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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上好的小孩的上好的年代

  作者：线条 发布时间：2008-09-15 00:33:52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许，对某些人来说，也曾是一个最差的年代。）

   

  这个年代，人人干劲十足，天天向上。路不拾遗，天下一家。

  这个年代，有除四害，苏联老大哥，以及粗茶淡饭，还有大鸣大放，以及反右、大饥荒。

   

  这个年代，每家都有很多娃娃。娃娃们又都住在一个院子里，男娃娃女娃娃讲鬼故事学英雄练举重捉苍蝇吃蚂蚁卵。

   

  这个年代，爸爸们管娃娃的手段一般是打。有错必打，打了屁股必开花。开花了也不能讨饶求救——虽然整个院子的家属都可以搬来做救兵——否则，在小伙伴面前的地位类似叛徒。

   

  这个年代，学习成绩不是评判娃娃的唯一标准。人们对顽童的容忍度要高很多。

   

  钟丽思，就是这个上好的年代里的一个上好的小孩——和那个曾经叫做豆豆助的黑柳彻子一样，这个上好的小孩似乎也患了多动症。在课堂里坐不住，脑子里有许多的奇思怪想，不是抓鸟放虫，就是观察同学自编故事，精力过剩而人缘极好——无论是极娇的关宝宝学习不好的邓壁儿还是爱睡觉的柳风眠穷人孩子早当家的段志高，都是她极好的朋友，挨打时为她送饭送衣，挨打后背她上学放学，关宝宝还把贴身的肚兜送给她，为的是让她罚站时不被穿堂风吹着肚子。就连和她走完全相反路线的乖妹妹，也是一边又急又怕得手指发抖一边为她放风望赌。

   

  因为她对人也极真。她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家有寡母孤弟的段志高不肯和她结拜也不肯收她的钱，于是她就脱掉洋纱小裙，拆掉小辫子，和他一起拉小车赚钱。她爱憎分明，坚持真理，竟然在爸爸面前喊出“士可杀不可辱”。虽然是做了一件救人命的好事，但也坚决不愿意爸爸去医院查证，只为爸爸的些微怀疑让她觉得受伤。

   

  其实，她的老爸老妈也是上好的家长呢。虽然爸爸一心用带兵的方法来养她，妈妈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但是他们用行动告诉孩子什么是真，什么是爱，还有原则。比如这个老爸吧，一心想把这个早年失落身体羸弱的女儿培养成一个响当当的将门之后。一边让她跑步练拳爬山增强体质，告诉她只要耗子能活的地方她就应该能活下来；一边给她讲史书兵法，金戈铁马纵横俾驷；而只要女儿犯错，一定是先狠揍一通再讲道理。老爸的道理还真是大道理，比如不能折损人的尊严，拳头不能向自己人挥去，永远不要逃避。他并不把女儿当不懂事的孩子，而和她认真地探讨一个正直的人生应该有的原则，以及幸福和爱情。所以，这个总是屁股开花的孩子有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明白而坚持。

   

  包括老师，这个考试总是第一操行分总是丙等丁等的顽劣少年，也三生有幸，碰上了好几个有耐心、爱孩子、懂得因材施教的好老师。虽然大部分的老师对她头痛不已，但是，这个孩子能够一直保持着本真的性格，和对自己的信心。

   

  包括她的朋友，从一起挨打的顽劣同伴到忘年交的陈书剑，也是上好的朋友。陈书剑并不因为她小她顽皮而忽视她的秉赋，用激将法教她如何吹那管上好的紫竹，用心体会草木君子应有的风节和格调；也严肃地和她探讨所有人都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理的问题——稻田是否真的能亩产七千斤，最好自己去种田试验一下。

   

  谢谢钟丽思，让我们看到一个透明清澈的年代。亲情，友情，爱情，还有人情，都是那么纯粹和本真。不夹杂一丝一毫的功利诉求，也没有一点点饱染世故和沧桑的沉重。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飘荡之后，仍然能用这样透彻的笔让我们看到这样明快而纯真的童年，也多亏了那个上好的年代造就的这个至老仍然一腔赤诚的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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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火相传的耕耘

  作者：美善真 发布时间：2022-12-05 01:07:57

  是故教农者，有司之实政也。嗟乎！人有言之，作者其圣，述者其贤，刊耒耜，画井疆，教稼穑，开蚕织，使民脱茹毛饮血缀羽被卉之陋者，非圣人神明作利万世者乎？时树艺，谨牧粥，戒窳惰，抑侈费，不有后贤政术之修，则圣人利世之泽浅矣，而不可恃也。故作之者犹缔构其室者也，述之者犹修治敝漏以衍其室者也。要之，作述之功虽殊，重农本而悲民穷，圣贤仁以施政之心则一尔矣！

