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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养家苦，可你只是养家啊。女人养家只是技能之一而已。

  作者：失语 .者 发布时间：2018-01-26 09:52:48

  曾经以为有情饮水饱，因为爱情奋不顾身。可北漂的悲哀在涤尘的笔下放大出来，我才意识到，我曾经也有过这么一段泥泞又艰苦的路途。还好同样北漂的伴侣牵手扶持，如今在帝都也算有了落脚之处。我比宋洁幸运的是，没有遇见重男轻女的家庭，如果是那我就是生活中的宋洁。既要拼升职拼人民币还得拼儿子，女人这一生被这些压的喘不过气。

  男人辛苦，需要挣钱养家。女人呢，这个时代的女人，除了挣钱养家还要生儿育女，搞不好还得斗小三，比起这些，男人养家算个鸡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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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本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对照阅读

  作者：紫檀 发布时间：2011-12-11 17: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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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旁邊”看問題：瓦格納（Rudolf Wagner）教授訪談錄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06-19 15:00:53

  原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三十三輯

  採訪者:崔曉姣（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講師）

  2013至14年間，我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作聯合培養博士生，師從艾蘭（Sarah Allan）教授。經由艾蘭教授的熱心推薦，我得以和彼時正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擔任訪問研究員的瓦格納教授相識。因為博士論文論題和瓦格納教授的研究領域相近，我曾數次當面向他請益。以下這篇訪談也正是在這種機緣下完成的。回國之後，我忙於博士論文的寫作，訪談稿的發表事宜也就擱置了下來。2019年10月末，我們沉痛得知瓦格納教授仙逝的消息。此時將這篇訪談稿發表於《道家文化研究》，竟也算是另外一種機緣的成就了。瓦格納教授曾致力於《老子》文本及註本的研究，並與本刊主編陳鼓應教授有過親密交往。我們僅以此篇訪談，向瓦格納教授致以深切懷念。

  崔曉姣（簡稱“崔”）：

  通常來說，我們研究一部文獻，往往會更注重對其進行思想分析。而看您關於《老子》以及王弼《老子注》的研究，似乎更加註重分析文本的語法和語言結構。比如您在研究王弼《老子注》時，特別提出了《老子》文本中存在「鏈體風格」，並將它運用在了對整個《老子》文本以及王弼注本的分析和解讀中，您在研究方法上更側重於後者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是否與您早年學習詮釋學的知識背景相關呢？

  瓦格納教授：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基本上來說，西方和中國的當代學者對於《老子》的認識，區別不是太大。“過去”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是一個“異國”，然而在很多人的研究中，這個“過去”是希臘或是其他國家並不重要。很多人認為，說普通話的人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古代文本，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具體分析文言文的修辭，思考古典文本中所預設的讀者大概有怎樣的知識背景，文本所面對的論敵大概是誰，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但卻被很多學者忽略了。

  如果具體看《老子》文本，我們會發現，它會用一個句子來否定另一個句子，它強調某一論點而反對另外的論點。事實上，《老子》文本已經預設了持反對論點的讀者的存在，這是我們必須預先明確的。不管是翻譯和解讀《老子》文本，還是王弼對《老子》的註解，如果我們不瞭解它們所面對的論敵是誰、它們所要反對的論點是怎樣的、它們用什麼樣的方法展開討論，我們對文本的理解最多只能是十之一二。

  所以，你說得對，我基本的文本解讀採用了詮釋學的方法。我們必須要恢復作者和讀者在當時所處的思想環境，這樣才能了解他們思想交流的前提。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老子》講「無為」，主要在於反對君主用積極有為的方式治理國家。在《老子》文本中，直接反對君主之有為的內容並不是很多。但我們在閱讀文本時，所看到的只是文本所要表達內容的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的內容是看不到的。而通過分析文本所處的整體歷史環境和文本所預設的讀者，並運用詮釋學的方法分析文本結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剩下的這些內容。

  然而，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目前的研究基本都不太關注古代運用文言文寫作的哲學家所採用的修辭學方法，但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我寫過一篇關於“夫”字的論文。在所有的虛詞字典中，“夫”字基本都沒有什麼很具體的意思，它的主要作用在於分隔語句。但是，大概自孟子所處的時代起，“夫”字就已經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修辭學“符號”（symbol）了，“夫”後面常常跟著一個綜合性的論點，而不是陳述某件具體的事情。比如說，“夫”字後面不會說“你的頭髮是黑的”，而會說“所有人都有頭髮”。在當時，這不是一個新看法，而是一個共識，是所有讀者都知道的。古代文本看似是一個個句子的連續，但其實，其中有一些句子主要表述綜合性的論點，另外一些則陳述具體事實。也就是說，古代文本並不只是連續的論述，其中的論說結構是很具體細緻的。

