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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值得肯定

  作者：自定义猫 发布时间：2015-06-17 14:57:22

  这个作者的价值观值得肯定，他不已成败论英雄，而是更看重历史的发展过程，强大的失败者在他眼中，同样值得尊敬。

  长平之战，赵括突围战死，作者没有像正统历史那样拼死贬低赵括，而是带着一丝敬意，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赵括以身殉国 ，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又多了一个。

  荆轲刺秦王，荆轲失败了，作者同样没有贬低荆轲，他对荆轲的评价与秦始皇一样高，原文如下：

  荆轲刺秦，这是一场两个伟岸男人之间的对决，没有失败者。对于荆轲，我们无需用太多的言语去奉承，一句足矣：“纵死侠 骨香，不惭世上英”。对于始皇，我们理应佩服，大难不死，天下终归是他的，天意不可违。

  历史，应该有多重面目，看历史人物，应该更包容。正统的历史观雄霸课本、广播、电视乃至网络。以强者尊，以胜者王，单 调的面孔，虚弱的自夸，真可谓简单粗暴。

  作者的价值观，可以说是无限的包容，这可能与他华裔的身份有关，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包容着世界上无数个种族，只要有能 力，不论成败，都会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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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的政治》：戏园里的权力博弈

  作者：江海一蓑翁 发布时间：2018-04-07 10:30:36

  

  “公共领域”一词经由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之后，一直在社会学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哈贝马斯眼中的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自由言论，而这样的空间，正是在市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权力之间架起一种沟通的桥梁。市民们在这里形成一种公共舆论，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一种互动与对抗关系，促成市民们的整体利益与公共福祉。在哈贝马斯看来，18世纪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报纸、杂志和沙龙等，都是公共领域的具体体现形式。

  那么，放眼同一时间段的中国社会，有没有类似西方社会这样的公共领域出现呢？在美国学者郭安瑞看来，18世纪下半叶到整个19世纪，在作为大清帝国首都的北京城里，各种各样的戏园，正是扮演着这一时期的公共领域角色。她的新书《文化中的政治》，正是借助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布尔迪厄的阶层与族群区隔，以及西方汉学界颇为流行的国家与社会等社会学理论，来全面分析在这一时期的北京戏园里，表演者、观众、剧作家、评论者和清廷围绕戏曲演出的形式、内容、场所等，展开的全方位的对抗与博弈。这样一本书中文版的面世，自然会在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引发比较热烈的讨论与反响。

  在这本书里，郭安瑞通过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这三大部分，来详细讲述北京戏园里发生的种种权力博弈。首先看观众与演员。在这一部分，郭安瑞体现出对于花谱这一史料的异常重视。在她看来，花谱作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戏曲鉴赏文学形式，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性意义。以花谱作者为例，他们需要同时熟悉文学传统和北京梨园的具体操作，因而其要求不一定比戏曲演员更低。而在满足了上述要求，并得以成名之后，花谱作者就凭借其品评戏曲的巨大影响力，取得了非同一般的话语权。有趣的是，大多数花谱作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处于边缘地位，他们要么是科考场上的失意文人，要么也仅仅只是低阶官员。花谱作者微弱的政治资本跟雄厚的文化资本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正是因为拥有作为文化资本的话语权，花谱作者往往可以借助其品评文字，对文化传统和社会规则表示蔑视，同时对于经济资本雄厚的“老斗”和政治资本雄厚的达官贵人展开暗讽，从而弥补自身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不足。由此，花谱作者与“老斗”和达官贵人之间，得以重新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平衡。

  再来看场所与剧种。在这一时期的北京。戏曲演出主要在三类场所展开，它们分别是：庙会、堂会和商业戏园。先说商业戏园，清廷一统天下之后，在北京城实施严格的满汉隔离政策，内城禁止汉人居住，相应而言，商业戏园也同样被禁止在内城开设，而只能在外城遍地开花。清廷的满汉隔离政策，一方面是强化满人在权力等级上的高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满人的汉化。然而这样的举措到了书中所言的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打破。商业戏园开始不断向内城渗透，即便清廷三令五申，似乎也无济于事。