  放在当今看依然是至理名言。作为农业从业者，工作十余年，天南地北的跑，各种作物都有涉猎，当今农民依然是很辛苦很辛苦，面朝黄土背朝天，还要承担极端天气等等风险，投入和收入不成比例。看作者写序言时候字里行间的体恤民情，我眼里泪水在打转，面朝黄土背朝天，晒得黝黑，只为填饱肚子，和南北朝比我辈现在要幸福多了，各种先进技术和品种，产量都要远超那时，但是作者写瓜果那篇，说离城近的多种点瓜果蔬菜可以进城卖掉多赚点钱，瞬间就和我现在在田间地头和农户聊天的感觉一样一样的，这就是我辈的责任啊，这就是千年后我辈的责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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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信拼图——读阿摩斯•奥兹小说《黑匣子》

  作者：珊瑚 发布时间：2009-10-12 13:55:16

                                                   书信拼图

                   ——读阿摩斯•奥兹小说《黑匣子》

      读完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再读阿摩斯•奥兹的《黑匣子》，同样涉及宗教、爱情、婚姻和家庭，前者如实证分析法学派，呈上逻辑严谨价值统一的完整结构；后者如自然法学派，侧重错综复杂的矛盾线索。

     《黑匣子》是一部非常精致的小说。小说的题目表示了写作手法和目的。黑匣子是飞机上的记录仪器，一种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种是座舱话音记录仪，仪器上的4条音轨分别记录飞行员与地面指挥机构的通话，正、副驾驶员之间的对话，机长、空中小姐对乘客的讲话，威胁、爆炸、发动机声音异常，以及驾驶舱内各种声音。整部小说采用书信体，借人物之间的通信对话将故事缓缓展开。书信体是一种缺点很多的记叙方式，有违一般阅读习惯、容易造成结构的松散和不流畅。但奥兹却将“黑匣子”特性（即向调查者提供飞机出事故前各系统的运转情况，帮助人们根据机上人员的各种对话分析事故原因，以便对事故作出正确的结论）和书信体紧密结合，不著一句主观评价将故事讲完。

      首先，不同人物的书信对话仿佛黑匣子的不同声道，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照应，并且保留了这次声音和下次之间的沉默。作者则借书信站到了故事的外面。这样的结果是，因为需要了解事情的真相，读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故事发展的进程中，用自己的逻辑和常识乃至偏见将声音之间的沉默填满，令故事自行顺畅。小说因此而具备了略萨所称的“说服力”。

      其次，书信体顺利实现了叙事者和叙事角度的频繁切换。这种切换有两个好处，一是丰富了小说的叙事，二是能像悬念小说一样吸引读者。不同的人物（依兰娜感性，阿历克斯深沉，米晒勒不坏却让人厌烦，……）以第一人称分别从自己的立场贡献出往事的一部分，部分和部分之间又难以避免存在《罗生门》那样不能吻合的情况，随着通信的增加，往事在麻花般缠绕的书信结构里逐渐清晰，读者将不停地改变对人物的评价和判断直到小说最后一页。

      最后，书信体与奥兹的写作风格相得益彰。不同于萨尔曼•鲁西迪在《午夜之子》里举重若轻的幽默和无比强悍的说书本事，奥兹说自己的写作风格就像“耶路撒冷的石头”，沉默、坚忍、充满意义。《黑匣子》中，奥兹作为作者，始终保持沉默，但他的坚忍，他对意义的探索和追问通过人物信中的冲突矛盾传达到读者内心。小说中，奥兹对狂热主义的批判，对逃避现实思考一味依赖宗教解决问题的批判，对种族矛盾的思考，对爱情之非理性的理解和悲悯等，赋予小说可见的精巧之下的坚实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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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乔秀岩：《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序言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7-04 11:44:11