  開始研究《老子》的時候，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發現我所看到的《老子》注本以及分析《老子》哲學的文獻，它們所引的《老子》文本都是駢體結構，並且通常是一些章節中最後的幾句話。這樣的做法當然是沒有錯的，因為最後的幾句話通常是綜合性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看它們對於結論前面的內容的翻譯和解讀，很多都是非常模糊的，並沒有能夠將這些內容的含義真正闡發出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注本忽略了《老子》所採用的修辭策略。我認為，如果我們要真正深入研究中國古典文本，對這些文本進行哲學分析，首要的前提是能夠具體了解這些文本究竟在說什麼，它們要肯定和否定什麼，所採用的論述方法具體是什麼樣的。如果你看我翻譯的《老子》和王弼《老子注》，裡面有很多括號，補充了很多潛在的文本內容，包括文本在肯定和否定些什麼等等。我似乎是補充了很多內容在裡面，但是你通過這些內容，可以真正理解到《老子》中某些字詞和語句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所以，我個人覺得，研究中國傳統哲學，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了解古典文本在修辭學方面採用了哪些寫作方法，它的寫作策略大概是怎樣的。其次，我們還必須了解一個文本在當時所處的具體思想環境。也就是說，我們要了解文本所要提倡和辯駁的觀點大致是怎樣的，它在和誰對話，它所預設的論敵是誰。能夠達到這兩個前提、了解其中的問題，我們才可能有穩定的基礎展開其後的哲學研究。

  我再舉一個關於駢體文和鏈式結構的例子。“是以”在《老子》中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詞，關於《老子》的翻譯和研究普遍認為“是以”後面的內容是老子所提出的新的結論，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看法。真正的新結論是“是以”前面的內容，“是以”後面的內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因為你已經知道“是以”後面的內容，那麼，我現在要告訴你，它為什麼是這樣。“A、B、C”……“是以”……也就是說，因為我所論述的“A、B、C”，“是以”你所知道的東西是這樣的。人們所普遍了解的是“是以”以後的內容，但是他們不了解為什麼是這樣，這也就是“是以”前面的內容。如果我們這樣來分析《老子》文本，你會發現之前對於《老子》章句的理解全部都改變了，最重要的不是“是以”後面的內容，而是它前面的內容。當然，我的說法不一定對，但我們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像“夫”、“是以”這些所謂的修辭學詞彙究竟代表什麼含義。這樣去思考的主要目的是使得文本穩定化，我們對文本的解讀也就可以有一個踏實的基礎。

  另外，要對某一古典文本展開哲學研究，參考注家的注釋也是非常重要的。《老子》的注家有很多，注本有數十個，這些注本在歷史上會相互競爭。當然，因為道教的緣故，有些注本處於不同的理論環境中。在道教的理論背景下注釋《老子》的注本，它們的權威不是來自於《老子》文本的內部結構，而是來源於宗教。這就好比基督教對於《聖經》的解讀，它的權威性來自於教會的理論，符不符合《聖經》原文並不是非常重要。而王弼注《老子》，沒有什麼宗教性的因素和目的，他的說服力並不來自於宗教權威。他是從《老子》文本內部尋找注釋的可靠性，發現《老子》思想的系統性，以《老子》來解讀《老子》。我們看到，他經常會使用《老子》中的一些語句來註解另外一些語句，他都是在文本內部尋找解讀證據，而不是在文本之外。在王弼看來，《老子》書是一個人所寫的，所以它有文本內部的綜合性，王弼的註解發現並闡釋出了《老子》文本內部的綜合性。我不能說王弼的註解一定是對的，但他確實從《老子》文本內部找到了這種綜合性。

  而這也是我們對古典文本展開哲學研究的第三個重要前提：瞭解注釋家的重要性，借助於已有的注文。我們現在距《老子》已經有兩千多年了，很多口傳的思想傳統都已經中斷了，我們也很難明確了解當時的思想環境。但是歷史上的注釋可以為我們提供幫助。比起我們現在的學者，早期的注釋家擁有更多關於古代的知識，他們所見到的文本也遠遠多於我們，所以，他們進行注釋的思想環境要比我們豐富，我們應該借助於他們的注釋，跟他們進行思想交流。我們不能直接說，我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要直接來和老子進行一場對話。這樣當然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是沒有理論基礎的。我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潛移默化地受某種傳統的影響，如果我們不自覺地跟這個傳統討論，而要直接和老子對話，所謂“我的看法”其實仍舊是某個思想傳統的成分，只不過我們自己沒有察覺到而已。所以，參考以前的注釋、和傳統對話，對於理解文本來說是很重要的。

