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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的反问

  作者：聆雨子 发布时间：2006-04-09 23:40:44

  （先说明一下，本文发于2006年、写于2003年，是我大一时作为课程作业的一篇读书笔记，那时幼稚、虚浮、狂狷———当然，现在可能还是如此———所以文中诸多想法，只代表彼时彼地，各位不必过于当真）

  也许仅仅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附庸风雅，这些天一直跟着丹纳先生在理论哲学的瀚海中漂流，然后为欧罗巴博大的艺术沉淀而震撼和陶醉。总以为艺术的本源该是相通的，而东西方并不相近的价值取向也该在文化的层面上找到契合点。所以品读《艺术哲学》的时候，总是想为作者代劳，在自身熟悉的国土上寻找论点的证明。但当我带着所有作品本身给我的感悟回头审视古老的华夏文明时，却发现许多东西并不象丹纳所想当然的那样适用。或许是西方的哲人不了解东亚文明，因而忽视了来自中国的取证。但当一种艺术规律范畴的原理无法适用于所有的艺术种群时，至少表示这种原理的提出仍存在商榷的可能性。

  《艺术哲学》一书的本质性主线主要围绕着三方面展开，即：艺术的定义，艺术的产生发展，艺术品的价值评判。下面笔者试图从中国艺术自身的特色现象上判断丹纳关于这三者的解释，作为学术上的漫议。

  在艺术的定义方面，丹纳认为艺术品的最启蒙形态便是对事物的或多或少的模仿，而在这种模仿中跨越表层达到对本质，规律，逻辑的深度把握则决定了艺术的理智性。他把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作用概括为认识事物各组成之间的关系，通过创造性的改变突出事物的主要特征。换而言之，艺术的核心便是对主要特征的描绘。这一结论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东方艺术的性格。主要特征的提出是相当富有创造性的，但这里有一个对象上的前提，即艺术的描摹对象必须是一件事物。但对中国艺术家来说，纯粹的客观实体是难入法眼的。也可以说西方人在务实精神上的领先已经外化到了艺术范围。但的的确确中国文化更注重的始终是意境和情绪，这两者与事物的定义肯定不同，诚然我们也能在这当中找到一点本质性的主要特征。但情绪的流动比之外物实在是太快了很难作出明确的把握。至于意境原本讲究空灵，空灵中又如何去寻访特征呢？所以中国的艺术更偏重对心灵的关注，而不是模仿的艺术。就如同工笔画在中国始终只是宫廷画师们粉饰宫殿的选择，大写意才是精髓。西方的客观事物也有其特定的艺术含义，但只是从其自身散发的气质而来的，比如力量，稳定，优雅，恬静等等。但在中国客观是为主观的烘托服务的，几乎每一种物体都会找到一个象征的对象，西方人写一泓江水，仅仅表达一种静谧，到了李后主眼里，就成了问君能有几多愁的情感寄托。西方人画几竿细竹，或是有一种雅素，到了郑板桥口中，又具备了竹解虚心是我师的道德含义。因此很难用描绘什么来概括中国文化人的创作动机。如果也要定义的话，只能说是用一切抒情的载体表露着自身对生死，天地，情感，玄理的思索和看法，是一种内心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当然这并非可以成为否定丹纳学说的依据，毕竟后者在欧洲艺术发展的趋向上是得到过证实的，只能说东方的特殊情状让这一学说发生了些许的不完备。中国毕竟不是尼德兰，意大利或法兰西，就好象那些天籁之音般的宫廷音乐中我们听不出蓝色多瑙河或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一样，在中国，一切景语皆情语，理想的模仿只是为了理想的抒情。

  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周围风俗和时代精神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丹纳哲学中最值得探讨的地方。丹纳在论证这一学说时反复采用类比法，用植物界适者生存的原理来对称说明艺术与周边的联系，这一说明法则看似相当符合逻辑，实则缺乏足够说服力，因为谁也不能肯定类比的双方一定能相提并论。艺术当然不是孤立的，它肯定也有着普遍联系。但把联系等同于决定，又仅仅把决定框在风俗和时代精神的范围内未免失之偏颇。以下是中国艺术的反例：

