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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静气说语文

  作者：惠心一笑 发布时间：2016-04-14 11:55:47

  浅评《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三集》

  从就学到参加工作，我从语文课和语文素养中受益匪浅，对语文教育有着一种天然的好感与亲切，也偶尔关注着语文教育方面的新闻和动向。然而，近些年来，我却发现似乎越来越看不懂语文教育了。在媒体的报道中，在众声喧哗中，对语文教材的批评、对语文教育的吐槽、对高考作文的戏谑，似乎成了一种社会文化流行状态。

  语文课本怎么了？语文教育怎么了？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关心，我翻开了《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三集》，希望从文学史家、教育家的见解中寻踪觅迹。

  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语文教育研究论述集，作者从近年来语文教育研究的众多文章和成果中，选取了相关篇章，编撰为“课标与课改”、“教材编写”、“高考语文”、“语文教学”、“研修文化”、“大学本义”、“文学生活”等七个方面，可以说涵盖了语文教育和语文素养的方方面面，虽说不上大而全，也足以自成体系，让读者了解作者在语文教育研究方面的观点见解、心得感悟以及呼吁和革新。

  “语言文字是最精美的艺术”，而语文教育则是培养这一“艺术”的温床和土壤。前不久，微软开发的聊天机器人Tay，和人类聊天不到24小时，就被“教坏了”。这则新闻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和深刻反思，强大的人工智能以其意外的沦陷，再次证明了语言的力量。语文和语文教育能长久的引起关注，造成众声喧哗的局面，也必然有其现实的意义。

  在所有关于语文教育的众声喧哗中，我们不能仅从媒体的报道中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更应该静下心来，看看从事语文教育研究专家教授的声音，这样才能更准确全面的认识当前的语文教育。比如在《如何看待语文教育水平的低下？》一文中，作者指出“语文教育水平的底下，是这些年媒体非常关注的问题，几乎每隔三两个月，就会有一次关于语文教育的热炒，这在其他学科是少见的。”在长期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温儒敏教授为当下的语文教育鸣不平：“'语文教育水平低下'并不是新问题，近百年来一直吵着低下，几乎从未有过对语文教育水平满意的时候。”正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引起关注，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一味的热炒批评，则容易造成矫枉过正，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作者的许多论述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平心静气、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力求做到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本书还有具体的“方法论”，对教师的教学、家长的辅导、学生的学习都有帮助。比如“语文教学”板块中，作者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鲜明地提出语文教育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共性要求，比如《语文的本质就是“多读书”》、《培养读书兴趣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让学生多读“闲书”》；还有很好的问题建议，《语文课要“消肿”“减肥”》建议：“要上干净洗练的语文课，着眼语文，着力语文，直奔语文教学的核心”；《处处扣着写作来阅读是很累的》提出：“文艺腔”是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一大弊病，教师应当远离这个东西。而在“高考语文”中，则更为高考语文的教学、复习应考指出了方向。

  同样需要平心静气地对待的还有语文的外延，作者专门安排了“大学本义”、“文学生活”两辑来说明语文外延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有志于深入研究语文教育、喜爱语文的人来说，也是极好的精神食粮。

  原创书评，转载使用请豆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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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启动了生命

  作者：712 发布时间：2024-03-03 21:58:52

  伊格尔顿这本书虽然在讨论文化之用，但总体还是溯源的根本问题中周旋于各种哲学大佬。

  在抽象不过的文字中找到理解的钥匙是不容易的，总是要有很多次重复的咀嚼再思考才能领悟其中的逻辑与悖论，在形色的主义和哲思中很多路都是死胡同，它们只能定义一些问题而不能再宏观的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所以会被推翻，会有反对，会遭到更多人类新主义与新的思想的冲击，然而是不是新的就是对的是更多的疑问。

  当世界有了物理与科学，有了了解和解释世界的真正的理论做支撑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一些人类早期运用的工具，或者说创造出来有支配力量的意识形态。可以说科学是一条真正的能够抵达起源真理的可操作性的研究课题，不过到达终点或许还遥遥无期，当我们知道一定的真相并得知自己的渺小则会更加敬畏与恐惧真相的不可预见甚至超越想象的。那正是现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是人类想象力所塑造的未来，它是戏谑的带有讽刺或是灾难感的一种形态，底层则是未知的神秘。

  所以我们要是试图走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抵达，那将会是与时间的赛跑和无尽的实践。

