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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梁启超家书》的一点感触

  作者：ohwhat 发布时间：2012-07-29 09:57:00

  1，家书把梁启超从一个遥远的、不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个历史符号、文化符号，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家庭、妻子、儿女、朋友、饮食、起居、疾病、财产、社会活动等等细节，因此而产生的真实性，勾画出了一个“活人”的生活画面。他在信中表现出的慈爱、怜悯、愤怒、恬静、忧虑、童心等等感情，使得这个人血肉丰满真实。不像照片里正襟危坐，也不像正式发表的文章里那么道貌岸然。

  2，他处于忧患之中时，即安慰女儿：“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

  3，有时候并没有太多话要讲，便写：“他事如常，无可告，聊书数行，慰汝远念耳。”他的信，还是写给大女儿的多，一来大女儿大，懂事；而来，大女儿俨然是众儿女的“班长”，可有领头的作用。1928-10-12病中又告大女儿：“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痛苦便减少许多。”还是大女儿最理解父亲，和父亲最亲近。

  4，家书中也提到一些金钱事情，但多为大额的房产、投资转移、某个子女的教育基金事项等，总的看来，家书所录的1912年～1927年这些年间，梁启超的家境颇佳，同时供养2～3个子女在海外留学，并不感到吃力，日常的工作就是读书、写文、演讲、会客、所任社会职务，也多为虚职。我想，他在家书中表现出的“精神贵族”的状态，也跟他的稳定的经济状况有关。

  （当然有人可能质疑，也有境遇窘迫，精神世界也十分富足的例子。这个，我无法反驳，甚至可能承认：梁启超年轻的时候也可能落魄、流离失所，仍不改其志。但上述仅仅是读这本书的感慨而已，并不做广泛的推论。）

  5，梁启超的儿子被汽车撞伤，他妻子愤怒肇事者，继而投诉的对象是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可见这一家人的贵气。若提到传统上的“士绅”与“贵族”，这家人真是不虚了。

  6，“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绝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

  7，1932年11月5日信中，他说士大夫救济天下，和一个普通农夫善治其十亩田所成就是一样的。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我又想到，尽自己力量做事，就是“事业心”，事业心强的人，有时候可能家庭观念弱。常常被批评没有“人味儿”，冷酷无情。若重心放在家庭呢，那么又怎么能做到“尽”自己力量去做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平衡的问题。所谓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平衡的好吧。

  又，梁启超对待子女婚姻是这样：“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注：思顺），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8，梁启超谈起人生观，就说佛教里的“业”和“报”的概念，是宇宙间唯一真理（呵呵，够言重的吧）。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抵消的，恶业受完了报，才会算善业的报。或者两者交替进行。与基督教不同，忏悔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而是要等报受完才灭。若能绝对不造恶业，（而且常造善业——最大的善业是“利他”），则常住天堂。佛教说的是涅磐，其实涅磐的本意是清凉世界。梁启超说：“我虽不敢说常住涅磐世界，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这也是因为我比较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

  9，林徽因的爸爸林长民中流弹意外死亡，为了安慰媳妇林徽因，他说“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列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生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震慑自己，免令老人担心才好。”

  10，一封有趣的信，是写替徐志摩证婚。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不得，林徽因转而嫁梁思成。但徐志摩竟是梁启超的晚辈加朋友。真是个奇妙的圈子。梁启超又脾气大，不知道是不是气愤徐志摩追求过林徽因，因而在信中严厉批评徐志摩。同时用以警告林徽因吗？——预防万一林徽因还有其他念想（毕竟徐诗人的魅力很大）。

  当然，上面只是我卑鄙而毫无根据的猜想。梁启超真正的说法是这样：“徐志摩的新妇是王受庆的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至极。……。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想对那个人（张注：陆小曼）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梁启超对道德、节制、礼防、冲动的理解，清醒而现实。别以为人可以不考虑这些。后面会写到：人格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这里不详说了，后面说。）

