝代，其意义正是在于作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多少事实”。也就是说，“山崩”式的历史事件不应该占据历史的所有，相反，社会学角度的全景展示才是启发民智，特别是理解历史的金钥匙。

  在这一点上，吕思勉先生丝毫不避讳将自己的思想在史书中表述出来，上面提到的学术性和思想性也正因此而凸显，且成为吕氏中国通史的最大的特点之一。比如讲到汉末一章，一般史书自然是介绍宦官、外戚对于政权的蚕食，但吕思勉在分析后汉政治的时候，却提出了“党祸”的概念，要知道这一概念一直以来却是明朝的标签。进而，吕思勉直言“党祸”起于后汉的士好立名，初则造作名目，互相标榜，继而非议公卿，裁量政权，加之当时游学之风极盛，太学诸生至三万余人，恰好做了横议的大本营。如无立足“风化”而看待“山崩”的视角，没有前面全面分析考据后汉社会各方面的功夫，想来吕思勉先生也难以得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对于读者受众来说是最可宝贵的凡例，大家从中看到了一种“新史学”的曙光，即历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历史结论也不是定不可改的，人人皆可去思索历史的“山崩”，进而去体味隐藏于其冰山之下的“风化”。

  若从结论进行反推，也许我们就能明白吕思勉先生这种强调“风化”与“山崩”并重的“新史学”主张的来由：为何“常人常事”如此之重要，因为这是历史出现质变前的量变积累，而这正是社会学的题中之意，又为何要用社会学的眼光角度重新看待历史的量变与质变呢，因为在吕思勉先生内心，其对于进化史观一直有着一种深深的信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界迎来了变革的时代，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最先是严复先生通过翻译《天演论》兼论史学进化论的可能，而同时吕思勉最为敬重的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史观，发出“史界革命”的号召。这之后很长时间，吕思勉都深受震动，他积极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引撰写了成名作《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

  也只有明白进化的至关重要和必然，才能认识到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吕思勉先生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吕思勉这位史学界公认读书最多的学者，这位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的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在与历史打交道，但其眼光却是未来的，是“少年中国”的，其在中国最黑暗、最悲惨，也是对西洋、东洋文化最谄媚、最盲从的时代，大声疾呼：

  “以欧洲近世文明的发展，而弱小民族，遂大受压迫，国破、家亡，甚而至于种族夷灭。这种文明，到底是祸是福？至少在弱小民族方面论起来，到底是祸是福实在是很可疑惑的了。此种病态的文明，岂可以不思矫正？要矫正它，非有特殊的文化和相当的实力，又谁能负此使命？中国人起来啊！世界上多少弱小的民族，待你而得到解放呢。”

  历史不是凝固的，历史是鲜活的。读史更要加入自己的思索，方才不是读死书和死读书，才能最终实现吕思勉先生所说的“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则可以臆测将来，略定步趋之准则”，即明白今日社会之所以为此的原因，更明白未来应走的路在哪里，因为虽然科技可以日新月异，但人类内核的东西却一直在传承不息。这就像安德鲁•玛尔在《BBC世界史》自序中举的那个例子一样：

  “如果你可以复活耶稣时代的农妇或者阿兹特克族的勇士，你能够让他们理解你手里正在刷屏的手机么？他们根本不会理解你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给他们讲斯大林的故事，揭露政治家的腐败，或者谈论当前阿拉伯世界人民与独裁者的战争，他们会很快了解你要讲的事情。”

  是的，每个时代“山崩”的形式也许各有不同，但之前无数岁月里的“风化”却往往彼此相像。如果从这个方向深望过去，吕思勉先生一直强调的进化史观和社会史观背后欲言又止的东西就会渐趋清晰：你我虽为凡人，但我们却是历史真正的王，历史从来不属于任何帝王将相，没有人有权利和资格对“常人常事”指手画脚，因为他们借以恐吓我们的“山崩”，正是源自你我朝夕间的“风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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