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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吧

  作者：muyouzhi 发布时间：2013-07-29 01:04:52

  这本书买来送给一个初中女生。自己也快速过了一遍，一个故事加一些评论的形式来写青春期女孩可能遇到的方方面面，生理心理都有。我觉得对正当青春期的女生能起到一定解惑和帮助作用，但也认为应该有更理想的这类书籍。总体一般，我还是会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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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造一个尼采，再造一个上帝

  作者：珀卡 发布时间：2024-04-17 10:40:21

  “如果特里·伊格尔顿不存在，就有必要创造一个他。”有作者用这样的句子来形容特里·伊特尔顿其人对于时代的重要，这样的方式也适用于“上帝”，伊格尔的《文化之用》正是聚焦于此。

  虽然以“文化之用”为题，但特里·伊格尔顿的这本书主要聚焦于“上帝死了”之后文化对于上帝的替代作用。“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谈上帝，不如说是在探讨由于上帝的明显缺位而引发的危机。”

  尼采等人意识到了上帝之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打造一个上帝。只是人类似乎早已形成了一种惯性，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各种思想流派，以及种种现代派艺术，它们都有一个顶礼膜拜的对象，或是理性，或是精神，或是科学，或是艺术。

  另外一方面，“上帝死了”不意味着宗教也全然死亡，“宗教具有将理论与时间、精英与大众、精神与感觉相结合的能力，对此，文化永远难以匹敌。”文化是所有上帝替代品中最能够随机应变的，但它所作用于的人群是众生中的少数，是精英。宗教之所以难以被文化所替代的一大原因是，宗教能够在芸芸众生普通男女身上最大化地激起热情与真理的联系。

  就比如说启蒙运动，虽然理性已经被供奉进了庙宇，但它并非要完全驱逐宗教，宗教信仰与政治合法性有极大的关系，伊格尔顿指出驱逐宗教并不完全符合启蒙运动的政治诉求。启蒙运动的理性是一种极为挑剔与理智的理性，它不是常人所拥有的混杂着情感的理性，“大众被圣灵感孕说触动的可能性比被某种冷血的最高存在触动的可能性高得多。”即使脱离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如今的人们也依然能在剧院能在电影院获得这样的体验。

  特里·伊格尔顿在书中要处理的一大对立可以说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宣告了“上帝之死”的尼采，如果说他宣扬的是无神论，“那么原因首先在于他不关心文化的共同感，”“共识是卑劣的，世界是不成形的和费解的。”

  作为思想史类著作，《文化之用》虽然只有十二万字，但阅读它却给人大部头之感，原因在于特里·伊格尔顿的博学，在书中，他几乎达到了一个段落引用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的程度，无形中为这书增厚不少。读者想要通过这本书“理解当下精神生活源流”，却一不小心迷失在引文的迷宫里，于是开向了后现代这“真正后宗教的”荒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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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至简的人际交往原则

  作者：西风独自凉 发布时间：2014-07-30 20:27:27

  最近看了些人际关系的书籍后，越发觉得“大道至简”。人际交往的根本在于一颗“同理心”，卡耐基在书中也是用简明的表述和事例来说明这一深刻的道理，这也恐怕是卡耐基的书广受欢迎的关键点。看完全书，有几点值得深思：

      对于人际交往，首先就得承认人并不是绝对理性的动物，而是充满了情绪变化、成见、自负和虚荣的感性动物。所以当别人对自己冷淡，对自己责备，对自己抱怨时，应该更多的设身处地去想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可不可以大家坐下来商量解决？先缓和对方情绪，再理性商量。同样，当自己想影响别人的观点时，批评和责备只会换来相反的作用，潜移默化，正合时机的劝导才是有效的方法。当是自己犯错误时要先主动承认，这大多时候会激起别人的同理心；当别人犯错误时也得留全面子，不要吹毛求疵，这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更是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糊涂是一种智慧。

      其次，要善于真诚、慷慨地赞赏别人、鼓励别人。人的天性就是渴望获得他人的肯定，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人际交往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诚地关心他人，让对方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受尊重。当然，关心的方式很多，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及时给予关心。所以说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能让别人感动。在这当中，一定要看把细赞赏和奉承的区别。赞赏是把别人的优点放大，把别人很在意但自己不好意思自说的话说出来。奉承则是把别人没有的优点乱说一气，有的时候还会弄巧成拙，让人非但感受不到尊重，而是感动遭受了讽刺。