  11，关于孩子的前途，他是看得很深的。他说：“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地磨）。……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狭窄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关于想回国加入北伐军队的思忠，他是很担心的，说：“走错了本来没有什么要紧，聪明的人会回头另走，但修养功夫未够，也许便因挫折而堕落。”

  又有信关心梁思成的职业前途，提到梁思成“胡闹”，“他来信一字不提（根本就来信太少），因此我绝不知他打何主意，或者我所替他筹划的事，他根本不以为然，我算是白费心了”。生气完了，还是原谅儿子，仍细细嘱咐大女儿对弟弟“责备他、教导他一下”。对儿子的关切、爱护之情，溢于言表，真是舔犊情深。

  12，对整本家书的理解，不能脱离作者的时代背景，至少在梁家周围小圈子内仍然是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氛围。在这种家庭氛围中，似乎做一个大学问家，并不弱于做一大政治家、或大商人——甚至大学问家更牛。梁启超本人就是读书入仕退引返学术界的过程。在他家庭的氛围中，仍然是非常崇尚知识、文化（当然也并不轻视政治报国、军人责任）。总体上仍然是“文人家庭”，这与历史上的“文人画”“文人诗”的传统也是一脉相承的。

  约100年过去了，反观当下，是一个金钱至上、（以暴力为要挟的）权力至上的社会。在这种背景下读“口述历史”，有穿越时空的超现实感，也许这就是读书的乐趣所在吧。在梁启超的时代，做商人挣大钱，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入不了他们的眼。在那个时代，尽管社会动荡、战乱频呈，但总体看中国社会的脉络并没有断，中国文化的根还在。再想想，梁启超还接受过光绪皇帝召见呢，尽管他曾是新思潮的引领者，但他的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实际上，民国早期、北洋时代，尽管武人当道，但是对于文人，仍然十分尊重和仰仗，无论谁上台，都不敢怠慢了这些文人，也十分尊重大学、图书馆等等机构。在那个“有文化”的社会，光有钱、有兵，是没用的。

  再说回那种“文人气质”，其实所谓文人气质，与相对应的“商人气质”、“武人气质”“庸人气质”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有人受某种熏陶习于这种气质，偏好这种气质罢。在其他人眼中，文人迂腐刻板古怪；而在文人眼中，其他人则流于下品。大千世界，各种气质并无高下，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

  13，针对梁思成的择业，梁启超想的很深，这背后反映的是梁启超非常注意保持儿子的积极、健康心态和人格。他说：“你们即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须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但以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一定找着，也很是问题。……暂时随缘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一般青年为生计不得不如此，但你们算是天幸，家庭还可以帮你们一把，也没有什么要紧。写信是告诉你们有点心理准备，就算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也不要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生不许他侵入。”这与查理•芒格的观点（《穷查理宝典》，446页）是一致的，查理•芒格说：有种“自我服务偏好”的心理因素常常导致人做傻事。它往往是潜意识的，所有人都难免受其影响。“自我”认为有资格去做它想做的事情，例如自我透支来满足它的需求。妒忌、怨憎、仇恨和自怜都是灾难性的思想状态。过度自怜可以让人近于偏执，偏执是最难逆转的东西之一。我认为这是精神卫生。每当你们发现了自怜的情绪，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哪怕是自己的孩子患上了癌症，也要想到：自怜是于事无补的。总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它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因为自怜是人类的一种标准反应，但是你们可以通过训练来摆脱它。（优秀的竞技体育运动员就是这样的人。因为竞技体育必然有胜利和失败。优秀的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一定是伴随着大量失败的经历。那么迅速从失败的心理状态中调整出来，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未来的比赛，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巴萨的球员，也要面临本赛季失败的比赛。普通球迷失望沮丧，但职业球员就一定会迅速调整，这就是心理训练的过程。）