  

  跟商业戏园的空间区隔一起被打破的，还有观众族群方面的区隔。起初，女性观众是被严格禁止进入商业戏园的，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商业戏园里。清廷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跟戏园相比，庙会能够涵盖更为广泛的观众社会构成。很少能出现在商业戏园里的普通贫民，往往也能够出现在庙会戏曲演出的观众席；而女性到庙会观看戏曲演出，也比去商业戏园受到的阻力更小。尽管清廷对于庙会当中族群、阶级和性别的越界极为警惕，并且对于越界的体制内人群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清廷所代表的国家权力，也很难禁绝庙会上的这种不同族群、阶级与性别的观众混杂的现象。

  相比之下，堂会由于多为官员士大夫的家庭内部开设，因此女性起初就被允许观看演出，但跟男性观众之间有帘笼相隔。尽管隔有帘笼，但女性的声容笑貌，甚至体色体香，也都能够被帘外的男性观众所察觉。因此自打堂会开展戏曲演出开始，道学家和开明派之间，就围绕能不能允许女性参加堂会戏曲演出，产生了持续不休的争论。

  而在剧种方面，清廷代表的国家，与观众和戏曲演员代表的社会之间，也一直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在清乾隆朝时，清廷编修了关于戏曲的总词谱，宣示自己在戏曲领域的主导性话语权。然而在总词谱面世之后，叶堂等文人也开始进行私人修谱，并且在他们编撰的词谱当中，宣扬跟清廷总词谱不一样的解释。

  清廷对于剧种的控制，同样体现在对剧种的选择上。比如秦腔，由于表演形式热烈，观众极多，出于社会安全隐患的考虑，清廷长期在北京严禁秦腔演出，逼得众多秦腔艺人只好转投江南一带发展，反而造成秦腔在江南的一度流行。而京剧取代昆曲，成为北京城里的主导剧种，这一点也跟清宫廷内部对于京剧的极度喜爱，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后说剧本与表演。如果说围绕场所与剧种的博弈，多体现在清廷与戏曲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话，那么围绕剧本与表演的博弈，则更多体现在剧作家与戏曲表演者之间。在这本书里，郭安瑞举了诉苦剧《翡翠园》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博弈的无处不在。清初的学者在总结明亡的教训之时，往往会把主张心灵自由和众生平等的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流行，作为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们极力主张要肃清王学流毒，主张重建道德和社会秩序。这样的思想潮流也被体现在剧作家的创作之中。《翡翠园》当中，极力推崇读书人的崇高地位，同时大力赞扬义仆服侍主子从一而终的行为，并且以大团圆作为结局，主动维护等级化的社会伦理与社会秩序。

  然而到了实际演出当中，节选的演出本，往往会选择以翠儿发现母亲被害的悲剧收场，从而使得一部原本维护社会伦理与等级秩序的剧作，转变成倾诉社会怨恨的演出版本。到了实际的演出版本里，以侠义反抗权贵成为了最大的看点，这样的情节，极大满足了底层戏曲观众反抗社会秩序的幻想与快感。这种底层民众的反抗社会不公，与知识阶层的道学规训之间的张力，在《翡翠园》的原作与演出版本之间的差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郭安瑞还举出了三个改编自《水浒传》的“嫂子我”戏，进一步说明上述博弈。所谓“嫂子我”戏，得名于这类戏里，主角上台之后的开场白。这类戏通常描述女子与丈夫疏远，勾引丈夫的嫡亲或结义兄弟而不得，转而与他人私通，最终因放荡而受到惩罚，甚至被杀的故事。在剧作家的原作里，《水浒记》《义侠记》《翠屏山》这三个改编自《水浒传》故事的剧本都极具道德感，宣扬挑战礼教必然会不得善终的伦理观念。然而剧本真正搬到舞台上演出时，首先语言相较原作，变得越发通俗；其次剧作当中的调情戏往往会被单独拿出来演出，而观众们往往也会更加喜欢这些戏里的调情和出轨段落，而忽视原作的道德观念。基于戏曲演出与观众共同营造的这种偏好对于社会礼教的严重挑战，这三出“嫂子我”戏很快就被列入淫戏之列，禁止演出。有意思的是，道学家防范“嫂子我”戏，主要是出于其对社会礼仪规范的威胁；而清廷对其的防范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因为这些戏的故事源头——《水浒传》里，宋江率领的梁山好汉反抗宋朝朝廷，后来招安之后又去征讨辽国的情节设定，跟清廷身为朝廷权力和异族权力的双重敏感身份，都直接相关。