      再次，能调动起并满足别人的兴趣点的关注点。前提就在于交谈前尽可能地搜集到对方相关的信息，有针对性地交流。比如多谈论对方感兴趣的事情和观点，多聆听对方讲述，多让对方回答“是”。当想影响对方时，关键在于让对方认识到这件事情对他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利益转化。而不是老是强调“我想……”“我认为”。

        可以说，道理大家都或多或少知道，那为什么现实中很多人还困惑于人际交往的问题。所以作者在序言中也专门提到“想要从这本书有所收获，前提在于需要一种深切的、想要学习的欲望；一种坚定的、想要增进自己处世能力的决心”，“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时间和每日不断的应用所学到的原则”。行动胜过一切，实践才会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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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喂我，不要离开我

  作者：月色 发布时间：2008-11-26 23: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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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一个理论的办法不是远观而是实践

  作者：簌簌 发布时间：2013-12-11 11:32:52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加入一家公司，开始工作第一天就看到了各种熟悉的管理乱象：工作散漫的基层职员、不明确的工作职责、黑脸的文员、重复无趣的工作。 这些现象在许多的大型组织都有发生，而人们多习以为常：“都是这样的，你没办法改变，只能适应。”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决定要好好看看管理学，因为我不相信这是人必须忍受、无法改变的。

  当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可以我说我确实地被震撼了。我看过许多其他的管理书籍，多半华而不实。即使我看完了，仔细地思考过，我依然不清楚我到底接下来该做什么。而这本书全无陈腐的书生气，德鲁克的话语既风趣又尖锐。如果一个问题是管理层的责任，他会直言“这就是管理的无能(incompetence)”。他许多的见解我感觉好像说到我心坎上，让我不禁觉得“啊，这就是我的意思，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要这个”。这比起一些讲话拐弯抹角，生怕说话太绝对说错东西的书，看起来要清爽多了。

  但是清爽并不是这本书唯一的目标，它也应该帮助读者去实际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也正是此书最出彩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一个管理者带着实际遇到的问题，诚心去书中寻求解答，他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德鲁克已经帮他分清楚了每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而且还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理由。德鲁克说的东西是可操作的，这就是最宝贵的地方。

  尽管我尚不能作为公司的管理者去管一批人，但是我可以作为一名职员，去感受他所说的那些“帮助雇员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产力”的方法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效。我确实地尝试把其中一些方法应用在一些我个人生活的事情上，我发现这个效果是非常革命性的。也正是这个实践的结果让我更全然地相信他所说理论的正确。

  在豆瓣评论上，不乏对此书质疑的声音。看过一些评论之后，我感觉好像大家都是在作为一个旁观者，把书中的理论看完以后对比、批判，到头来批判他的理论的评价框架还是自己的那一套。我也是确实地感觉很少有人带着实际想要解决的问题去看这本书，所以错过了许多书中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点。

  最后，我也觉得这本书解决的是“大道”。它关注于解决一个公司的基本问题，致力于建立一个未来社会新的“社群共同体”。它所提倡的概念，都是基于管理者希望把公司做成永续存在的组织这个理想上的。若是只是寻求“技巧”，譬如希望能够提升生产力，而不希望先按照德鲁克所说的从管理层自身的问题下手，我觉得多半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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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伽门农的女儿》：帝国的延续

  作者：珀卡 发布时间：2021-10-27 12:50:44

  如果不是随书附赠的小册子《隐喻者的歌》谈到的关于本书作者卡达莱的一些情况，读者恐怕无法想象在《致盲敕令》与《阿伽门农》中讽喻极权暴政的卡达莱在离开故国之前“政治嗅觉很灵敏，并擅长紧跟变化的政治形势创作”，一度听从劳动党中央与国家领袖的指示进行创作。这的确令人诧异，如果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吹手，他如何获得如此多的赞誉。

  我们不该轻信一篇意识形态作业的介绍与评价，应做出在卡达莱身上所纠缠着的政治与个人创作的复杂认识。一个好的作家的作品应该是超出国族，写给所有人看的，“为了体现丰富的人性”。不过在这本《阿伽门农的女儿》小说集中，《长城》与《阿伽门农的女儿》写于1993年，《致盲敕令》写于1991年，均出自去国之后，我们难以从中发见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创作时的复杂心境，但也可看出他所获得的赞誉是实至名归。

  卡达莱是历史专业出身，历史知识丰厚，同时阿尔巴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有着古老而鲜活的文学传统。以这两种知识结构为底，以及从俄、法文学中获得的滋养，再加上文学的野心（这种野心之一或许是，在一种严苛审查制度下如何表达一己之认识），促成了他独特的文学美感。