  总的说来，两个人说的都是人的精神力、意志力，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有时候我们承认人并非万能，并非钢铁，并不是能够抵抗任何外界的压力。常常举的例子，是老舍这样的透彻人间百态、世情冷暖的人，仍然抵御不住压力，选择自杀。又或者另外一位乌克兰的书记Stanislav Kosior，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心理崩溃。但是，今天读到这里，转念又想毕竟还是有人在巨大的压力和灾难面前挺了过来。作为普通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14，在1928-5-13的信里，梁启超再次表达了他对强大人生观的看法：“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你们兄弟姊妹个个都争气，我有什么忧虑呢？家计虽不宽裕，也并不算窘迫，我又有什么忧虑呢？”他说的“纯任自然”，与钱穆引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同一个意思吧。

  15，最后一篇文章，是1922年梁启超在苏州的一篇演讲《为学与做人》。这其实反映了梁启超的“天人合一”的人生观，我正想谈谈这种人生观与另一种美国人生观的不同所在。梁启超先提出论点：“大学要学做人！”然后提出：

  （1）知者不惑

          1）相当的常识

          2）专门的职业（行业共识、前人基础）

          3）总体的智慧（要磨练“粗浮的脑筋”，变成细密而踏实。遇到繁杂的事情，也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把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

  （2）仁者不忧：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仁，是普遍人格的实现。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然则人格主义，就是宇宙即人生，人生即是宇宙（天人合一）。凡能体验“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者，就叫做“仁者”。仁者为何无忧？因为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乎两端，一曰忧成败（名），二曰忧得失（利）。秉承“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何？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周易六十四卦，自“乾”始，而终于“未济”，循环往复。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才真真是失败了。“仁者”看透这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会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的道理。所以《易经》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仁”的人生观，不会忧得失。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会有得失可言。那么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天人合一嘛），不能明确画出界限，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与劳动作为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又有什么可失去呢？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和艺术化的。

  （3）勇者不惧

  上面两条，还不完备。因为意志力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如果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建立意志力，第一要心地光明，如孟子所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需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第二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成薄弱极易，由薄弱变成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了别人的奴役，只要自己肯奋斗，终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感、欲望的奴隶，那么，真是万杰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然则做到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练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练的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

  因此，提到现在的大学教育，对于人格培养、意志力磨练的环节完全没有。剩下的知识教育，也仅仅停留在贩卖智识杂货铺，对于总体智慧的养成、判断力的建立毫无建设。除非诸君自救，有何办法？

  上面是梁启超的人生观，另一种美国式的人生观，可以参考这篇文章：《彼得•泰尔：一位信奉自由意志的硅谷亿万富翁》（

  http://laoyaoba.com/ss6/html/77/n-336477.html

  ）。在这种美式人生观里，就没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了。美国人想的就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世界的科技、文化、经济模式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巨变？历史上哪些年代有这些巨变？我们生活的当下的“变化”，仅仅是些修修补补，还是对人类生活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如果我们的社会在最近10年、20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你看看美国人多性急？），原因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我是个超级天才，SUPERMAN，我发现了上述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BALA…BALA…BALA…”

  上面两种人生观，谁能说清楚孰优孰劣？呵呵。

  16，《梁启超家书》第二季——梁思成的故事。受到梁启超如此多教诲，儿子梁思成的人生又是如何？毫无疑问他在建筑学界成就斐然。但是娶林徽因为妻究竟是幸与不幸？坚持留在大陆究竟是智与不智？（其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知道流亡海外，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57年反右的时候，写下的言论究竟是不是出自内心？林洙这个人，抛弃自己的右派丈夫，究竟是因为压力下的意志力崩溃，还是本性就是个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小人？梁思成丧妻7年之后续弦如此人物，我们应该理解为人之常情，还是斥之为老来糊涂？这一切的细节，已经无从考证，但免不了让读者唏嘘：他的一生际遇一定超出梁启超老先生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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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推上官昭仪色彩心理三部曲

  作者：和小哇 发布时间：2012-09-17 11: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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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作者：leyang 发布时间：2008-07-13 11:11:29