  

  在本书的结尾处，郭安瑞引用了北大历史系已故教授、清史专家许大龄先生质问学生的一句话——“不懂京剧，怎么搞 清史？”而郭安瑞的这本《文化中的政治》，正是把北京戏园背后的清代政治与历史奥秘，解析得清清楚楚的一本佳作。无论是对于清史感兴趣，还是对于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有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本书都非常值得一读。

  就此搁笔。

  2018.3.25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8年4月6日在澎湃新闻的文化课栏目首发，配图来源于网络。）

  （附）《文化中的政治》一书读书笔记：

  序言P2本书的三种视角——戏曲史、都市史、社会性别史。

  楔子：P2梨园演出现场的杂乱与对清廷统治的威胁，P3戏曲是不同阶层共享的大众文化载体，P5来自江南的文人和北京的王公贵族、八旗子弟是戏园观众的两大来源，P7戏曲表演的内容与方式成为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场域的重要博弈内容，P14清代中期的北京戏园是批评社会和放纵情感的公共空间。

  第一部分《观众与演员》：

  第一章：P26对于花谱材料的重视，P36花谱写法与青楼文学传统，P40男旦的戏剧性与游戏性别边界，P52花谱作者和读者要同时熟悉文学传统和北京梨园操作，P58大多数花谱作者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P64花谱作者对文化传统和社会规则的蔑视，P73花谱学者对老斗的敌意。

  第二部分《场所与剧种》：

  第二章：P84清廷拥有监督北京戏曲演出的权力，P85戏曲的三个演出场所——庙会，堂会，商业戏园，P87宫廷舞台跟商业戏园之间的界限逐步被打破，P90清代城市的满汉隔离政策，P95商业戏园向内城的逐渐渗透，P97御史为了争占戏园的位置而奏劾竞争者，清廷的禁止措施旨在阻止满人和朝廷的汉化，P100相比达官和旗人，戏园对于科考者同样具有吸引力，P103戏园空间上的阶层区隔，P108女性不准进戏园的规定也开始被打破，P110看客与伶人之间的身份区别，P118跟戏园相比，庙会观众涵盖更广泛的社会构成，P120朝廷对庙会中族群、阶级和性别的越界极为警惕，P124清廷对体制内人群的处罚尤为严厉，P131堂会中，女性允许观看演出，但跟男性有帘笼相隔，P136戏曲家从道德伦理角度反对女性看戏，P143宫内的家族等级和监督机制规定了谁可以看什么。

  第三章：P147清廷对戏曲演出内容的管控，P149清廷在19世纪中期明令禁止秦腔等花部戏，P151昆曲从晚明开始的兴起，P157乾隆朝修总词谱，宣示文化统治，P161清廷管控秦腔，出于社会安全隐患的考虑，P163京城受到管控后，秦腔在江南再次流行，P169叶堂等私人修谱，宣扬与清廷总谱不一样的解释，P176宫廷审美趣味的转变，让京剧取代昆曲的地位，P181京剧地位上升的三个原因——朝廷的欣赏，朝廷管控让商业戏班对演出内容的自我制约，江南兵乱极大削弱江南精英及其欣赏的昆曲势力。