  当然还有很多人试图用哲学来解释这世界运行的规律，自然会解释我们的起源，这里就会有极大的分歧，因为没有了限制性的公理，而是人类大脑所创造的思考力的结果，但是问如何可以让被创造出来的人类思考来解释创造者本身呢？这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何用你自己去定义你的父亲呢。当然会有很多的珍贵的线索和模式，但终归逃不过片面和个性化的障碍问题，所以就有了叔本华、维特根斯坦、马克思、尼采、黑格尔等等这些人的思想，他们碰撞着把世界的社会性推进到时间维度里，形成了多源多彩的思潮与革命。

  伊格尔顿很直白的把一些哲学家的理论与思想结合政治与社会秩序讲了明白，道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它的存在也是有局限性的或者说只是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部分现实逻辑，我们内在的自我与创造的神始终是统一的，那才有了工具来处理这些思想换来稳定的发展，无论是积极乐观的或是消极悲观的，都有一些迷惑在其中，他们无法在根源处站住脚来支撑他们很有意思但没有太多意义的思考。似乎哲学这条路来探源是跳起来的，是空中楼阁，所以哲学家很多跟大众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大众不需要哲学去解释什么，那只会在有逻辑思考的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混乱或对世界更混沌的认知。

  虚幻的梦境可能是众人更多的选择，因为似乎世界有可能根本就不真实。

  所以溯源到最后，最初的我们认知世界所创造的神是最终解。一步到位，无需多言。它似乎仍然是至今的最优解，那些灿烂且残忍的文明、异质性与融合性并存的文化、赋予生命力与充斥着毁灭气息的艺术都在这一切的基础诞生繁衍，人类用自己创造的神来解释起源恐怕是人类最伟大的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原因了。

  这本书很小，但是很耐读，每一两页就会有很多值得思考的论述，着实是一部非凡的脑力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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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陳壁生：邢昺《孝經注疏》考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07 09:19:34

  提 要

  《孝經注疏》舊題北宋邢昺所作，但經陳鴻森先生指出，其書大體沿襲天寶朝臣所疏，而天寶朝臣又多從開元時期元行沖舊疏。在此基礎上，由於敦煌新出皇侃《孝經義疏》，日本新發現劉炫《孝經述議》寫本，通過文獻對勘，可以考見《孝經注疏》之疏文有許多地方沿襲皇侃《孝經義疏》、劉炫《孝經述議》。由於皇侃、劉炫的書在北宋已經佚失，就此可以證明《孝經注疏》確實是邢昺沿襲唐人疏文。邢昺本人說他作疏是“翦截元《疏》”，從《孝經序》題下疏文可以考見所謂“翦截元《疏》”的痕跡。同時，《注疏》一書有時候遵從劉炫之說，認爲《孝經》是孔子虛擬與曾子的對話情景，有時又認爲孔子與曾子確實有對話，這表明邢昺校對時在唐人《注疏》與自己的立場之間搖擺不定，使這本《注疏》多次出現踳駁矛盾之處。由諸種線索，可以窺見《孝經注疏》之成書真相。

  

  今存《十三經注疏》中，唐所定《正義》，九經之注雖有優劣之分，然其義疏皆能保存六朝舊義，博洽宏通。而宋初所定《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則遠不逮九經正義之博大。邢昺所校定《孝經注疏》，踳駁尤甚。今考《孝經注疏》之原委，一述阮福、陳鴻森考訂疏文成果；二考元行沖疏之襲皇侃《孝經義疏》，劉炫《孝經述議》諸家，及元疏之疏陋；三考邢昺校元行沖《疏》之一例，并邢校之後《孝經註疏》之多處自相矛盾。以此可以窺《孝經注疏》之成書源流，裨使讀此《疏》者知其原委。

  一、《孝經注疏》作者問題

  《孝經注疏》，舊題邢昺所作。邢昺《序》云：“《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詩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1] 依此序文，似爲邢昺以元行沖《疏》爲藍本，有所增刪，而成《孝經注疏》。《四庫》館臣即據此爲說。《四庫提要》總結《孝經》唐玄宗注、元行沖疏、邢昺疏之事云：

  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唐書·元行沖傳》稱：“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2]

  以文獻而言，今本《孝經注疏》之注與疏，歷經五個階段：

  一，唐明皇開元初注， 見日本國京都大學藏本開元《禦注孝經》，是書收入《古逸叢書》中。唐明皇改動經文，雜采眾說，爲之注解。[3]