  结局比“冷月”少转折，

  也因此看起来没有那么离谱。

  现在大叔们好像要赛“厚”一样，新的作品一部比一部厚重，

  迪弗大叔的“人骨拼图”到“棺材舞者”，斗智过程常一气呵成，着实过瘾。

  现在，在紧张得要死的追捕过程中，

  迪弗大叔会突然笔锋一转，

  给角色来几页无关痛痒的回想，

  或冒出个角色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等等，

  这种现象着实不爽，似乎有骗稿费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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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圣”泰戈尔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诗人

  作者：自然减压冥想 发布时间：2018-09-18 13:45:48

  泰戈尔的作品弥漫着一种恬淡、静谧、飘逸、肃穆的意境，如珍珠般闪耀着深邃的哲理光芒，读来发人遐想，让人陶醉，其中蕴涵的精深博大的人生哲理启示，总能令人感受到一种振奋人心和进取奋斗的精神鼓舞，在唤起人们对大自然、对人类、对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心的同时，也启示着人们如何追求现实人生的理想，让整个人生充满欢乐与光明。泰戈尔的诗被人们当做“精神生活的灯塔”。泰戈尔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泰戈尔不是通常西方意义上的诗人，也不是通常中国意义上的诗人，在他的本土，诗人之意比以上所称要大得多，那更接近于古代意义上的圣哲，或我们说，预言家——凡人和神明之间的一座桥梁。尼赫鲁一干人以“祖师”称他。他和甘地作为两个方向上的巨人共同孕育了印度独立解放的一代人。用现代身份来定义他，必须加上更多字眼：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诗人、音乐家、剧作家、画家……只保留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足可傲世。他的通广深厚，近世也许只有少数几位人物堪可比肩：歌德、托尔斯泰……诚如其研究者、孙女婿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所说：那些只能通过译文了解罗宾德拉纳特的人，难以对他天才的博大和深邃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泰戈尔的散文诗中出现最多的人称是“你”。大多数情况下，这“你”是抽象的用法，指的是“梵我一体”的神。诗人常常把近乎崇拜的赞美献给笔下的“你”，而且大部分赞美都非常深刻，以充分体现出梵——这神性的真理。

  泰戈尔的“梵我同一”的思想，是一种古印度的智慧。虽然在生活的表象中，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及其平常的人和事，但诗人却总可以发现超越于表象的东西，感受到隐秘的冲动。诗人在万物的生长和凋零中，在对邻人和家人的爱当中，领悟出神的慷慨而宝贵的赐予。 这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帝或神灵，而是充实于宇宙，无处不在的最高实体（“梵”）。在泰戈尔的诗里，神不是远在天国，高高在上的，而是与人同在。神也不统治人，驭使人。相反，神创造和延伸自然，赐予人生命，启迪爱。 爱他人，就是体验到神，就是聆听神。在一切自然、和谐的关系中，在人与人的爱，不论是亲情还是爱情中，神与人合而为一。 诗歌，歌唱美丽的自然，歌唱人类的情感，也就是赞颂神。 这里揭示的是这种神人关系：神以倾注生命为快乐，人以得到神的庇护而幸福。 神不但创造人，而且神通过人实现自己的神性。这神与人的相容，神性和人性的交织，是一切爱，幸福和希望的源泉。万物都是神灵的使者，当我心里有爱的时候，神和我们在一起。

  在《泰戈尔回忆录》中，泰戈尔记录下了他神奇的彻悟自觉体验： “一天，在很晚的下午，我在我们乔拉桑科房子的屋顶凉台上散步。晚霞的余光和苍白的黄昏合在一起，那景色仿佛使来临的夜晚，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奇妙魅力。连毗连的墙壁都美丽地放光。在这个世界中揭开了平凡的盖子，我想，是不是暮色中有什么魔术使它这样呢?决不是的！

  我立刻看出这是夜晚的效果照到我的心上，它的光影把“我”湮没了。当“我”在白日强光中奔腾的时候，我所知所觉都和它混在一起，被它藏过了。现在这个“我”被放在背景里去，我就能看到世界的真实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不平凡的，它充满着美和欢乐。