  如果说认识即知差异的话，读书恐怕要分两种。第一种读书，即将自己的认知世界与书对照，看两者之间的差异。第二种读书，则将其他书与此书对照，观察其间的差异。第一种读书，我且叫作“自然”的读书，是我们平常默认的读书方法。我们按自己的兴趣看书，没有兴趣的不会去看。拿到书先翻翻，如果内容都是自己熟悉的，不会认真看。若有对自己新鲜的内容，看看讲得对不对、好不好，好的吸收，不好的跳过。读古书也如此，我们用自己的常识或“学识”去看古籍，丰富见识，积累组织自己对古代世界的认知，有时感到书中所述与自己已有的认知有矛盾，则要思考究竟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书讲错了。我与书之间，有一种循环交流的过程，而最后的目标在于完善自己的认知世界。第二种读书，相对于第一种，可以说是“变态”的读书，我们 不是为提高自己，而是有兴趣探索这部书，才用这种读书方法。将此书放在其他诸书之间进行比较，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观察异同，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评估这部书的特色。不以自己的认知世界为标准，所以也容易跟别人共同讨论研究。用“自然”的方法读一部书，每个人的感受会不一样，甚至会产生各种错觉，有时也形成对此书的错误印象。但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书中讲的内容究竟对不对，要做考证，也能得出一个大家公认的结果，会有一种客观性。考证自然需要参照其他文献，是否也进入了“变态”的领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样还不够“变态”，因为这种考证最后的关心仍然离不开自己的认知世界，尽管这一认知世界可以跟“学术界”连通。我说的“变态”读书，要忘了自我而追求此书的意义，越过此书内容而探索作者的思路。说是忘了自我，读书的主体仍然是我自己，主观性是始终不免的。但这种读书最后的关心点不在自己的认知世界，而在作者的认知世界，就在这一点上，与“自然”的读书正相反，所以才叫“变态”。我和叶纯芳在“古典与文明”丛书中的两部《读书记》想要提倡的就是这种读书方法，我们认为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要自觉排除“自然”的读书方法，采用“变态”的读书方法。

  以一部社会学经典为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看不妨视为一部思想史研究的名著，而且其研究方法很有特色，非常值得参考。不少人认为此书主张新教思想孕育了资本主义，而这偏偏是韦伯自己在书中明确否定的说法。这种情况正如不少人认为《菊与刀》提出“罪文化”“耻文化”的对立概念，而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明确讲到这是人类学的常用概念，同出一辙。这些误解，只要认真看一遍，应该不会产生。但很多人看这些书，都用“自然”的态度，只想知道作者的结论，因而书中的主张被极度简单化，结果形成违背作者原意的印象。我们稍微“变态”一下，关心韦伯的研究手法，会为他突出的学霸特性感到震撼。学霸非常全面地搜集以往的相关研究，对每一种研究都做过精细的评估，然后利用这些成果组织自己的研究。论述特别重视逻辑的严密，他知道新教思想与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无论如何都无法论证，所以彻底放弃因果关系，限定自己的主张为两者之间存在“亲和性”。“亲和性”只是主观认定，不需要客观证据，别人很难说你不对。再说有名的“理念型”，他也有很细心周到的一套解释。他描述一个人物，讲他的经历以及思想和行为，说这是一个“理念型”，绝不存在完全符合这一故事的真实人物，但这一虚构的人物最能代表一群人的共同特性。他自己都说这绝不是真实的情况，别人很难批评你。既然全面吸收以往的研究，他自己重新组织的叙述又很充实有趣，而且叙述方法严谨保守，很难挑剔，学界不得不承认是最伟大的新成果。可是“亲和性”这种结论太过保守，保守到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所以世人不管作者自己的否定，还是认为韦伯主张了新教思想孕育了资本主义。

  十多年前我偶然买到一本《乡土中国》，一口气看完，叹服费氏分析中国社会之深刻，而短小的篇幅引用十几条《论语》文句来说明中国社会的特性，让人印象尤其深刻。这是我“自然”读书的经验。最近有教学需要，重新认真看此书，而且对照《菊与刀》、米德And Keep Your Powder Dry（此书似未有汉译，我看的是日译本，下文简称“米德书”）来看，忽然意识到《乡土中国》是以西方社会学、人类学为理论基础的。例如在讨论法治与礼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等方方面面问题，分析“乡土”社会基本特性时，《乡土中国》都要用“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做解释。中国的传统社会“社会变迁速率”很低，所以老人受尊重，传统文化受重视。相反，现代的城市社会，“社会变迁速率”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地缘而不是血缘，保证这些关系的是合同与法律，这样才能发展经济。米德书讨论美国社会特性时，重点分析美国与欧洲尤其英国之间的差异，很多现象都用“社会变迁速率”来做解释。欧洲社会变化缓慢，所以很重视传统文化，美国社会变化很快，传统文化被媒体淘汰。

  两部书中提到的具体事例也有雷同之处。如米德讲到当婴儿生病时，英国老人都知道该怎么护理，是传统经验，与美国家庭没有老人，只能被杂志、广播的意见左右不同。费氏也讲过当他避难居于云南乡下时，小孩哭个不停，当地老太太教费氏用蓝布和咸菜擦小孩牙齿，果然奏效。很明显，费氏将米德书论欧洲与美国差异的理论挪用到乡下与城市之间的差异。于是我也有事后诸葛的发现，即费氏用“社会变迁速率”的地方讲得都十分轻巧，高明高到有些飘浮。原来因为是拿来用的理论，中间并没有自己苦心摸索的过程。这样看的时候，我已经踏入“变态”读书的世界了。