  二，元行沖等朝臣爲明皇注作疏。

  三，唐明皇天寶年間重注，改動經文，又改動注文。 此即今《十三經注疏》本《孝經》經注內容。

  四，天寶朝臣爲新注作疏，但敷衍從事。

  五，北宋邢昺已經不知開元初注，只是根據天寶重注與疏，稍加增損、校對成書。

  其具體情況，玄宗於開元十年六月注《孝經》，隨後詔元行沖爲《疏》。至於天寶二年五月，玄宗重注《孝經》，據陳鴻森先生考證，天寶新注較開元舊注，“出入較大者僅十一處”。[4] 此時元行沖去世已經十餘年。而《疏》也重修，但考察新舊二注改動處之疏文，“知玄宗天寶二年重注《孝經》，其實多因循前注，鮮所更張。而天寶五載重修《孝經疏》，悉仍行沖舊文，但於《禦注》改易處稍作增飾，並填入《制旨》數事耳”（同前，頁55）。甚至數處明皇改動，而由於天寶朝臣之疏陋，導致疏文因之未改者。[5] 此爲邢昺所見唐玄宗《孝經注》、元行沖《疏》之情況。至於邢昺，阮福作《孝經義疏補》，詳考元疏、邢疏之修定，而以爲疏出元行沖，邢昺惟校定而已，阮福云：

  

  邢昺署銜下言“奉敕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攘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爲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敷引”，據此更可見邢實爲校定，並未爲疏。[6]

  因此，阮福《孝經義疏補》不言邢昺疏，但言“唐明皇禦注，元行沖疏，宋邢昺校”。然阮氏據《唐書》元傳、《宋史》邢傳立論，外證而已。疏文諸種複雜問題，懸而未解。及至陳鴻森先生作《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方使《孝經注疏》作者，邢昺“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之真相，大白於天下。觀陳氏之見，概有數端。

  一者，邢昺未見《疏》中所引諸家注本。《孝經序》邢疏云：“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 孝經注疏》，頁8）。陳鴻森先生據此曰：“劉炫發明孔傳之義者爲《孝經述議》，邢氏乃誤以爲《古文稽疑》，知渠非特未見劉炫《述議》，且並其書內容也莫之知。然則《正義》所引劉炫《述議》凡十八節，知皆行沖原《疏》舊文”。[7] 陳先生並云：

  玄宗《禦注》專行以來，諸家舊解俱微；復經五代喪亂，《孝經》群籍多亡，《崇文總目》孝經類著錄者，僅有孔氏古文經本、鄭《注》、禦《注》、元《疏》及邢昺《正義》五部耳。然則《正義》所引皇侃《義疏》二十三事，及魏晉以來謝萬、殷仲文、劉瓛、梁武帝、嚴植之諸家遺說，俱非邢昺等所得見者，其必悉仍天寶舊疏，尤無可疑。（同前，頁57）

  二者，邢昺未見唐明皇《禦注》所引諸家注本。明皇禦注，雜引諸家之說。而邢疏一一標明所引出處。如《開宗明義章》“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疏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 孝經注疏》，頁10、11）。陳鴻森先生曰：“前儒舊注，宋代見存者，僅有日僧所獻鄭注一家，藏諸秘府。然則《正義》曆記《禦注》所本前儒舊義，鄭氏而外，其餘孔傳、王肅、韋昭、魏克己諸家，俱非邢昺所及見者。是《正義》此等文字悉出行沖原疏，從可知矣”（同前，頁58）。

  三者，疏文尚存元行沖撰修痕跡。《聖治章》“郊祀後稷以配天”疏云：“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修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眾則鄭義已久。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陳鴻森先生引之並曰：“所謂‘自頃修撰，備經斟覆’者，正元行沖自道彼等修撰《禦注》、備經斟覆討論，終依王肅義也。貞觀所修《正義》，猶存‘大隋’之文，以此見譏後世；此‘撰修’云者，尤《正義》仍沿舊疏未經刊改之明證也”（同前，頁58）。

  故陳鴻森先生斷定，“邢昺等於元《疏》冗蔓處稍事翦截，事或可能”，但總體上，“邢氏《正義》大體悉沿天寶改修之舊文，其所增益者，蓋僅卷首玄宗《孝經序》之疏文耳”（同前，頁59）。今敦煌皇侃《孝經義疏》殘卷出土，而日本又發現劉炫《孝經述議》寫本，此二本，皆邢昺所不及見，而以此二本對照今傳《孝經注疏》，多有沿襲痕跡，故可進一步考證《孝經注疏》之來源，並明其書確多爲元行沖《孝經疏》舊文。