  从这次经验以后，我屡次试验故意地压抑我的‘我’，仅以参观者的身份去观看世界的效果，我的努力总会得到一种特别愉快的报酬。我记得我也试着向一位亲戚解释怎样去看世界的真面目，以及在这幻象之后的，我们自己的感觉上的负担怎样随之减轻；但是我相信我的解释没有成功。

  以后，我又得到一次彻悟，这彻悟在我的一生中持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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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布谷鸟是沉默的，但真正的识鸟者可以听到沉默

  作者：后浪文学 发布时间：2023-09-04 14:18:49

  一闪即逝又永恒前卫，被誉为“带着光速飞窜的神童”林燿德继《时间龙》之后的又一新书《钢铁蝴蝶》来啦！

  自动贩卖机化身 “碑石”，只会换句话说的公众人物被视作自食其粪的 “钟表虫”，群众中的多数与少数如同 “太阳与复仇女神涅墨西斯”，林燿德横跨多重想象，历史、生物、神话，让都市成为真幻交织、无限增殖的迷宫。

  今天为大家带来林燿德为《钢铁蝴蝶》书写的跋：《城市·迷宫·沉默》。

  

  《城市·迷宫·沉默》

  林燿德

  城市

  大陆的朋友喜欢戏称我是“多面手”，听起来像是个马戏团的杂技表演者，当然我知道他们意在称赏和鼓励。

  即使被溢美为“多面手”，其实我自己最钟情的文类还是散文。生平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是大二时参加的第二届全台学生文学奖（1982），项目是散文佳作，题名曰《都市的感动》。

  都市是我开始写作时第一个倾心致力面对的客体。我将“都市”视为一个主题而不是一个背景；换句话说，我在观念和创作双方面所呈现的“都市”是一种精神产物而不是一个物理的地点。

  八十年代那十年期间我屡次提出“都市文学”的概念，显然这个概念不是建立在“城市二元化”的粗糙思考之上；所以，我的关切面是都会生活形态与人文世界的辩证性。

  “都市”即“当代”。

  迷宫

  “去他的，”将军叹气，“我如何走出这座迷宫？”

  这是马尔克斯笔下拉丁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生前最后的一句话。1989 年马尔克斯沾沾自喜的历史小说《迷宫中的将军》出版后，他答复访问者那部书仍然是小说而不是“小说性的历史”，尽管那个死前才发现自己身处迷宫中的玻利瓦尔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玻利瓦尔发现的迷宫是整个十九世纪的殖民地世界，那是现实与文本交织而成的神奇地域，似乎指示着读者得回溯到整部小说的每一个细节里寻找玻利瓦尔在这座看不见的、既真且幻的迷宫中留下的足迹。

  

  西蒙·玻利瓦尔。图片来源于网络

  另一座令我感受深刻的迷宫出现在博尔赫斯笔下，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的祖先崔朋弃绝宦途，花了十三年光阴写小说、造迷宫；有一阵子崔朋说：“我隐居起来是为了写小说。”另一阵子他却说：“我隐居起来是为了造迷宫。”所有的人都误会那是两桩事，没有人想到写小说和造迷宫是同一回事。

  以《小径分岔的花园》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出版于 1941 年，二十六年后约翰·巴思在《疲软的文章》这篇论文中谈到迷宫意象与博尔赫斯的关系；其实巴思也是个迷宫狂热者，1968 年的《迷失在惊奇馆中》以游乐场中的惊奇馆作为创作空间的象征，惊奇馆在巴思这部后设小说中成为探讨创作者与世界关系的迷宫，小说中的少年主人翁被留置其中永远找不到出口。

  当然，要谈西方现代文学中的迷宫形式和拥有迷宫癖的作者是可以写几部书的，连通俗小说家斯蒂芬·金也擅长使用迷宫来制造鬼魅玄奇的气氛，1980 年改编自金的原著的电影《闪灵》就以旅店前的露天迷宫作为关键性的视觉意象。

  