  我们要从《乡土中国》中扣除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因素，扣除干净之后，剩下的部分才是费氏自己的东西。只有这样看的时候，我才感觉自己能够更好地体会到费氏热情洋溢的精神努力，颇为其年轻朝气所感染。读过《乡土中国》的人，都会注意到全书反复以“乡土”与“现代”为相对概念。其实“乡土”当与“都市”相对，与“现代”相对的应该是“古代”。在此我们要推想在1947、1948年时，费氏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拼命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中国落后于欧美，要说欧美是现代的话，我们在没有赶上欧美之前不能算现代了。学过人类学、社会学的费氏自然要思考，中国之所以落后，在社会、文化方面能有什么样的原因？于是反思中国社会、文化的“乡土”性，费氏一方面以无限的同情描述、分析中国的“乡土”性，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表现出中国必须走向法治化、商业化路子的思想。由于当时苏联兴起，费氏甚至对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也有所考虑。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以社会改革为己任的年轻学者，天真、认真，充满理想，极具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

  《乡土中国》写得通俗，没有提到什么洋理论，但别忘了费氏是清华的高才生，留英时在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写过英文博士论文，稍早于《乡土中国》发表的《生育制度》中屡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叙述，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又明确讲到受米德书的直接启发，我们怎能不看那些书？看过米德书之后，我对《乡土中国》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些比较和观察会有一定的客观性，所以我后来看到日本一位长年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学者写过一部费孝通论（佐佐木卫《费孝通——民族自省的社会学》，2003年），介绍《乡土中国》即以马林诺夫斯基、米德、本尼迪克特的影响为主线索。想要了解《乡土中国》这部书的意义以及费氏的思路，不得不看米德他们的书，道理很明显。又如日本也有专门研究《菊与刀》的学者，据说有一批信函可证明“菊与刀”这一书名是书稿完成后由书商建议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据此才加写了第一章和第十二章的相关内容，又说《菊与刀》有大量袭用Geoffrey Gorer的论述的部分等（福井七子2012年的日文文章，英文题目为Benedict’s， Gorer’s and Mears’ view of Japan and Its People）。虽然我并不喜欢这种翻垃圾堆式的“研究”，但不能否认这些信息对我们了解本尼迪克特的思考过程是不无帮助的。

  费氏的情况也让我联想到郭明昆。我和叶纯芳曾经对郭明昆留下的一系列中国古代家族制研究进行过初步的“变态”读书，将十来篇论文按撰作时间重新排列，调查每一篇参考西方人类学论著的情况（请参《学术史读书记》所收《郭明昆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接受与利用》一文）。结果发现，没去过欧美的郭明昆阅读英文论著，紧跟当时西方最新的人类学理论，彻底消化，运用来分析中国古代家族制，精彩无比，令同时期留学美国人类学重镇伊利诺伊大学的冯汉骥望尘莫及。但郭明昆做完这些理论分析，就失去了对理论的兴趣，埋头扎进中国具体现象的具体分析当中去，一去不返了。费氏的情况也跟郭明昆类似。费氏学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学得最透彻，但他关心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西方理论不过是拿来用的工具，用完就扔了，费氏后来也一直跟着中国的现实走。在此我有一个无法论证却抹不去的感觉：东方文化是否偏向具体实在的思考，与西方文化爱用抽象概念思考不同，利玛窦说“中国人不会用辩证法”（《耶稣会的中国传教》第一书第五章），讲的也是这个差异？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由个人与个人之间一对一的人际关系构成，与西方人通过抽象概念组织各种社会关系不同，这岂不是《乡土中国》所谓“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的所以然？偏向具体实在的思考习惯是否让我们容易急着要结论，较不容易做“变态”的读书？