  作为诗人登上文坛的卡达莱，在他的小说中也闪烁着诗人的光芒，他能够准确地运用词语，作品中佳句、金句迭出。同时他也将诗歌常用的隐喻等手法在小说中运用自如，还赋予传统、民间故事、古老文学新的意涵，或者直指当下，发现古老中蕴含的现在。

  比如在《致盲敕令》中，作者虚构了一种被称为“邪恶之眼”的眼睛。在帝国里，这样的眼睛被认为是引起灾祸的原因。于是帝国颁布了一项旨在去除邪恶之眼的敕令，这项敕令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对邪恶之眼进行任何定义，它不严厉也不宽松，充满了模糊性。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人人自危，互相揭发，自我纠错，最终酿成一项覆及全国的灾难。由敕令所引起的行动逐渐升级，作者所用词语也由运动、混乱、变成灾难、屠杀、大清洗等词。

  这部作品的主角（应该）是执行致盲敕令的办事员，在大清洗结束后，作为工具的他（以及所有办事员）也要被致盲：“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不幸算在我们头上，归咎于所谓的我们之过”。黑色寓言的气质于此处显现。读者可能会想起《失明症漫记》这样的作品，在萨拉马戈作品的结尾，人们复明了，然而却变成了“看得见的盲人”，盲人时期人类流露出的残酷行径，已经使社会分崩，文明倒退。在《致盲敕令》的结尾，盲人都走上了街头，参加官方所举办的“和解宴会”。在宴会上，澳大利亚领事认为，“致盲敕令也让口头诗歌再次兴盛起来”，联想到作者在接受采访时的一个观点：一个国家进入民主社会之后如果史诗与口述历史仍然在继续，那么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的观点。可以说，作者在这篇小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邪恶之眼”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同时也传递出一个确切的古老帝国或者极权的统治术。它是一种人工的全景监控，依靠所有人监视所有人的方式来运行。“邪恶之眼”其实是帝王或统治者的眼睛，然而通过种种语焉不详的权术运作（诸如制造谣言等），使得被统治的人们都以统治者的眼睛作为观察他人的基准，从而令人人都生出一双邪恶之眼。

  卡达莱曾说：“如果你在很年幼时涉猎文学，你就不会懂得太多政治。我想这拯救了我。”然而在小说中，他却一再地显示出他对于现实政治洞若观火的观察，信手便勾画出极权政治的轮廓以及部分细节。在《阿伽门农的女儿》中，主人公是一位新近收到请帖在五一节的时候坐在看台上的文化工作者。作者用一种意识流的方式描述了在整个五一节的过程中主角的心理变化。

  在主角的思考中，他发现，牺牲自己的子女以获得至高权力，从古到今的统治者都会做。而这一点，正是从阿伽门农用自己的女儿祭祀的传说中发现的：“如果最高统帅阿伽门农牺牲了自己的女儿，就意味着他将不会再怜悯任何人。”由此，他想到了斯大林之子的牺牲。牺牲这个词本身便来自于祭祀。主角之所以想到阿伽门农的女儿，是因为他幽会的女友的父亲如今也身登高位，用一种去个人化的道德要求她的行为，主角将这看作是牺牲。（在这篇与《致盲敕令》中，爱情或幽会是故事中重要的组成，可看到现代反乌托邦文学的传统。）

  与此同时，主角的内心也经常闪现着与牺牲有关的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人掉进了深渊，他可以借助鹰飞上去，要求是在一路上不断地用肉喂食鹰。高飞途中，当准备的肉吃完的时候，他开始割自己的肉。终于飞到顶上的时候，他只剩一具骨架。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家，一个人的上升莫不如此，与此同时，蔓延在各个群体中的清洗运动也让许多人不断地下落。这样的清洗运动，有时候开始于一些模糊的举报信。在这里，此篇与《致盲敕令》形成了对应补充，相同的是，灾祸的开始，都始自模糊性。在这个寓言中，如果我们将深渊颠倒，我们会发现，上升也即下落。这个系统里，没有人是安全的，每一个人的脚都踩不到地面。

  在《长城》中，长城内外军士的各自讲述自己的困境，在读者的内心中他们的讲述形成对话。我们看到，长城（“这一可笑的栅栏”）将世界分成两个帝国，它们的气质相反，然而却也相近。宋督察说：“那信号早在几千年前就在宣称，他们派出的使团即将带着他们用黑蜡封好的信件到来。”蛮族勇士说：“每隔一万年或是一万五千年，就会有传言，那些想要回家一趟的人被批准了。”

  我把这三篇看作是帝国的延续——不仅仅是因为前两篇取材历史且三篇逐渐抵达现实——它们无不直指一个古老的现实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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