  1 在中国，时代的根源精神很难明确界定。这不像欧洲，从头到尾依次登场的禁欲主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一个取代与占据的过程。一个时代的确只有一种精神独占鳌头。但在中国尽管统治阶级本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精神希望把时代精神固定下来，但事实上儒与道，入世与出世，虚与实，情感与形式，骈文与古文的斗争几乎持续了五千年，且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几种力量相当的精神杂称，艺术风格也随之多样化，那又该说取决于哪一种精神呢？以现代文学为例，在百废待兴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的是五种文学体式：讲究精神关照的朦胧诗派（北岛），讲究玩世不恭的痞子文学（王朔），讲究英雄情愫的武侠小说（金庸），讲究时代反思的伤痕文学（梁晓声），讲究才子佳人式复古的新鸳鸯蝴蝶派（琼瑶），又怎么把这五种很不相同甚至有所抵触的处世心态筛选出真正的时代精神呢？

  2 中国不同于欧洲的另一点是艺术的掌握力量问题。在中国官与民都是不太尝试高雅艺术的，真正的创作者大多是一群漂泊不定的名士文人。这些人大多自命清高地不屑与时代精神为伍。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是由一些乌托邦思想严重的高于世道者完成的，要他们为时代代言无疑不可能。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的思维状态也是一种深层次时代精神的反映，那么丹纳的时代精神命题究竟是主流的，官方的还是民间又或学术界的呢？那就是定义不清问题了。

  3 丹纳对时代精神的说明大多停留在政治即上层建筑范围内，如希腊城邦民主对艺术的影响，中世纪教会对艺术的影响，大革命对艺术的影响，君主立宪对艺术的影响，而没有或基本没有讲到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这在城市文明占主体的欧洲或许问题不大，但在中国，政治体制倒是相当稳定的，骨子里的贫穷却使经济的现状对艺术的影响更大。远古的歌行体到汉代的赋，两晋的田园小品，唐人的诗和传奇，宋代的词，元的杂剧，明清的小说，都是在经济变化下变化的，封建专制却贯穿始终从未更换。以宋为例，在辽金西夏的逼仄下政治空气相当压抑，但艺术呢？唐宋八大家独占六席，清明上河图的辉煌是谁缔造的？还不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么？

  4 中国艺术始终有两条并行的主线，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俚的美学不容忽视。在部分艺术门类中，比如音乐，戏剧等，民间艺术更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如果说时代思维态势的变迁对文人的心态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话，那些善良的百姓们总是有自己的主题的。在改良的时代，分裂的时代，禁锢的时代和革命的时代，粮食的采集者们是不加关注的。他们的艺术甚至没有情绪上的东西，只是表达一种愿望，对风调雨顺的向往，从远古时代就未更换过，与时代和风俗的变化关系不大。哪怕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诸如：秧歌，口技，年画和类似莲花落二人转等地方曲种在博物馆艺术的名义下闪放出原始的生命力，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5 中国不比欧洲在精神状态和风俗习惯上的大致统一性。尽管也有亚利安人高加索人吉普塞人和小亚细亚人在心理素质上的微妙差异，但好歹一本圣经的共同信仰就能代表整个西方。中国的多民族尤其大杂居的分布规律，使一个环境内甚至一户家庭乃至一个人身上就会有多种风俗习惯的作用力，因此更难判定哪种风俗习惯决定了艺术的创作。

  综上所述，丹纳在艺术的产生发展上作出的推论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艺术有自身的规律，它更多是移情即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周边的风俗与时代会有影响，但决定力似乎不在这上面。此外，我们更应看到，艺术在更多时候在影响甚至决定着时代精神，而不是反过来受其制约。