  第三部分《剧本与表演》：

  第四章：P187诉苦剧《翡翠园》的流行，同情底层苦难，指责混乱社会秩序，P188戏园里对社会公正严明的渴求，P198诉苦剧中的善恶二元对立，P201清初学者对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批判，试图重建道德和社会秩序，这样的思想趋势在诉苦剧中的体现，P204保留晚明文学的情真本色，却传递社会保守的情节，P205推崇读书人地位，宣扬义仆服侍主子从一而终，P213剧作家剧本时大团圆结局，但节选的演出本却以翠尔发现母亲被害的悲剧收场，倾诉社会怨恨，P215《翡翠园》最大看点在于以侠义反抗权贵，P218演出本中，基于爱情的婚姻，成为翠儿同情心与侠义行为的报偿，P223北京的商业性昆曲保存了江南文人与北方人群的社会裂痕，调控江南精英与北方异族君主之间的区分，P225演出本与原剧本侧重点之间的显著不同，P226私人情感与理学规训之间的张力。

  第五章：P228嫂子我的情节设定，P230勾引成为情节主线，丈夫成为配角，对挑战礼教的女性的同情，P237戏曲版《水浒记》比小说更有道德感，P241晚明对于潘金莲这一形象的痴迷，P246三个故事的复杂恐怖程度逐渐升级，P250三个故事的改编都更富有道德感，P255舞台改编时的语言日益通俗，P264舞台改编强调调情和浪漫的同时，避免彻底艳俗，P265调情戏被单独选出表演，P270观众更喜欢调情和出轨段落，而忽视原作的道德观念，P276嫂子我戏被列入淫戏名单，遭到禁止，P277道学家防范嫂子我戏出于其对社会礼仪规范的威胁，清廷的防范除此之外，还有水浒故事反抗异族和朝廷的政治敏感因素相关，P282宫廷对潘金莲故事的改编，恢复了男性的控制权，P295宫廷皮黄本以更明确的道德说教结尾，P305性感出轨的女人和鲁莽的男性豪杰都被视为再生的他者。

  尾声：P308北京戏园是对抗正统权力与文化的场域，P310晚清戏园的实践，是与晚明的本色和真情典范话语的跨时空对话，P312戏园观众混杂带来的族群与阶级区分模糊为权力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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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杀

  作者：答汶溪 发布时间：2020-05-04 21:31:32

  蒲宁，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1870年，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曾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报社记者等。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养料。从1887年发表文学作品起，到1953年去世，六十多年间，佳作不断。其中《米佳的爱情》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蒲宁作品。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写道：“在《米佳的爱情》中，蒲宁以对心理的全面的娴熟把握，来剖析年轻人的情感。在这种心理把握中，感官印象和心理状态得到了出色处理，这是特别不可或缺的。”

  可以说，要想深入了解爱情，这一篇是绕不过去的文学经典。

  （一）

  主人公米佳在莫斯科的幸福日子，小说中写到“当时他俩邂逅，相识没几天就觉得世上最大的乐事莫过于同对方交谈（哪怕从早谈到晚），米佳怎么也没料到竟会这么快就进入他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起便偷偷企盼着的那种神话般的爱情世界。

  爱情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越是爱到深处，就越想要把对方据为己有，就越敏感多疑，担心对方不够爱自己。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爱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所以一旦深入到对方的生活中，慢慢地摩擦就会出现。这在恋人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米佳和卡佳也不例外。