  

  二、元《疏》之剿襲他書

  邢疏既多爲元疏舊文，據此則可以考元疏之特徵。唐人義疏之學，多沿六朝之舊，如唐修《九經正義》實六朝經學之集大成也。而元行沖之疏證唐明皇開元《禦注》，亦多有剿襲痕跡。

  六朝義疏之書，佚失殆盡。然近百年間，文獻紛出，而以《孝經》爲最。其中，敦煌新出文獻編號“伯3274”者，爲《孝經》疏文殘卷，據筆者考證，此系皇侃《孝經義疏》節寫本，由此書與《孝經正義》類似之語，可以考見元行沖沿襲之證。又，日本新發現隋代劉炫之《孝經述議》寫本，使劉炫《古文孝經》義說，大白於世。陳鴻森先生述其事云：

  

  劉炫《孝經述議》五卷，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知其書唐時已傳行日本矣。是書中土久亡，宋人志目俱不載，蓋宋時已佚；惟其書日本則傳行不絕如縷。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教授，時任國寶調查委員會，於清點故家舟橋清賢家藏舊籍時，發現《述議》古寫殘卷，存卷一、卷四兩卷。其餘所闕三卷，林秀一氏複就日本故籍所過錄《述議》之文，蒐輯比次，爲《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一書，劉炫《述議》舊貌，十得七、八矣。[8]

  以此寫本校《孝經注疏》，亦可見元行沖之所襲用劉炫者。

  1，《孝經注疏》之襲皇侃《孝經義疏》

  而《孝經注疏》有數處沿襲皇侃《孝經義疏》者，明顯者有二。

  《開宗明義章》：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皇疏：…禁殺戮見血爲傷是也。[9]

  邢疏：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 孝經注疏》，頁11）

  此處釋“傷”字，《周禮·秋官司寇》鄭注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皇《疏》非引全句，而乃約鄭玄《周禮注》以釋之。《孝經注疏》與皇《疏》同，是《注疏》襲皇《疏》也。

  《士章》：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皇疏：士始升朝，離親辭愛，聖人所難，以義斷恩，物情不易，故曰士升朝也。（同前，頁1990）

  邢疏：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敍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 孝經注疏》，頁24）。

  此處釋士之孝于父，出仕爲政即能忠於君，其背景爲“士始升朝”，不能朝夕事父母，故言“以義斷恩”，《注疏》之說，明襲皇《疏》。

  皇侃《孝經義疏》，宋代書目無一著錄，知宋時已佚，而此二處明襲《義疏》者，實爲元《疏》爲之，此亦可佐證邢《疏》實大體沿襲元《疏》之說。

  2，

  《孝經注疏》之襲劉炫《孝經述議》

  《孝經注疏》所引劉炫之說凡十八處，可定爲元行沖《疏》之舊，邢昺因襲而已。而以新出《孝經述議》校《孝經注疏》，則《注疏》實用《述議》，而不標炫名者，歷歷可考。

  《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劉炫《述議》：引《書》證之，天子一人有善事，億兆之民賴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一人有善”也。“而德教加于百姓”，是“兆民賴之”也。[10]

  邢疏：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于百姓”已下也（《 孝經注疏》，頁12）。

  《孝經注疏》解釋經文結構，乃襲劉炫《述議》所言，一望而知。

  《聖治章》：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劉炫《述議》：夫子既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之極者。但孝非聖名，嫌聖行猶廣，欲言聖不過於孝，其辭無以發端，故更假曾問，然後爲說。設爲曾意言孝道之大如此，行似不復可過，敢問聖人之德，豈可無加於孝乎？心疑聖人之德無有大於孝者，故問之。子曰：夫秉天地之氣性者，惟人最爲貴也。人之所爲行者，莫有大於孝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所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也。能以其父配天者，則周公是其人也。（同前，頁106）

  邢疏：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 孝經注疏》，頁36

  