  最后来看看第三点，关于艺术品价值的判断。《艺术哲学》书中把这一标准定为效果的集中程度即主要特征的具象表现上，这就又回到了第一点的争论上。效果与意境和虚实的差异至少在丹纳那里是显而易见的。丹纳的效果更多停留在描摹后对感官的直接刺激上，如视听觉上的冲击力。但用东方的含蓄观来进行审美关照，太强的直观总是不高明的。当然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反例也很多，比如意识流小说，印象派画作，先锋荒诞剧等，效果即使有也是相当分散的。中国情况更甚。效果或主要特征最显性，被丹纳认定为艺术最鼻祖阶段代表的雕塑在中国的地位很尴尬，甚至不被列入艺术范畴。雕塑在中国常见于陵墓，寺庙或房粱上，术的成分大于艺，使用审美的成分大于艺术审美。在文人眼中，越具有冲击力也就是主要特征越明显的雕塑越接近奇技淫巧，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效果太集中的不完美，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当然有待商讨，但至少说明丹纳的见解在东方不适用。相反，中国有一种西方不具备的艺术来取代雕塑的位置：书法。欧洲人也会评判字的好坏，但哪怕象形文字也只是符号，太玄乎了，太不具备主要特征了。中国人不同地捣鼓出一个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理论，评判书法的优劣则完全是悟的成分在起作用，谁能说颜真卿的楷书，王羲之的行书甚至毛泽东的狂草谁更具有效果呢？就好象你能说齐白石的两只虾有什么效果？八大山人的翻白眼的鸟又有什么效果呢？

  丹纳的《艺术哲学》的确在见解上有相当的可取之处，但对于以上所有中国的范例，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丹纳的艺术学说无法解答东方审美中的意境问题。中国艺术美学中虚的成分太多，不是用客观事物和主要特征更不是用时代风俗就能解释得了的。

  当然，本文只是因为笔者太痴迷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阅读时作了太多的自我关照以至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学力所限，很多东西仅仅是一种吹毛求疵的质疑，并不具备太多学术价值。对《艺术哲学》的文化尊崇是笔者未敢推翻的。毕竟所有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对艺术的认识与探求更加完满。行文的最后，只想请丹纳先生原谅晚辈的无知和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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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历史的钟罩——评《资本的秘密》

  作者：小李匪盗 发布时间：2006-08-18 16:41:38

  打破历史的钟罩——评《资本的秘密》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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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在2002年4月发表了一个谈话，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宣战。科斯认为现在的经济学过于自满而裹足不前。这使得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不愿意睁眼看事实，而只是在脑海里表演经济过程，可能过瘾但对现实的理解并无助益。不过早在科斯发表这一宣言之前，不少经济解释的学者们开始了在真实世界经济学中的努力，德索托就是个中翘楚。

   

  这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是由张五常、周其仁等发扬光大的。说来也巧，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可能是因为制度分析在转型过程中特别具有解释力，因此容易为人所接受。但不管怎么说，在秘鲁，德索托的分析让人们明白了为什么在秘鲁，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维艰。

   

  经济学上的大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而有些国家富裕？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这个问题就被转成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些地方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却停滞不前？这一“国富论”的问题吸引过斯密、李嘉图，吸引过韦伯、布罗代尔，吸引过马寅初、顾准，也吸引了德索托。斯密和李嘉图持古典的看法，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经典要素入手，是宏观上的看法；韦伯解释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而布罗代尔则论述了日常生活产生的欧洲下限的齿轮如何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马寅初、顾准则思考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而德索托在《另一条道路》之后，解释了“资本的秘密”，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的结合，而且是因为资本与土地的产权都是清晰的，这种权利为人掌握可以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做出选择。新教伦理或许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但历史之所以在西方与东方有不同的路径，不仅是欧洲的小市场欣欣向荣，更是因为整个制度允许资本流动，穷人有机会上升到社会的高层，阶层是开放的。而中国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