  小说就是从一次小小的不愉快开始的，而且它预示着人物后来的命运走向。

  爱情的表现方式，正面是甜蜜，反面是妒忌。爱人只能为我所有，任何事情或者人分散了爱人的注意力，都会让人“妒火中烧，恨得牙痒痒的”。

  爱情很奇妙的另一点，你越想抓紧它，它就像是手中的沙，漏得越快。米佳对卡佳的爱，是独占式的。这种爱，最开始会让对方感觉分外的甜蜜，但是到了后面逐渐会觉得窒息和想要逃离。卡佳这样独立的女孩，当然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可以去自由地徜徉。两个人最根本的矛盾就浮现出来了：米佳越想占有卡佳，卡佳就越想逃离；卡佳越要逃离，米佳就越想占有。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悲剧。

  两人越行越远。卡佳变得越来越忙，越来越像是出入交际场的名媛，米佳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耻辱和痛苦了，他要离开莫斯科，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只有那样，米佳才能松一口气。短暂的离开，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可是会给双方一个沉淀和反思的时间。毕竟，太过在乎，双方都无法呼吸。临分别前，双方的感情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幸福状态，卡佳过来帮米佳收拾行李，“甚至陪他去买捆绑行李用的皮捆带”，有一回卡佳甚至哭了——卡佳是从来不哭的——这泪水甚至使米佳觉得卡佳是他最亲的亲人，一股强烈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米佳觉得对不起卡佳。”

  短暂的告别像是挽救了这段爱情，昔日那些矛盾和冲突都掩盖在甜蜜的面纱之下。离别的车站，挥洒的泪水，米佳觉得卡佳身上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无论是卡佳可爱的脸蛋，还是卡佳娇小的身材；无论是卡佳还带着少女稚气的妇人艳丽风姿和青春活力，还是卡佳向上抬起的晶莹的双眸，都如此美丽，如此动人，如此让人心生爱意。可是啊，他们就这样分离了。火车开动了，不可预知的未来开始了。米佳想着他们未来还可以重逢，他不知道命运等待他的将是黑暗的深渊。

  （二）

  就这样，米佳怀着对卡佳的思念，回到了家。

  而那个让米佳又爱又恼的女朋友，因为分离，此时在米佳的脑海中，也不再是那个矫揉造作的女演员了，卡佳像天使一样美丽，像白雪一般纯洁。米佳如此爱这个精神上完美无瑕的卡佳，每每回忆，脑海中浮现的都是美好的片段。

  卡佳的来信让米佳觉得自己对于爱情的等待是得到认可的，自己所遭受的一切都有了价值。

  人的欲望就是如此，有了第一封信，就企盼着第二封信。几天来，米佳一直很有把握地等待第二封信来，并为此感到幸福，甚至自豪。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到肝肠寸断，都没见信来，现在的米佳越来越苦恼，越来越不安了。

  米佳像是疯了似的，不断找借口去邮局，看有没有卡佳来信。可是等待米佳的只有无穷无尽的伤心而已。

  我们再来看开头，“米佳在莫斯科的幸福日子到三月九日就戛然而止了。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可以说米佳的直觉是对了，就像是一件美丽的瓷器，一开始只是一个极其细小的裂缝，到后面越裂越大，最后碎成一地，无法收拾。而米佳也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真是让人叹息。他们爱情悲剧的症结是在于性格的不同，米佳占有欲太强，而卡佳有一颗独立自由的灵魂，这个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著名评论家斯捷布恩认为，蒲宁成功“挖掘了位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作为实体的、源于人的自然状态的爱情悲剧”，可谓是一语中的。

  这篇小说除开对爱情有着出色的描写之外，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也让人叹为观止。蒲宁把那份炽热浓烈的爱渗透到随处可见的自然风景之中，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春天特有的那种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大地，从洞开的车窗里飘进雨水的气息，似乎还夹着蘑菇的清香。树木尚未披绿绽青，仍是光秃秃，可是列车的隆隆声在树林里听起来毕竟比在旷野上要清晰悦耳的多。前方已闪烁着车站的点点灯火，那灯火蕴含着春日特有的哀愁。”这样细致优美的描写，在小说里比比皆是。自然界在蒲宁笔下美得让人叹息，那散发着清新气息的白色桦树、漂浮的朵朵白云，田野里绽放的小花，温暖和煦的阳光、叮当作响的马铃声等，如此生动，如此迷人。