  崔：

  面對眾多的經典文本，您選擇了《老子》作為研究對象，是否與您提到的《老子》文本內部所具備的系統性和綜合性相關呢？因為這種系統性和綜合性，我們可以有效地運用詮釋學的方法來分析《老子》文本。

  瓦格纳教授：

  我最初的研究是關於佛教的，那時我對於《老子》的研究興趣並不是很大。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鳩摩羅什和釋慧遠，主要研究材料是《大智度論》和《大乘大義章》。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慧遠所使用的概念很大一部分並非來自佛學，而是來自玄學。在七十年代初，除了湯用彤之外，學界對玄學的研究非常少。當時大部分的人認為玄學和道教相關，代表了一種“封建主義”或迷信。那麼，我就想，我可以在做完博士論文之後進行關於玄學的研究，以王弼為主幹。而在王弼的《周易注》和《老子注》中，我最終選擇了《老子注》，因為《周易》的原文有很多問題很難解釋。

  但我去圖書館一查，發現關於《老子》的注釋和研究已經非常多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而在面對很多研究成果的時候，你要找到一條新路，最好的方法不是去這些研究的中心，而是看它們的旁邊。具體到《老子》，關於“自然”、“無為”等等已經有太多的研究了。但我發現，這些研究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它們沒有充分了解到《老子》文本中句與句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那我就從這裡入手。這看起來好像和大的思想毫無關聯，只是旁邊的一個小問題。但是，我從中發現了《老子》文本中的“鏈式結構”的問題，特別是其中所隱含的“鏈式結構”。有些“鏈式結構”是非常明顯的，但在《老子》中，很多的“鏈式結構”是隱性的。通過這些隱性的“鏈式結構”，《老子》文本中的某些內容才能得到有效解讀。我手邊有三、四百種關於老子的翻譯和注釋，有中文、日文、英語、德文等等，但當我發現了隱含在《老子》文本中的“鏈式結構”時，我就可以完全獨立於這些翻譯和注釋了，因為他們沒能真正了解《老子》文本中最重要的問題。總之，在重重的研究材料里，要想做出好的成果來，就得想辦法另辟蹊徑。

  在中國的學術研究中，很多人作主流研究。但主流研究所強調的往往是一些穩定化的、共同的論點，這樣，新的觀點自然就會很少。但如果你另辟蹊徑，從“旁邊”來進行研究，可能就會有新的發現。特別是年輕的學者，我鼓勵你們勇敢地離開主流，不去重復老先生們已經說過的話。當然，我知道這很難，不僅在中國大陸，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崔：

  不同於很多漢學家以及中國學者，您的研究範圍似乎更廣泛。從佛學、玄學、中國早期文獻，到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政治均有涉獵。對於您而言，這些研究領域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內在關聯呢？研究範圍的轉換與您個人思想歷程的發展相關嗎？

  瓦格纳教授：

  我開始從事漢學研究的動機其實很簡單。我從1961年開始學習漢學，當時歐洲漢學界對於禪宗的研究熱情很高，學者們也翻譯了很多禪宗書籍。很多音樂家、畫家、文學家都從禪宗中吸取思想資源。我讀了《禪宗無門觀》之類禪宗語錄的譯本，我發現讀翻譯過來的作品有點莫名其妙，根本不能體會其中的意思。所以，為了讀懂禪宗原典，我開始學習文言文。

  在讀中學的時候，我已經旁聽了一、兩年的大學課程。那些課程有關於經濟的，也有歷史、文學的。當時我覺得古典希臘學很有意思，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特別是莎士比亞也不錯。但我看了一些研究資料，發現自己可能很難作出新的貢獻來。關於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某一句話，你都有可能找出五本專門的研究著作。我當時也看了一些和漢學研究相關的書，但是水平都不高。那麼我就想，我或許可以在這方面作出一些更好的成果來。另外，漢學研究的材料非常豐富，從歷史上積累下來的原典和注釋等多種多樣。我那時十九歲，如果我的學術生涯有五、六十年的話，我做一個太狹窄的研究題目，可能五年之後就沒有什麼可做的了。但是如果研究漢學，會有一個非常廣闊的天地。一個領域研究完了，我還可以延伸到另外的領域。