   

  在全球化将世界连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将会极大影响整个全球化的进程。而这个过程中，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是：政府还是市场？魏伯乐等人在《私有化的局限》中告诫改革者要谨防极端（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因为私有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也就是说，在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如果一套产权制度仅仅是在名义上清晰，而得不到具体的执行，或者法律框架有漏洞，那么很可能私有化的结果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不少反对私有化的观点认为这是对德索托的一个挑战，因为在德索托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是因为没有产权制度保护，致使转型被扭曲，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发展。

   

  当然，产权制度与私有化之间不能完全等同，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化。事实上，德索托和魏伯乐等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现实的世界中，法律、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上的缺陷，就可能导致私有化出错。在德索托看来，资本的秘密就是一整套产权制度。但正如科斯在2002年的讲话中指出的，产权制度依赖于法律框架，而法律框架受制于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但历史文化的演化又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受经济活动的影响。所以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转是相互制约的过程，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必须要研究真实的事情。一整套产权制度离开具体的事件，就无从谈起。

   

  就像魏伯乐在具体的实证案例中讨论私有化的得失一样，德索托也深知必须研究真实的案例。所以他和他的同事们走出书斋，在亚非、中东和拉美以及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德索托等进行了对房产、经营活动的调查，调查发现了大量僵死的资产，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表述而被排除在“历史的钟罩”之外。钟罩是布罗代尔使用的比喻，在钟罩内的事物的运行规则与钟罩之外的完全不同，而钟罩就把两者分开了，进入历史的往往是钟罩内的事情，大量钟罩外的事例尽管鲜活生动，但被忽略了。

   

  钟罩之外，德索托发现在秘鲁经营一家作坊可能只要一个工人，但完成所有的法律登记注册程序却需要289天，花费工人月薪的31倍。而要在秘鲁的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为了拿到法律许可，需要用6年多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导致了巨大的成本，令经营者望而却步。在菲律宾，建筑房屋可能要花13-25年；埃及要得到合法的土地证明要用至少5年时间；在海地获得合法土地的全部时间是19年。这就导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巨大成本，大量非法使用土地的现象。而这些非法使用的土地已经在钟罩外流转使用创造价值了，问题是这些价值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合法的财产，因为缺乏法律表述或者说法律表述的成本太高。

   

  德索托进一步揭示这背后的问题是因为现有的政治利益集团不愿意打破钟罩，引入竞争，因为这样他们的垄断收益将会减少甚至受损。而这些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取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激活这些僵死的资产，建立起一整套产权制度。这也就意味着要打破“历史的钟罩”。很明显，这一点上，魏伯乐递交报告的罗马俱乐部和德索托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都知道，私有化并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私有化”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打破“历史的钟罩”的关键所在了。

   

  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二版，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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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早刊于『读品』12期，修改版本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blog.sina.com.cn/u/49275b42010005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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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欢喜为你忧

  作者：Lady_π 发布时间：2016-03-19 23:19:52

  读了快四个月才读完的书，我该是有多懒啊~~读的慢，是因为我认真的读了王水照先生所引述的所有苏轼诗词，并试图背诵；文言的韵律和诗词带来的美感，在王水照先生的穿针引线的介绍下，呈现出无比的魅力。