  （三）

  书里的爱情跟作家本人的爱情何其的相似。1927年，蒲宁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加丽娜·库兹涅佐娃，从而开启了一段火热浪漫，同时也是痛苦难熬的黄昏之恋。爱情有神奇的作用，让作家重新焕发了青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但是，蒲宁那时候已经有了妻子维拉·穆罗姆采娃，他这场疯狂的爱恋，给妻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蒲宁跟米佳一样，专制独断，充满了极强的控制欲，加丽娜·库兹涅佐娃实在是忍受不了，离开了他。这对年迈的蒲宁来说，是沉痛地打击。他无法理解，也无法原谅库兹涅佐娃的背叛。他也像米佳一样，陷入了快要发疯的境地，脾气变得暴躁易怒。还好他的妻子维拉·穆罗姆采娃，对他不离不弃，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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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运气与成功的三角关系——台湾知识经济学会洪明洲教授读《运气生猛》

  作者：沙小沙 发布时间：2013-12-30 14:49:26

  　　

       读完由Frans Johansson着作的《运气生猛》后，和大家分享读书心得。

  　　爱迪生说：天才是99%的努力加上1%的天赋，如果我说：成功是99%运气加上1%的努力，你相信吗？

  　　历史是无数随机碰撞出来的，2011-2年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史无前例变化，包括利比亚强人卡扎菲垮台，叙利亚强人阿萨德政权摇摇欲坠........，这些变化都源自于2010年底突尼西亚的一名巡查员打了一位年轻摊贩的一个耳光。

  　　也许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独裁政权本来就潜伏政变的因子，也许局势正在等待一个擦枪走火的“意外”，“一个耳光”只是扮演这个意外的导火线。但是，人世间有太多意外，比突尼西亚的巡查员打老百姓一个耳光还“恶劣”的意外，时时刻刻在独裁国家上演，为何这些数不尽的“恶劣事迹”不会成为改变世界的导火线？而“一个耳光”会？确是很难理解的事实。

  　　去年阅读《乔布斯传》，对他的身世就直呼太神奇，阳错阴差的生父母异教恋情，生下乔布斯，生母必须找人认养。养父母的溺爱造成乔布斯任性与叛逆的个性，养成他“现实扭曲力”的执行力，间接造成他被赶出苹果公司，再回锅而成就世界最高市值“苹果公司”的主要推动力。

  　　这个世界也许有比乔布斯更离奇身世的怪人，但他们可能都沦落为抢匪、毒贩、流氓………….，有无数的意外，让乔布斯不受离奇身世的制约而成为科技界最耀眼的明星。但也这份怪异的身世，让他有超乎寻常的怪异成功。

  　　节假期间，我阅读The Click Moment一书，中文翻译为“运气生猛”，再印证60年来我看尽人世冷暖、人士浮沉的阅历，包括我自己的际运，我必须很坦白地说：我同意此书观点－－成功是99%运气加上1%努力的结果。

  　　一般成功的人绝不会承认他们的成功是运气造成的，因为这太抹杀他们的努力。但努力也绝非对成功没有贡献，努力只是1，后面会加多少0，则取决于运气。缺乏那一分的努力，再有无穷的0，都是0。

  　　人活在随机中，我们误认努力是成功的先决条件，那是我们有“事后孔明”的习惯：为一个意外成功的运气而帮它找出能够激励他人士气的成功法则－－努力。

  　　因为这种“逻辑化的盲点”，我们就误以为成败有规则，其实没有.....一切回归随机，只是人类对于随机事件仍有相当的主控权。所以，‘努力’的方向与重点应该放在“运气的制造”，而不要放在闷着头硬干的努力。