  但說到具體的學術研究，我的很多研究論題也是出於偶然。當然，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不是因為偶然的因素，我的論文和佛學相關，研究玄學主要是博士論文的延伸。但後來，我1972年從伯克利回到德國，結婚生子，我必須要作一些具體的工作支持家用。我在柏林的一個漢學研究所工作，那裡的人非常革命化，提倡學生運動，他們覺得研究古典文言文沒有意思，我們應該研究當代中國。我當時的老師讀文言文沒有任何問題，但他不會說現代漢語，我和他差不多一樣。但我要講授和當代中國相關的題目，所以就買了“Walkman”開始學普通話，那是文革之後的事情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接觸文革之後的文學和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這些都是我以前沒有研究過的。但我要講課，就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這樣，我也就慢慢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了。

  我的很多研究題目看似是出於偶然的。但從整個學術生涯來看，這些不同的、獨立的論題會漸漸發展出一種內在的聯繫。就我個人而言，這個內在的聯繫一部分是思想史，另一部分是思想和政治的關係。這在以前的佛學研究里體現的比較少，但其他的研究基本都是這樣，圍繞著思想、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展開。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各個論題間的這種聯繫還不是很強，但現在已經越來越強了。

  除了偶然因素，我研究不同題目的動機是，我不想感到乏味，我不要只是在辦公室睡覺，所以我想不斷研究新的、有趣的題目。這樣當然是很難，壓力也很大。很多題目都有人研究過了，我也感興趣，但我不想重復別人的論點，就要想方設法尋找新的角度。現在看來，這樣做的收穫特別大，我可以把我所研究的許多題目聯繫起來。我所作的研究都很具體，沒有什麼很宏闊的東西，就像我對《老子》中駢體文的研究那樣，都是從很具體細微的方面入手，最後推廣到大的思想。這樣做的好處在於，所有這些小的方面其實都是某個大的思想環境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把小的方面研究透徹了，對於大的思想也自然而然會產生比較深的理解，而思想和思想之間往往又都有所關聯。如果你的研究只停留在主流的、大而化之的層面，你所看到的思想間的聯繫是不可靠的，很可能只是重復傳統的說法。但如果能做一些很細緻的分析和研究，很可能會在大的方面也獲得新的研究視角。

  當然，轉換不同的研究領域也有它不好的方面。在研究完某個題目，五年、七年之後，又有新的研究材料出來，但你可能已經不再繼續這方面的研究了。畢竟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可利用的時間只有那麼一些。比如我研究太平天國的時候，看了當時所有的重要研究資料，也寫了一本書和一些文章，影響也挺大。但我最近發現，關於太平天國又有了許多我以前沒接觸到的新材料。簡帛研究也是這樣，不斷有新的材料被發現，但我不太可能全部再細緻地研究它們。

  但我覺得轉換不同的研究題目也有它的好處，在我開始新的研究時，我完全是外行，所以也就不受主流觀點的影響。但在研究過程中，我也慢慢成為內行，並且請同領域的專家給我一些建議。當然，雖然我在轉換研究領域的時候避免了只做一個門外漢，但在某個具體的研究完成之後，我可能就不會再繼續研究這個領域了。

  另外，轉換研究領域也有一些別的困難。在歐洲的大學環境中，特別是德國、法國，有一個漢學傳統。以前，一個大學可能只有一個漢學方面的教授，他從堯到現代，從甲骨文到上海的娛樂文化都研究。基本上，他一個人可以成為“中國之最”，所有和中國相關的問題你都可以問他。可能是這個原因，歐洲的許多漢學家在研究角度方面很可能是一致的，但他們的題目是多樣的。如果我們看第一代和第二代法國、德國漢學家的作品，一個人可能從六朝文人對《維摩詰經》的看法到二十世紀初的上海諷刺小說都有涉獵。但美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美國的學術分工比德國細得多。在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就在歷史系，他不會去作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人就在經濟系，不會作文學。但事實上，所有人都知道，文學和政治、文化、經濟、地方風俗等的關係都非常密切。分工細緻有它的好處，但也有壞處。這個壞處在於，很多有用的資料都被忽視了。比如說，我寫了一本關於五十年代末的新編歷史劇的書，這本書對當時的歷史有很重要的政治分析，但是作政治學的人並不讀這本書，他們覺得他們不了解文學。在中國，學術分工也很細，很多作儒家的人不作道家，作道家的人也一樣不作儒家，作經濟史的人不作風俗史，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在不同的時間運用不同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來作多樣的研究，很大的一個好處在於，你的研究可以相互豐富。但這樣做的壓力也很大，如果你的記憶力不是很強，也沒有每周工作六天半、每天工作十一到十二小時的習慣，可能就很難做到，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尋找的一條路。作這樣的工作，記憶的力量很重要，如果你進行了一項很具體細緻的研究，二十年之後，你記不清了，研究成果間的共通和相互豐富就不可能實現了。如果我的學生有這樣的意願，我也會支持他們作多樣的研究。但在開始的時候，我還是鼓勵他們從很具體的、細小的方面入手。