          往往一句诗，一首词让人心驰神往，浮想联翩，不忍翻到下一页，真希望自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将这些良词佳句全都印在脑海里。读书过程中，心情是跌宕起伏的，因为当你在书里，你会时而为美好的诗词所呈现的美好的心境和环境而感动，你会为那时的老百姓争相结识他们认为品德高贵的人而不畏权贵而感动。苏轼的好友陈造，见义勇为，为民仗义执言，当时的情景是，如果有哪家能荣幸的请到陈造到家里吃了顿饭，就会高兴的在家门口挂出彩旗，放炮庆祝，荣幸之至。你说我会为苏轼坎坷的命运而伤悲，会，但我更多的为那时淳朴的民风，士大夫们争做高洁之士的气魄，还有苏轼落魄中那些仍不肯背弃良心与他同仇敌忾的忠贞友谊而感叹。苏轼被贬惠州，他的几个朋友为了见他一面，在几百年前的宋朝，决定徒步翻山越岭去帮助他，看望他，有的甚至为此命送他乡！密州做官时，当地遇水灾，他和百姓抗击水灾三个多月，并且保住了很多灾民因为贫穷困顿准备抛弃的婴儿，在他晚年途径密州时，文中讲到，以前救过的弃婴都长成小大人了，和他们的父辈们一起夹道欢迎当年救了他们的人，读到这些，我真的会落泪，我真的能体会到苏轼的心情，那该是我们的主人公经历了坎坷，也收获了欣慰后多么难于言表的感慨！我们说读后感，但读书的人知道，读书的感觉，都在读书时发生了，在这本书里，你看到的都是苏轼真实的言论啊；你了解的当时的风貌也都是在他的诗词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杜撰，无需品评，你只需要去感受，去认识，去了解，在短短几十万字的历程中，体会苏轼在他人生起承转合中的所有心理历程和作为。那种穿越感，仿佛是他身边的一个朋友，看到他意气风发，为他喝彩；看到他受奸人所害，又扼腕叹息。文字的魅力在于，它只需被敲敲打打一些人们公认的符号，便能让你置身其中，体味无尽的乐趣。你说，我会歌功颂德的说一些他高风亮节的话吗？当然会，他到哪里，不论是高管显贵，还是一介布衣，都身系百姓，以救百姓的疾苦为己任。王先生说这是他的入世观念所致，也许吧，但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本书中的苏轼，是如此丰满的一个人物，他位极人臣，却仍然改不了“不合时宜”的毛病，不懂得随波逐流，只知道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所有。以赤子之心，面对生活可以，但面对凶险难测的官场该是多么的愚蠢。这也是后来乌台诗案和老年嘉佑老臣被贬的最重要的原因。可是他如果不“蠢”，八面玲珑，圆滑老到，又怎会有那么多美好而充满情感的诗词面世呢？理智与情感就像出世与入世一样，此消彼长，我更爱这个顽固，顽皮，顽童般的苏轼苏大人。可是跟着每一页翻过，就像为苏大人翻过一段段的经历，我会有一种无奈感。如果我是他，身在那样的江湖，也是同样的身不由己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的人生，从来没有一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学习陶潜归隐江湖的时候，却也是人生要走向终点的前夕。这该是多么让人心痛啊。

           看书的过程，是心潮澎湃的，书，仿佛是一种媒介，它让你和这段历史，和这个人物有一次巧遇，而当你合上书时，有的只有回忆了……可我们最不该割舍的，不正是这种对历史的记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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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得开心

  作者：谋谋谋 发布时间：2017-10-24 21:19:04

  今年我遇到过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在一个绵绵阴雨天，去上海福州路附近，在一家五折书店，淘到了这本书。

  

  一直都想读一点逻辑，本来计划两个星期看完，结果刚开始读第一二章，就觉得太难了，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半月才读完，因为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重新记笔记，划重点，几乎跟学一门新的学科一样艰难。

  持续学习是会让人身心愉悦并且自信心爆棚的。

  读完《逻辑思维简易入门》之后，我去了同一家五折书店，把这一套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华章心理“纳入囊中，质感和题材都很不错。

  

  这才是今天要推荐的重点：《批判性思维》《学会提问》《思考的艺术》《关键20小时》和《专注力》。

  我粗略的翻了翻，精华很多，但是也有可以在地铁上粗略翻过的。总之，你会读得很舒畅，也会学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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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别让我消失

  作者：drunkpiano 发布时间：2009-10-25 20:39:59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都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 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妹菲比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并不是因为软弱，因为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生活中那尚可期待的部分——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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