  　　读完The Click Moment一书，我真想以我60年的阅历来开一门“成功学”－－它绝不是20年前陈XX在年纪轻轻时搞噱头的“成功学”，它也不是易经、风水、命理学，它从“随机性”Randomness出发，但它不是统计学，它是真正的策略学，内容包括：

  　　Embrace the random（拥抱随机－－不要相信“只有努力才会成功”这句话）

  　　Make more bets and minimize the size of them（制造小赌的机会，每次下注不能太大－－最好拿别人的钱来赌）

  　　Create more click moments（制造运气）

  　　努力、运气与成功三者有很复杂关系，可能不像The Click Moment（运气生猛）一书，陈述的那么简单，深入思考，又有一些发现，写出来请大家指正。

  　　前文归纳出努力、运气与成功三者关系有3项规则：

  　　成功是99%运气加上1%努力的结果－－努力对成功仍有贡献，

  　　努力是1，后面加多少0，取决于运气，

  　　缺乏一分的努力，再有无穷的0，都是0。

  　　上述规则好像还要再加上第4个规则：当努力不够，不到1（不及格），而是半吊子（假设0.5），后面加上无穷的0（运气），都是半吊子－－不会是1。

  　　根据上述4条规则，想要让运气眷顾而达到成功，先决条件是努力要达到1，若不到1，纵有无穷的0（运气），成功永远小于1。

  　　但是，当努力到达1以后，就要“努力”为这一份的努力找“运气”，不要傻傻地等待成功找上门－－你等不到的。

  　　换个角度或跑道？讲起来很简单，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惯性思维很难转，走惯的跑道不愿意换。所以，在个人很狭隘的思想与生活空间中，没有运气，纵使广大的外在世界有很好的机会，多数人只想当个宅男、宅女，在家做“白日梦”！

  　　1与0看起来很近，却有无穷的差距，拥有1的人，不会想去追求0，但0才是“成功之道”。

  　　附注，我的“1与0成功学”还有很多辨证的空间，例如，0.5的努力是否能碰上某种运气，使其有100的成功？它就留给你思考。

  　　The Click Moment（运气生猛）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成功要靠运气，第二部分在谈如何创造好运气。第二部分的篇幅内容比第一部分多很多，所以，本书在教我们如何创造好运气，而不是只让我们相信“成功靠运气”这一说词。

  　　所谓运气乃指发生在某一特殊时刻，且只有那一时刻会发生，它以一种脱轨（我们想像不到）的“意外”形式出现，多数人并未感受它的脱序（因为是意外），即使感受，也是昙花一现，“意外”就消失了，运气也不见了。

  　　它很像网路商品一时标错价格或天空突然降雨，没有出手（买入、接水），机会消纵即逝。我们不可能拟定计画目标，然后“守株待兔”地等待“意外降临”。创造好运气的方法不可能靠“拟定计画”，它有三个步骤：（该书第6章）

  　　设法到“意外经常降临”的地方，增加我们碰到“意外”的机率。

  　　发现“特殊意外”时，果敢下注（赌）。

  　　增加下注（赌）的胜率。

   

  　　上述三个步骤是循序产生的，亦即，你必须敢到“意外经常降临”的地方，才有碰到好运气的机会。如果你连自己的家门都跨不出去，运气必然与你绝缘。过来的第二步骤，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容易－－多数人不敢赌。第三步骤比较抽象，而且更难－－操纵胜率，在赌局中，我们都不是“庄家”，怎么操纵胜率呢？

  　　这也是本书最精采的地方，该书第11、12章就在谈赌客如何操纵胜率的方法。阅读这两章时，你必须很非常清楚地知道成功是如何产生的。

  　　中译本第6章点到这一关键：成功是十几个，甚至是成千上万种会随着每个行动和互动而改变的潜在动力所造成的。

  　　第11章谈如何在“许多动力的交会点”搞定运气，第12章谈“让动力朝自己靠拢”，两章所谈的正是“英雄创造时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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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休止符——读黎南《船》