  崔：

  我注意到您近年作了很多關於《申報》的研究，這也是出於您對思想和政治間關係的關注嗎？

  瓦格纳教授：

  1962年，我看了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我覺得從這樣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會很有意思。而在公共空間中，媒體是向現代性過渡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1989年之後，很多海外學者開始討論中國有沒有所謂“公共空間”，但並沒有太多具體的研究。當時我在海德堡就開始做一些關於《申報》的研究，但沒有太多的數據。另外，我們看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裡面的基本論點是：第一，中國報刊史是中文報刊史；第二，中國報刊史主要關於中國人所辦的報刊；第三，中國報刊史是以宣傳政治為中心的報刊史。而梁啓超同時滿足了上述三點，所以被看作是中國報刊之父。但我們從政治的角度出發來看這個觀點，會發現它基本上只是空談。

  有意思的是，1872年英國人美查（Ernest Major）創辦了《申報》，那是最早的沒有任何宗教背景的報刊，所有第一代的中國記者都是由《申報》培育出來的。後來，《申報》成為了中國所有報刊的模式。但我發現，關於《申報》，基本沒有什麼研究成果。於是，我又採用了我前面說到的從“旁邊”看問題的方式。一個外國人，辦了一份中文報刊，同時也成立了申報館，重印了很多珍貴的文言文資料，上海租界也因此而成為了全國出版界的“首都”。《申報》的重要性由此可知。但因為《申報》是由外國人所創辦的，所以被界定成了“文化帝國主義”。事實上，美查雖然不支持光緒朝，但他非常支持中國。他的社論很多都是在反對清朝的政策，但目的不是代表英國、德國或法國等，他的出發點在於什麼對中國最好、最有用處。

  我在海德堡講授過一門關於申報館的課，當時我也沒有想到，有很多同學都非常有興趣，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都選定了相關題目。差不多有十四個學生都開始研究清末的記者、申報館、美查等。我們有時會討論一整天，因為我的時間比較緊張，所以後來我們成立了幾個研究小組。我們的研究小組每兩周展開一次討論，從星期四下午五點一直討論到很晚，然後我們一起去喝酒。現在，這些學生分布在英國、瑞典、法國的大學，也都成為了老師，有很好的研究成果。

  崔：

  在近代中國，中國哲學這門學科就是在西方哲學範式的影響下建立的（胡適、馮友蘭）。您是否認為中國哲學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建立起自己的話語體系與理論系統？以您接觸或了解的中國學者來看，他們的學術研究有哪些不足、那些優長？

  瓦格纳教授：

  我們可以說中國哲學這門學科最初是在西方哲學的範式下建立起來的。但從現在來看，中國國內的哲學史和思想史研究整體還是處在一個比較封閉的狀態下，所進行的國際思想交流遠遠不夠。而在西方，很多研究西方哲學的專家對於中國哲學也沒有太多了解。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很多人提倡用自己國家的“本土”概念來豐富自身的哲學思想，這樣做的動機不錯，但在思想方面的貢獻不會太大。

  我想，中國在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國際貢獻還不夠高，中國學術的開放程度和國際交流還應該再加強。當然，中國國內一些學者也有非常優秀的學術成果，比如在考據方面，裘錫圭的研究遠遠超過國外的學者。但就宏觀的理論分析方面而言，還是有所欠缺。而如果中國學者的哲學分析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能夠在國際上展開深刻、廣泛的討論，他們當然也就能為國際學術的發展作出大的貢獻。印度學者在近代史方面的國際影響很大，但這和他們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背景無關。法國也是一樣，很多法國學者也很有國際影響力，但這和法國的國力無關。所以，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學者，如果你能夠作出大的理論貢獻，自然會有人願意翻譯和了解你的思想。

  而能夠在國際上有所影響的前提有兩個：首先，必須要融入國際討論。如果缺乏對國際學術趨勢具體而深刻的理解，只是局限在本國範圍內，很難真正對國際學術有所貢獻。另外，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他們對中國傳統有自然而然的了解，其實這個前提是假的。如果他們不異化，就只能一直處在主流的話語系統之中。只有“異化”對自己傳統的瞭解，把它當作“外國”，細緻研究這個傳統中的語言、社會、歷史等等，才能打開新的一扇門，獲得新的理論視角。如果能做到上述兩點，肯定會對國際的學術發展有所貢獻。

  崔：

  对於中國文化研究而言，很多學者認為必須“身體力行”，將“為學”與“為人”，或者說學術與生命聯繫起來。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沒有影響過您的價值觀念或者生活態度？