  《孝經注疏》言“假曾子之問”者，承劉炫《述議》以《孝經》爲孔子親作之說也。《孝經》之作者，唐以前皆定於孔子、曾子。如《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11] 鄭玄《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12] 而至於隋唐，劉炫獨立異說，云“《孝經》者，孔子身手所作，筆削所定，不因曾子請問而隨宜答對也。……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非曾子實有問也”（同前，頁78）。而《孝經注疏》沿襲劉炫《述議》此說，是元行沖爲開元《禦注》作《疏》爲之，而天寶《疏》因而未改，邢《疏》又從之也。《孝經》之中，《開宗明義章》有孔子、曾子對答，云“仲尼居，曾子侍”，又云“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三才章》有曾子之歎：“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聖治章》有曾子之疑：“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諫諍章》有曾子之問：“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凡此四出，前人皆以爲孔子、曾子對答，獨劉炫以爲孔子筆書，而假曾子之問。此劉氏力排眾注，獨唱異說者也。元行沖作《孝經疏》，於眾注解之中獨從炫說，於是每於經文言曾子處，皆詳加解釋，而於《孝治章》解釋，則全襲劉氏《述議》，惟略作修飾而已。邢昺校對前《疏》，亦因而未改。

  《聖治章》：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劉炫《述議》：德者得於理，義者宜於事。總六德之目爲言行之符。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故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謂行之於身，可使人所尊望也。作，謂有所造立，事，謂有所施爲。總百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作興於已，成器施於物，故言製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謂作之於己，可使人所法象也（同前，頁138、139）。

  邢《疏》：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知“製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眾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于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 孝經注疏》，頁39）。

  邢《疏》引一“劉炫云”，然其下實亦炫說，非《孝經述議》重現，今人不能知此也。其中“作事可法”疏，於《述議》疏文中間補入一句“《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必以《述議》爲本，方能補入此句。故此亦元行沖所爲，而邢昺因之也。

  《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劉炫《述議》：江右名臣袁宏、謝安、王獻之、殷仲文之徒，皆云五刑之罪，可得而名，不孝之罪，不可得名，故在三千之外。近世儒生，共遵此旨。炫案上章云：“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養，猶爲不孝。”此章承之，即云罪莫大於不孝，則不孝之罪，還是驕亂之比，驕亂之罪，豈得在三千條外乎？……或以爲《禮記·檀弓》云：“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公懼然失席，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此事在三千條外，斯不然矣。三千之條，經典亡滅，安知此事在三千條外乎？[13]

  邢疏：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既云“學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 孝經注疏》，頁43）。

  此章自鄭注、劉炫所見孔傳，至於炫所引“袁宏、謝安、王獻之、殷仲文之徒”，皆以爲不孝之罪，在三千條外。以不孝在三千條中，是以意解經，擅開新義。而《唐律》有不孝之罪，明皇禦注乃襲炫說，解爲“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 孝經注疏》，頁42）。故元行沖遂因明皇之舊，亦襲劉炫之說而疏之。其改易處，惟劉炫引袁宏、謝安、王獻之、殷仲文之說，以爲不孝之罪在三千之外者，“不孝之罪，不可得名，故在三千之外”，而元疏引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之說，以爲“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舊注”即鄭注，“聖人惡之”，即取諸鄭注也。[14]

  觀上所引四事，皆元行沖沿襲劉炫《孝經述議》，以爲《孝經疏》，而邢昺無所增刪。如阮福、陳鴻森所論，上引皇侃《義疏》、劉炫《述議》所證，邢昺於元行沖《孝經疏》，實大量沿襲，其《序》所謂“翦截元《疏》”，大爲可疑。

  

  3，

  《孝經注疏》之剿襲他書

  《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疏云：

  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于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 孝經注疏》，頁12）。

  《尚書·呂刑》偽孔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正義》與邢疏全同。《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一節，疏云：“《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 孝經注疏》，頁22）。“是知”以下一句，爲偽孔之言。又，《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疏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 孝經注疏》，頁43）。亦全抄《尚書·呂刑正義》。

  4，《孝經註疏》疏解之鄙陋。

  茲舉二例。

  《紀孝行章》：養則致其樂

  明皇注：就養能致其歡。

  注疏：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歡。（《 孝經注疏》，頁42）

  經文全句爲：“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其”字，全句除“養則致其樂”外，皆指孝子，非指父母。而《注疏》於“養則致其樂”句解“其”爲“親”，與全句不葉。所謂“就養能致其歡”者，即《論語》所言“色難”之義也。

  《廣要道章》：“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明皇注：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

  注疏：此夫子述廣要之義。言君欲教民親于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于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 孝經注疏》，頁43）