  以往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往往将“思想”局限为哲学及政治思想。我看过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感到无聊到很难受，因为余氏关注的就是“思想”，而我对这些提不起兴趣。我拿过张寿安的《以礼代理》，看到书中对凌廷堪的代表作《礼经释例》置之不理，知道张氏也只关心“思想”，不关心经学、礼学，竟放下未能卒读。我还见到过一些人，因为自己喜欢“内圣外王”“经世致用”那一套思想，愣说古代学者莫不秉持这种精神，不需要论证。以往学界受民国“科学”考据学观念的影响，迷信自以为是的学术标准，讨论古代的经学著作往往都要分析优缺点，哪些做得不错，又有哪些不足之类，形成经学史论文的套路。以自己的标准评判古代学术，作为“自然”的读书态度固属无妨，但不能作为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礼制研究，则多由历史学家推行，因而容易偏重政治意义的探索。以往这些学者都在用“自然”的态度进行研究，所谓“古之学者为己”，都是为了完善自己的认知世界而做的努力。我们谈论思想、经学、礼制，容易觉得这些都是客观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只能作为我们的主观认识而存在，所以这些研究都要在信仰共同学术前提的小圈子内，互比识见、境界的高低。我希望今后的学者“为人”，一来以古人自己的思考过程为研究对象，二来做客观的讨论，大家共同研究。现象世界千变万化，而人类的认知要靠单纯的概念及语言。因此，当以古人的主观为讨论对象时，我们的讨论才容易更客观。举例来言，如何理解“新教伦理”，只会言人人殊；如果讨论路德著作中的路德思路，则应该较容易达成共识。

  冯茜研究中唐至北宋的礼学，从杜佑到朱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令人刮目相看，目不暇接。对于本书讨论的著作和人物，近些年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冯茜全面掌握这些成果，对每一种研究进行妥善的评估，进行选择性引用，颇有类似韦伯的小学霸气势。其实冯茜都亲自阅读过原始材料，建立自己的观点，别人的研究只有参考意义。冯茜对相关礼学著作进行了纯粹经学的比较分析，也重新探讨了其中的“思想”问题，又研究了制度因革背后的动力，均出自创，十分新鲜。当今学界，研究经学、“思想”、礼制分别都有一些专家，但未有人能兼通这三方面。其实唐宋人自己岂有近代“文史哲”之分类意识？冯茜对这三方面都下过功夫，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然后忘掉“文史哲”的学术框架，探索唐宋那些人物各自不同的学术前提，追寻他们的思路，这样才获得了目前最开阔的视野，对这一时段的礼学史提出了目前最恰当的新理解。提出这么多重要的新理解，通常要么浮夸，要么焦躁，像我二十年前的博士论文，然而冯茜叙述得淡定无惧，我看是十多年来她孜孜读书，始终坚持忠实自己的结果。好样的，痛快。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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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的前世今生

  作者：李多 发布时间：2011-06-08 09:40:41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的前世今生

  [日期：2008-02-26] 来源：豆瓣网 作者： 陶一酌 [字体：大 中 小]

   

  　　一时好奇，通过国家图书馆引擎馆藏检索黑格尔著《历史哲学》。检索后发现，王灵皋译《历史哲学纲要》大约是与之相关的第一个版本，出版时间是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从书名上看大约是节译本，未亲见此书，不敢妄断。

  　　

  　　王造时，谢诒征译《历史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版应该是完整的第一版，这是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第2集，32开，四册，精装，比较心仪这个版本，分册阅读大约要轻省不少。

  　　

  　　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因领导抗日救国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七位在1936年11月曾为此下狱，史称“七君子事件”。明天即为九一八事变76周年纪念日，同样发生在1936年，如果王造时系同一人的话，王造时彼时对于时势与历史的看法就很有意思了，他是否也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人在当代与历史的洪流中应该如何抉择？这些问题似乎也不难纾解，惟有心人考之，文化的脉流与时势的动向到底如何，这段往事的念想大约是值得用笔、用心去重新行走和体量的。

  　　

  　　上海神州国光社于1946年再版了王灵皋译历史哲学纲要，该书第一版也为347页，应该是节译本，商务的版本728页应该可以大致认为是完整的。

  　　

  　　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再次出版王造时的译本，此时单标译者王造时，谢诒征先生何去何往成了一个疑问？ 检索显示；572页 : 表 ; 21cm. -- 2002.42 : ￥1.80，不太明白这个表述，21cm大约应该是书的长度，开来是开本加大了，页数变少了，成为一本书了。

  　　

  　　北京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再版王造时译本，称为新一版，还是572页，21cm. -- 2017.108 : ￥1.80。

  　　

  　　台北大林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谢诒征译《历史哲学》，728页 ，21cm，系大林学术丛刊第7种。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再版此书，1999、2000年重印，2001年该书作为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文库的一种又再版，2006年该书又一次再版。

  　　

  　　王造时，谢诒征译本另有缩微版，由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制作的发行拷贝片，2002年出版，1盘，1:14，16mm。

  　　

  　　可以这样说，这本的出版经历了战火、革命、动乱，似乎一度沉寂了，但它给人的影响却始终存在，因而一版再版，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经典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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