  瓦格纳教授：

  具體就我個人而言，我基本上是持“全部異化”的態度來研究中國文化的。在中國哲學中，大乘佛學對我的影響算是最大的。有很多漢學家在研究的過程中會逐漸地中國化，但我沒有中文名字，我就叫瓦格納，很多人想幫我取中文名，我都拒絕了。我是一個外國人，我要保持這樣的特點。

  我的研究對於我個人的影響，最主要表現在一個地方。在我剛開始從事漢學研究的時候，對文言文並沒有太多的領悟和崇敬，當時我的主要研究興趣集中在佛學。但在多年的研究之後，我越來越尊敬利用文言文寫作的中國古代哲學家，他們在思想和寫作方面進行了非常細緻具體的工作，理論水平也很高。在這一點上，我對我的學生影響也很大。在這些學生剛進大學的時候，首先會讀一些中國哲學、文學古典文本的譯注，但讀譯注很難形成對原文的真正了解。我就讓他們自己嘗試翻譯古典文本，並找出翻譯中的錯誤，看看其中是不是忽略了文本的內在邏輯關聯。一開始，他們會把翻譯中的錯誤歸咎於原文。但慢慢地，他們會發現，錯誤不是源於原文，而是源於他們自己沒有理解文本。如果文本本身是模糊的，那說明其中模糊的那部分內容對中國人而言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這樣，他們的翻譯質量也越來越高。我的學生也跟我說，在參加了我的課程之後，他們對文言文也愈發崇敬。

  所以，研究中國文化對我個人的影響，可能更多的是體現在思想方面，而不是生活或價值觀方面。我覺得我把自己的年輕時代用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化是值得的，我並沒有浪費掉自己的青春。我做這樣的工作，主要是基于思想的樂趣，而不是為了提高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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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体验感超牛的，意义超深刻的~

  作者：麒麟 发布时间：2023-05-07 00:51:31

  

  我这人读书比较乐意传达“阅读体验”这个维度的感受。

  说白了就是读了感觉如何，最直白的情感层面的反馈。

  这本书，挺厚的，洋洋洒洒500多页，16开，又厚又重，绝对是大部头爱好者的心头好。

  体验上，我感觉非常独特，主要2点：

  1、

  特通顺的阅读体验

  ，别看它厚，读起来一点不费力，我随便早上中午读一读翻一翻，不知觉翻出去一大半，相信很多人都追求这种阅读的收获感，觉得读得厚，自己也相应的收获知识多，这很正常，我也这样，虽然书中有大量的阿拉伯名字，比如什么默罕默德XXXXXXXX什么的，你懂得，可能有些人会害怕被搞晕，但是因为咱们国家这位翻译尽心尽力的努力，让语句逻辑通畅易懂，以至于我都能掰扯清楚书中的主要人物关系，条理特别清晰就带来了阅读的流畅体验感，这点非常非常值得赞扬，据说这个翻译，并非拿来主义，走容易的路用英文版来翻译中文版，而是参照了英文版通过阿拉伯原版来翻译的中文，这点简直太赞了，在现而今这个出书如流水的快销时代，有如此工匠精神的翻译行为，本身就对得起读者了。非常好。

  

  2、

  穿越的体验

  ，这本书是埃及的一位留学生，后来变成埃及教育界的大学者和官员，名字叫塔赫塔维的人（封面的大胡子估计就是他），在1826-1831年，通过埃及官方组织的留学团去法国留学时期的见闻写就的一本叫做《披沙拣金记巴黎》的书籍，整理翻译而成的，也就是当初这本书的主体叫《披沙拣金记巴黎》，现在经过整理扩充了补充说明，变成了现在中文版的叫《两个世界》这本书。

  

  这本书的初衷，是向埃及国民介绍当时19世纪现今文明的法国，主要是巴黎。豆瓣有个短评说的很对，说，“这样一部现在看来直白描述的作品，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埃及会产生如何轰动的反响。”确实，如果你用现代的眼光看巴黎，也许你觉得还不如中国某些大城市呢，但是在19世纪，巴黎绝对是世界的顶流，

  所以我说穿越的体验，就是你阅读过程中，非常难得的，可以获得一种“古代人穿越到现在”的惊奇体验，通过作者塔赫塔维的叙述，你还可以用一种，落后的，好奇的，目光去审视那个似乎难以理解的发达的国度的一切事物，这样的感受，是无法通过现代视角来实现的。这样的穿越体验，非常独特。