  作者：余地 发布时间：2015-09-23 19:31:52

  苦难休止符——读黎南《船》

  文 | 秋风江上

  傅雷说：“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说得有理，然而并不全面。当外来的苦难侵袭而来，噬咬内在的情感，这种痛苦才真正令人绝望。傅雷以及多少国人在十年浩劫的遭遇即印证了这一点。在《船》一书中，作家黎南则通过小说艺术让我们更深地认识这种苦难，包括苦难之后那悠长的悲伤。

  《船》通过七个短篇小说，以浓稠的情感，精致的结构，饱满而有诗意的语言，高超的文学技巧，讲述了七个让人悲伤而无奈的故事，将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破碎的家庭和无望的人生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黎南的笔下，希望微微泛着暗弱的光，在政治的狂风巨浪的余威中颤抖着。30岁那年，《船》正式出版，一经问世，就收获了令人艳羡的评价，并一举夺得当年的迪伦·托马斯奖和次年的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

  事实上，作为一名越南裔移民，作家黎南的身世和母国的历史，与中国读者有着天然的贴近。也因此，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对其故事和人物情感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黎南1978年出生于越南，不到1岁时便随家人坐船逃难到澳大利亚。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职业，2004年开始专业写作。

  《船》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其收录的7篇小说场景并不在一处。从美国的小镇到哥伦比亚的贫民窟，从伊朗的宗教节日到二战末期的日本广岛，到政治纷争下的越南。这展现了作者广阔的写作维度和空间。然而，最让人感触深刻的还是《爱与荣耀与怜悯与骄傲与同情与牺牲》和《船》两篇有关越南移民的小说。

  开篇小说《爱与荣耀与怜悯与骄傲与同情与牺牲》，讲述了一位年轻的越南作家“我”三天之内必须完成一篇作品。父亲的意外到来，以及其第一次讲述自己大屠杀及逃离的故事，让作家看到了写作的希望。当作家完成作品期待一举成名之时，父亲却销毁了那部作品。在《船》中，作家以丰富的细节，新闻报道般准确的语言描述了一艘越南难民船上13天的悲剧。为了能够躲避政治戕害，娟将唯一的儿子——私生子张带上难民船。没想到的是，船因暴风雨迷失方向。儿子没有在国内遭受苦难，反而在逃难、寻找希望的旅程中因缺水、缺药而病亡了。最终，船上的人看到了彼岸，然而娟已没有了灵魂。

  人生如“无根飘蓬，不系之舟”。阅读黎南的作品，这种孤独、无望所带来的痛苦与无奈更为真切。动荡的局势造成了社会底层的悲欢离合、家庭的支离破碎。这种外来的苦难或许我们通过诅咒、反抗、攻击而求得解脱。如果能够解脱倒也罢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苦难并不因为战争或政治纷争的结束而结束，它如毒素般侵害了我们，伤及了我们的肌肤骨骼，更伤及了我们的内心，甚至灵魂。《爱与荣耀与怜悯与骄傲与同情与牺牲》中，与父亲的隔阂不仅因为小时候的严苛，还因为“我”是为“营生”而才试图去了解父亲的往事，而非父亲真正需要的理解。《广岛》中，女儿们高喊着天皇口号，父亲虽知天道已变，然也只默默无言相对。《船》中，目前娟本期望带着儿子逃离苦难，不想自己的行为却害死了唯一的儿子。未来，亦是无望，虽没有枪炮声、批斗声，然而依然令人悲伤。

  傅雷与妻子双双悲愤弃世，并非没有抵住外来的苦难，而是无法平复外来苦难带来的内心折磨，无法忍受政治要求的那种亲人的离间，家庭的破碎。黎南地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过分渲染政治动乱和纷争，而是在底层人的一言一行中，将苦难慢慢地托出。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不仅是苦难本身，还有其后无尽的悲伤，宛如哀乐休止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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