  經言“教民親愛”，明是教民有親愛之心，愛敬其親，而疏乃言“親於君而愛之”，殊爲不通。

  本來，元行沖生於盛唐，唐世《五經正義》多爲總結六朝義疏之作，如《禮記正義》多從皇侃，《毛詩正義》多從劉炫，其書雖不無小疵，然體大思深。《孝經》一書，今文有鄭玄注皇侃疏，古文有孔傳劉炫疏，唐明皇注經用今文，則多從皇疏可矣。然元行沖不能從皇疏者，以其書爲明皇新注，且明皇之注乃雜采古今諸家注而爲之，本無一定之體系，遂使元行沖作疏，不能據一說以采眾家，乃據明皇之蕪雜而疏之，則疏之蕪雜愈甚。及至邢昺校對元疏，若能據元疏而采摭群書，發明己意，或可修正舊文，然邢昺雖言“翦截元《疏》”，其實潦草從事，遂使疏文愈加矛盾百出矣。《孝經注疏》中，尚有一處可以考見邢昺“翦截元《疏》”之遺跡。

  

  三、邢昺“翦截元《疏》”痕跡

  邢《疏》序言自云“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 孝經注疏》，頁5），諸志目之書，不加考辨，剿襲其說。如《崇文書目》云邢疏系“咸平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15]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世傳《孝經疏》外，余家尚多。咸平中，昺集諸說爲此書”，[16] 四庫館臣謂：“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今試以邢疏中一例，考邢昺校對元疏之真相。

  玄宗《孝經注》序文，據陳鴻森先生《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所考，爲天寶朝臣所作無疑。而《孝經序》題下有一疏文，釋《孝經》今古文、經名之意、作者、時代，引皇侃、劉炫之說甚多，非邢昺所得見，而必爲元行沖舊文。其中言《孝經》作者，大引劉炫《述議》，文云：

  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唯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于間居，因得侍坐，參起問于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樸，躬行匹夫之孝也。”審考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于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爲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醜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 孝經注疏》，頁4）。

  而日藏劉炫《孝經述議》抄本云：

  炫以爲《孝經》者，孔子身手所作，筆削所定，不因曾子請問而隨宜答對也。……《別錄》云：“《孝經》之名，曾子所記。”……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作，值唯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斯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所生，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本萌於此。”其言雖則不明，其意頗近之矣。……曾子孝性雖深，名有由而發。史籍散滅，不可複知。藜蒸不熟而出其妻，明其家法嚴也。似而傷苗幾殞其命，明其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或亦由此成乎。……《孝經》作之早晚，則無以可明。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則孔子之修六藝，皆在反魯之後，讖緯群書多云《春秋》是獲麟後作，《孝經》之作，蓋又在後矣。[17]

  《孝經注疏》順序，先引炫說以證《孝經》實出孔子手筆，再言作《孝經》在作《春秋》之後，分明剿襲炫說。而其文又有非常可怪之論。疏引劉炫《述議》之後云：“審考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乃贊劉炫“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之新說，其後《疏》文，盡依此爲說。如《開宗明義章》“仲尼居，曾子侍”，疏云：“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爲之陳說。自摽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是言夫子筆下，虛擬情節也。《三才章》“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疏云：“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諫諍章》：“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疏云：“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云云，皆言《孝經》乃孔子憑空書寫，而非實有孔、曾對答。此劉炫獨異之見，而行沖所全盤剿襲。

  前句盛讚劉炫“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後句竟轉而曰：“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藝文志》及鄭氏分明以《孝經》實有孔、曾對答，而非憑空虛擬。此句與上引疏文言“假因閒居”、“假曾子歎孝之大”、“假曾子之問”，皆相互矛盾。《孝經注疏》明稱“元氏”者，唯此一處，而此句之行文突兀，前後矛盾，實足駭人聽聞，而爲本書之最大敗筆。細考文意，由“元氏雖同炫說”，可證此上皆爲元行沖舊疏，而此句即是邢昺所謂“翦截元《疏》”，自加己意之文，其後“其作經年”以下，亦爲元疏之舊。

  正因元行沖依劉炫之說，以爲《孝經》乃孔子手書，而假曾子以爲問答而已。而邢昺則依《漢書·藝文志》，以爲《孝經》實孔子爲曾子陳孝道。邢昺又不詳細校對元疏，導致《注疏》竟兩存其說，前後扞格。章名疏文與經內疏文之矛盾，計有三例：

  《三才章》章名下疏云：“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而經疏則云：“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 孝經注疏》，頁28）。

  《聖治章》章名下疏云：“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而經疏則云：“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 孝經注疏》，頁33）

  《諫諍章》章名下疏云：“曾子問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而經疏則云：“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已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 孝經注疏》，頁48）