  以上2点就是我所阅读这本大厚书的真实直观的体验感。

  那有朋友会问了，我一个中国人，我干嘛要去看一本19世纪埃及学者写给埃及民众介绍法国巴黎见闻的书籍呢？这跟我有鸡毛关系呢？

  我在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疑问，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法国是什么样子，我看看B站不得了么，我要是想看看历史，我直接看看法国历史书不得了么，我用的着看你一个埃及佬给我逼逼这么多陈年旧事么？

  但是在深入阅读之后，我顿悟了！

  我仿佛看到了我们自己。

  你知道么

  那一刻非常的感动。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清朝的中国，你学过历史的话你知道有个修铁路的人么叫詹天佑，他是一个“父”呢，中国铁路之父，与《两个世界》中的埃及留学团相似的的经历，他也是在19世纪，具体是在1878年考入耶鲁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回国之后修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

  

  清政府派出留学的“幼童”，平均年龄只有12岁

  百度百科上介绍的一句：“清同治

  十一年（1872年）爱国革新思想家

  容闳

  条陈清政府选派幼童留洋以求引进西学，革新社会，获准后赴香港，港招考幼童一百二十名。”我之前看过一个央视的纪录片，名字就叫《幼童》建议大家有空看看，当初这批孩子，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小学生，不远万里奔赴西方世界，背负大清国救国求强的志愿，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清政府派出了总计120名幼童留洋，平均年龄12岁，他们回国之后大多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而《两个世界》中介绍，与作者塔赫塔维一起去法国留学的这批人共44人，最小18岁最大37岁，其中大部分都是权贵子弟关系户想出国镀金的，相比之下，中国的这批幼童留学生，太苦了，想到这里不禁有点感动。

  落后就要吃苦，不知觉之间，通过看这批埃及学生的经历，想到了我们国家的过去，有点心疼了。

  

  幼童

  (2004)

  9.5

  2004 / 中国大陆 / 纪录片 历史 / 胡劲草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

  

  但是书里，并没有悲伤情绪，要知道，每个值得尊敬的民族，国民的内心都是骄傲自豪的，在文笔之间，我没有看到自怨自艾，或者“慕洋犬”一样的各种羡慕，那种视角是平视的，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点，平视，别看实际上埃及落后于法国，但是在作者的眼里，所观察和记叙的埃及，就是平等的观察，那种挑法国毛病的地方并非是韩国人一样的虚伪自大，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仅仅是彼此不同而已。这样的心态，太好了，在别的书里太少见了。以至于作者在正文中写到：“到达马赛后，我更肯定了我的看法；亚历山大（埃及的城市）既是马赛的样本，也是马赛的典范。”

  在书中我能感受到，作者是自豪的，内心是非常非常自豪的，让我联想到了1931年中国爱国将领吉鸿昌在美国受到歧视对待，把一块木牌子写上“我是中国人”挂在自己脖子上在大街游走，那种挺起胸膛做人的自尊和自豪。

  

  作者的这种自豪，体现在对于法国平等视角的观察评论之中，我摘抄几段（以下为原文摘抄）：

  吐槽仆人：

  我听说，当今国王——法国最伟大和最富有的君主之一，还是奥尔良公爵的时候，他的全部随从，包括卫兵、园丁和仆人等，总计也不超过400人。但法国人还是认为他的随从太多了，这体现了巴黎和埃及之间的不同。在埃及，一个普通士兵都有好几个仆人。

  

  吐槽天气：

  简而言之，埃及和巴黎在土壤、水、除了桃子之外的水果和气候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不是巴黎人的聪明、智慧、才干、出色的管理能力和对国家利益的忠诚，他们的城市就一文不值了。“以塞纳河为例，天气暖和时尚可在河边散步，但到了冬天，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8度，马车都可以轧在河面上。再看看这座城市的树木，暖和的日子里它们开枝散叶，但寒冷的季节就变得光秃秃的，十分难看，

  像立着的柴火杆。所有寒冷的国家都是如此。对此，有人曾说：

  我问树枝：

  “你为什么在冬天赤身露体，

  在春天却衣冠楚楚？”

  它对我说：“春天即将来临，

  我需要脱衣为这喜讯庆祝。”

  吐槽法国人性格：

  他们的天性中根深蒂固的是爱慕名声和虚荣，不喜自大与仇怨。他们的心，正如他们称赞自己时所说，比行将献祭的羔羊的心更纯洁。”但他们愤怒起来却比老虎更凶猛，一旦发怒，宁愿死也不愿活着。每隔不久，就会有人因为贫穷或相思而自杀。