  电影《闪灵》中的迷宫。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直上溯到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迷宫，迷宫已经形成复杂的象征系统。自神话、史诗经中世纪文学、近世歌德式小说到二十世纪各种文学思考，西方世界的迷宫文化如同巨大的精神漩涡；迷宫并非西方世界的独特产物，中国人将迷宫的形式运用在墓穴、军事以及神秘学的实际用途上，从《封神榜》《七侠五义》到《蜀山剑侠传》里的“阵”是迷宫，秦始皇的地下陵寝是迷宫，紫微斗数的命盘也是迷宫。随着人类智识和技术的不断拓展，生命对宇宙的困惑也因而不断蔓延，其间所呈现的各种迷宫意识足以构成一座无与伦比、无限延伸、隐而不显的、与现实颉颃的“负空间”。

  八十年代前期我写作一连串“都市笔记”时，逐渐浮现两个主要意象系统，其一是地图，其二是迷宫；它们既是公共意象，也融入我个人的色彩。在《幻戏记》（1985）中，第一句话就是“我正走在巷道的迷阵里”，当第一人称走在奇异的老旧社区中：“我想起出土的巴比伦黏土板，上头雕镂着涡旋状的迷阵，据说那些盘回的线条代表某种动物的内脏；此时我不是也逡巡在都市的内脏里头？”因为“迷阵，自古以来就意味着死与复活双重的象征”。

  迷阵即迷宫，博尔赫斯笔下崔朋的迷宫即是崔朋的小说，我的《迷宫零件》（1993）是小说、诗或者散文，也即是另一座迷宫，关键处仅是由我导游罢了；只不过导游者隐身其中，成为“零件”的一部分，那个消失的“我”是逃避者又是追索者。

  如果说迷宫意象是反（界外的）秩序和反（表象的）现实的象征，并不意味着它所涵盖的领域排斥了现实和历史。当我进行历史小说《1947》的写作时，全面检索近半世纪前台湾政治、社会面的史料，我遇到意识形态的多元争执，也遇到笔调和语言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那些陈旧而彼此矛盾、互相控诉的记录和资料自动构筑出一座庞硕的迷宫，我深陷其中，几乎无法脱困，放弃这个题材。

  我不晓得什么可以挽救今日的台湾，但是我约略知道什么是今日台湾域内还可以挽救的；其中至为重要的一项是创造力，正视当代的创造力，包含了丰富想象空间的创造力，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充满想象空间而使我们走出教条、走向世界的创造力。

  走入迷宫，是为了走出迷宫。

  

  沉默

  散文的领域是非常宽阔的，过去以抒情美文为主体的观念，其实促使散文步向主题陈腐、文体因循的狭路上。

  我想，自己一直是以“异端”的身份在进行散文创作；在《一座城市的身世》（1987）和《迷宫零件》这两部创作集中的文体，可以说，那是我对传统散文艺术定规的质疑以及对自己创作观的具体实践。套一句美国后现代学者伊哈布·哈桑的话说，“它表明，一种文化力图理解自己，发现自己在历史上的独特性”的努力。

  不过，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他必须学习宽容，相信他的作品在他的笔下终究没有完成，所有的读者都比他更有权力完成他的作品，包括了扭曲、误解，也包括了超乎作者想象的延展与“增殖”，这是一个阅读者的霸权时代。

  所以，多年来我在散文创作的轨迹上，反而拥有一份豁达与开朗。对我而言，追求“经典化”、企盼被纳入“正朔”早已不是思虑所系；相反地，却安于“异端”的身世， 我发现我的任务在于保存下更多的线索和辙痕。

  

  除了《迷宫零件》之外，本书所搜集的是 1982 年迄今我自己认为比较有趣的散文作品，也重编了已绝版的《一座城市的身世》的内容于其中。

  任何读者都会及身而终，这是作品唯一可以获得优势的部分，它在漫长的时光中静静等待。

  冬天的布谷鸟是沉默的，但是真正的识鸟者可以听到沉默。

  ——1993 年 11 月《明道文艺》

  

  钢铁蝴蝶

  7.8

  林燿德 / 2023 /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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