  此三例，章名下疏皆以爲實有孔子、曾子對話，說從《藝文志》。而經疏則言“特假曾子歎孝之大”、“假曾子之問”，是以爲實是孔子自書，曾子不問，孔子無答，說從劉炫《述議》。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一是元行沖疏自相矛盾，邢昺因襲之而不改正；二是章名下疏爲邢昺所改，經文疏是元行沖之舊，故自相矛盾。無論哪種可能，都可以看出《注疏》之潦草從事也。

  四、餘論

  今本《孝經注疏》，實經三次改、校而成，一爲開元禦注，元行沖爲之《疏》；二爲天寶禦注，朝臣據元《疏》略作改修；三爲咸平年間，邢昺校定以成《孝經注疏》。《孝經注疏》之來龍去脈，遂成可考之事。

  一，元行沖《孝經疏》。唐玄宗《孝經注》天寶序言，云“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其實玄宗《注》逞己私意，肆改經文，雜采今古文《孝經》注解，而成新注，其踳駁遠邁前人。而元行沖《孝經疏》，大量剿襲前人成說，如本文所引襲《孝經義疏》、《孝經述議》之文。元疏於《孝經》大義，本無所見，而疏解注文，潦草從事，與唐修《正義》相比，判若鴻泥，相去天壤。

  二，天寶朝臣改元行沖《疏》本，如陳鴻森先生所云，“玄宗天寶二年重注《孝經》，其實多因循前注，鮮所更張。而天寶五載重修《孝經疏》，悉仍行沖舊文，但於《禦注》改易處稍作增飾，並填入《制旨》數事耳”。[18]

  三，邢昺校《孝經注疏》。一部《孝經注疏》，所引各家注解及本文所列沿襲《孝經義疏》、《孝經述議》，已居近半。其餘多處元疏，從而可知。邢昺自云“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其翦截元《疏》，容或有之，然所改動，必極微小，故此書絕不可稱爲邢昺疏，而如阮福直稱“元行沖疏，邢昺校”可矣。

  《孝經》注疏之學，以注言之，自漢至唐，雖注者不絕，而最具代表性者，惟今文鄭注、偽古文孔注與唐明皇御注而已。其中，古文孔注與《尚書》孔傳同偽，其年代必在唐之前，而其作者則不得而知。明皇御注，罔顧家法，雜采眾說，不足多之。惟鄭注雖爭議不絕，然至爲純正。自有清漢學復興以來，學者蒐集鄭注軼文遺說，以嚴可均堪稱最備。至清末，皮錫瑞成《孝經鄭注疏》，使傳世所存鄭義佚文，皆渙然冰釋，蜀中大儒龔道耕見其書而自焚其稿。其後，遜清遺老曹元弼復作《孝經鄭氏注箋釋》，其輯佚鄭注，不信東來之《治要》，惟從傳世之《釋文》，故未盡釋鄭注，然其以《孝經》鄭注救世之苦心，大可表彰。百年以來，敦煌遺書重見天日，鄭注幾近完帙，使今人治《孝經》之學，可能超越邢疏之疏陋，皮疏之殘缺，而重窺鄭注之真相。

  本文原刊《古典研究》（香港）2016年春季卷（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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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 唐明皇注，邢昺疏，《孝經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96年版，頁3。下文涉及本書的內容僅隨文加註，不再另附腳註。

  [2]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263。

  [3] 參見陳壁生，《明皇改經與<孝經>學的轉折》，《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2期；陳壁生，《從“政治”到“倫理”：明皇注經與<孝經>學的轉折》，《學術月刊》2013年第9期。

  [4] 陳鴻森，《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民國92年3月版，頁50。

  [5] 日本學者源弘賢以日藏開元初注本校今本天寶重注本，云：“今之《正義》多存元（即元行沖）疏之舊，何以知之？《正義序》曰‘剪截元《疏》’，若《應感章》‘長幼順，故上下治’，疏與注不合。及見此本，乃知字句用元疏而不改正也”（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本《唐開元禦注孝經》）。其後，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又云：

  今略校之，亦不特此條。《五刑章》“此大亂之道也”，此本注云“言人有上三惡，皆為不孝”。《正義》云云，亦與此本應，而與石台不合。竊怪邢氏翦截元疏，而不知元疏本為初注本而作，可謂至疏。豈邢氏作疏時第見元氏單疏而未見玄宗初注本，故其序文只知“天寶二年”之注，不言“開元二年”，而疏中與石臺本違異之處，遂失之不覺？（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頁25。）