  吐槽观念：

  他们有一种不好的观念，即他们认为，他们的智者与自然学家的头脑比众先知更好、更聪明。他们还有很多可憎的观念，否认前定与命运就是其中之一。格言有云：“智者信命，定行诸事。”当然，人不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因于命运，或者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把命运作为借口。俗话说：“求诸命运是软弱的表现。”另有人说：“争端爆发时，沉默胜空谈；战火燃起时，谋划胜估测。”在阿拉伯人中，有一群人认为，至高无上的安拉创造了人类，将他们置于一个神奇的秩序中并对此秩序进行了完善，但安拉一直通过他那至高无上的、被称为“关注与维护”的属性来观察人类，这种属性旨在阻止一切可能破坏该秩序的事情。

  

  也会表扬法国人的等级制度：

  他们还有一种习惯做法，就是每年国王和王室成员去乡间居住的几个月间，王宫会向公众开放，法国人认为这没什么不妥。人们进入国王和王室成员的宫殿参观，欣赏里面的家具和新奇陈设。进入王宫需要凭借印有准许一人、二人或多人进人的书面许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许可，若有熟人索要便会给予。于是，你会看到王宫里到处都是参观国王和王室成员私人住处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也进去过几次，见识了很多新奇之处，很值得一观。里面悬挂的许多画像，除了不会说话外，与真人无异。王宫里有许多法国国王的照片，也有所有王室成员的画像。王宫中的一切物件都是那么新奇，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材料有多么名贵，而是因为它们的整体制作工艺出色。例如，从椅子、床到王座，所有的家具都覆盖着华丽的锦缎，且镀上了金。但王宫里的宝石不像我们国家王公贵胄的府邸里那样多。法国人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美观，而不是为了装点门面、炫富和虚荣。

  

  表扬法国人的干净：

  房屋洁净，一尘不染，这是法国人值得称道之处，尽管这一点同弗拉芒人相比仍“相形见绌”，但毕竟弗拉芒人对外部洁净的重视，在世上其他民族中都无出其右。古埃及人曾经也是世界上最爱洁净的人，但他们的后人科普特人并没有效仿。巴黎很洁净，没有毒虫，甚至连昆虫都没有，也从未听说过那里有人被蝎子蜇过。法国人致力于保持房屋和衣服的洁净，这真是令人惊叹。他们的房屋总是很明亮，因为窗户众多，加上精湛的设计与安装，光线透入家中各处，空气四处流通。窗户都是用玻璃制作的，这样即便关了窗，光线也不会被挡住。

  无论穷富，人们总是在窗前挂上窗帘。巴黎人通常还会挂床帷，就像一种蚊帐。

  法国镜子多：

  而在法兰克人的国度，由于安在墙上的镜子数量多、面积大，镜子通常从四面八方将一个形象映成多个，对此我说：

  离我去兮踪迹无，

  驻我心兮讯音疏。

  显身入镜映姿貌，

  形影幢幢环宇屋。

  （全书里有大量的诗歌内容，通过这一小段，你可以看得出，翻译者的水平，非常牛逼。）

  

  评论女性和婚姻观：

  甚至是女性也会出游，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同一位男子商量好由他陪同旅行，她们则会负担该名男性旅途的开销。这是因为女性也热衷于学习知识，热衷于探寻和了解生命的秘密。或许她们中有人从法兰克地区来埃及就是为了看看金字塔、神庙等奇观。她们在各方面都同男人一样。有些富贵、贞洁的女子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献给了外国人。一旦怀孕，由于担心丑闻曝光，她们便借旅游的名义，去外国生子，将孩子托付给保姆并支付一笔特殊酬金，让孩子在异国他乡长大，但这类事情并不经常发生。确实，并不是每一片闪电云都会降下大雨。有些法国女性品德高尚，有些则恰好相反，而后者占大多数，因为在法国，爱的艺术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心，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这样的爱是有理由的，他们相信他们恋爱的目的很纯粹，青年男女之间建立关系后便可能会步入婚姻。

  

  读的过程，让我看到事实的另一面，在19世纪，两个陌生的文明刚开始接触时，人并不是一上来就羡慕对方跪舔对方的，那种慕洋犬的羡慕也许是通过后天环境熏陶培养出来的，作者看待法国和法国人甚有时候还会批评。

  有种说法，“如果一个人只能接受一种说法，说明这人智商低。”从这点上来看，作者塔赫塔维无疑是个聪明人，他对于法国的见闻时常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用诗词来印证自己的正确，他并不总认为法国的做法是对的是好的，外国的月亮并不一定就更圆。从这点民族自信上来说，这位埃及人无疑做的非常漂亮，相比现在网上流行的“道歉怪”“反省怪”——遇到外国与自己不同的地方，就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够好的人，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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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氏和陈冠希

  作者：局短 发布时间：2008-02-14 21: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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