  此兩處經注，原文如下：

  《感應章》：長幼順，故上下治。

  開元初注：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效上，無不理也。

  天寶重注：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

  疏：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

  又，楊守敬所言《五刑章》經注疏云：

  《五刑章》：此大亂之道也。

  開元初注：言人有上三惡，皆為不孝，乃是大亂之道也。

  天寶重注：言人有上三惡，豈唯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疏：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為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此二處，疏文明非解天寶重注，而乃解開元初注也，故疏文必為元行沖所作，天寶朝臣因之不改，而邢昺不知有開元初注，故引天寶朝臣所作而未加改動。此即可見天寶朝臣之潦草從事，亦可見邢昺之因襲疏陋。

  [6] 阮福，《孝經義疏補》，《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430。

  [7] 陳鴻森，《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前揭，頁57。

  [8] 陳鴻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民國87年6月版，頁314。

  [9] 徐建平，《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之“群經類孝經之屬”，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1988。

  [10] 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東京：文求堂，1953，頁225。

  [11] 班固，《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719。

  [12] 轉引自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前揭，頁80。

  [13] 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前揭，頁157、158。

  [14] 鄭注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聖人所以惡之，故不書在條中。”

  [15] 王堯臣等，《崇文書目》，叢書集成初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30。

  [16] 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26。

  [17] 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前揭，頁78-81。

  [18] 陳鴻森：《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前揭，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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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1简评一则

  作者：Evaonmars 发布时间：2024-01-12 19:52:17

  又是一本看着很厚但实际以图片为主的大部头，两三小时便能看完。

  文字比较官方，名人机构序言篇幅不少，更像地方建设宣传刊，理性客观地描述着邬达克的经历，对各个阶段他的所思所想几无涉及。但对钟情老建筑、想要追溯番禹路129号已尘封的过往岁月的人来说，是值得一看的。

  比起于邬达克的才能和他的设计之绝伦，书中更触动到我的，是那个时代的变革动荡和他在动荡时代下的生存能力；是建筑之于时代的符号意义，哥伦比亚圈，彼时的侨民集聚的租界，今时的花园洋房商业街；还是对番禹路129号被建造起后历经的变迁的推演还原，就像是还原了人与物如尘埃被时代洪流淹没的整个过程。所幸邬达克别墅还没被淹没得太彻底，还有人愿意费心将这颗明珠从尘埃中掘出，虽然这风光的复现或许只是一时，随后又会回到尘埃中去，虽然实地探访时仍不免遗憾惋惜昔日花园被铁栅栏分割为操场，四周被繁杂楼房包围遮挡而显得局促，但比起还有无数老建筑早已与这世界成为仅仅是“曾经存在”的关系，让人再也无法一瞥丽影，它已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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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中博物馆

  作者：瑾朵朵 发布时间：2020-01-06 09:51:34

  我是巨大人工建筑物爱好者。

  超级神冈，高40米，太小了

  金字塔， 高146.5米 ，太小了

  三峡大坝， 坝顶高程185米 ，太小了

  九龙城寨，有点意思，可惜已经拆了。

  我所幻想的巨大人造空间在 H.P.洛夫克拉夫特 的《墙中之鼠》中曾惊鸿一瞥，但那只是一个地下洞穴，文字毕竟是苍白的。而 马克-安托万·马修 的这本地下卢浮宫，终于具象实现了我脑中的巨大人工建筑的魅影：

  如果那座罗浮宫地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想过冰山全貌是什么样的吗？连绵的穹顶，无尽的回廊，恒河沙一样多的房间，一辈子无法看尽的文物，人类群星闪耀凝结成一件件作品堆放在博物馆中馆，终其一生也只能略览其中一部分，书中人耗尽一万多天也没有走到尽头，只能把毕生所见集结成数本笔记连同前人的心血一同交于后人……我做梦都想活在这样一座博物馆中，像鱼归于大海，也许会在其中发现一个感兴趣的区域而止步于此，余生都在此度过，再次抬头时已经是人生的末年。

  其实初看这本书第一反应是俄罗斯为了宣传位于莫斯科的师塞谢夫国家建筑博物馆（ Schusev State Museum of Architecture ）发布的一系列主题为“俄罗斯著名建筑下藏着什么”的宣传图片，而这本罗浮地宫就是 bigger than bigger 的存在，只不过作者一贯的强烈对比的黑白作画风格过于严峻、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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