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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ABC

  作者：欣雨Q 发布时间：2012-08-15 17:06:57

  《ABC之书》的封面，四面环绕着灵禽异兽作为花边，当中大大一个木刻的问号！书名之下一个副标题—别扭的英文字母！这种封面设计吸引了我的好奇心！这些ABC英文字母被扭曲了吗？怎么过别扭法呢？令人按捺不住想去了解的迫切心情！迫不及待翻开书本，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赫然在扉页，依次向前翻，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一截树头、上有一支小枝恰似斧子的手柄一样套了一把斧子、一台锯子、一块切割成正方形状的木块（上面搁置了镊子、小刀），然后再加一把撬子在木块上面便刻出了ABC。看到这里，我有点明白了，别扭的ABC，就是在一部木块之书上刻出来的ABC……26个英文字母。这真是我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看看在安野光雅的画笔下这些英文字母如何有趣可爱地向孩子们走来？

  掀开每一个大版，左面排版都是大大的26个木刻英文字母，右面分别是对应以这个英文字母开头的事物。事物的绘画可爱、俏皮而又充满了幽默感！看呀！C的挂钟里那个红衣小精灵趴在窗弦想什么呢？F的胖爷爷的烟斗可以同时充当啤酒杯么？爱美的袋鼠妈妈颔首回盼着什么呢？……总之，这些有趣味的画儿，无不勾出人无限的遐想！还有，每个字母对应的事物，它们有着相同的花边，是不是在告诉着我们它们之间有着亲密关系呀？然后每个字母与字母的之间，都有着不同的花边图案，这些黑白花边同案构成了这本除了26个英文字母和一份对书中内容相关英文提示的文字，便再也没有任何文字的绘本。而这些黑白花草的装饰使绘本内容丰满了起来，成为这本绘本不可决少的衬托。

  一路看下来，欣赏这如此新鲜独特的绘画，ABC……便在小朋友们的头脑之间烙下了深刻印象。原来ABC……是这样有趣可爱的呀!

  因为本书没有任何中文文字，所以低年级（一年级）以下的小朋友是需要大人的陪伴阅读，要大人从旁加以指引，小朋友们才能体味得到认识ABC……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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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感慨一下

  作者：奥利奥 发布时间：2018-01-06 23:41:44

  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很值得看的，如果对于比较文化和中西文化差异有兴趣的话。这本书可以说是客观的评价了明清时期中西方文化的相遇，矛盾，融合种种。但是也有些比较难懂的地方，不影响阅读，从题目和各个章节的名称就能看出来作者非常用心，作者既不偏袒中国也不会贬低西方传教士。我最喜欢的还是作者的逻辑比较严谨，抛出去的问题也能解答的让我服气。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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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读后感 & 摘抄

  作者：Laisky 发布时间：2019-11-23 14:00:40

  也发布在：

  https://blog.laisky.com/p/paris-peace/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读后感 & 摘抄

  

  一、概述

  介绍了巴黎和会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国皖系、直系、外交系、南方军政府、新旧国会、钱龚两任总理、美日英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与抗衡关系。 将远在巴黎的和会，与国内汹涌澎湃的政治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对历史事件的进程做一个概述：

  一战期间，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而总统黎元洪不同意，这导致府院之争进一步恶化， 手上没有兵权的黎元洪决定求助于张勋，强行解散了以国民党人为主的国会，并且驱逐了段祺瑞。 但是没想到张勋在康有为等人的鼓吹下决定称帝，史称张勋复辟。

  段祺瑞马场誓师，率部推翻了张勋。但是段祺瑞不愿意再回到台前， 在徐树铮的操作下，成立安福俱乐部，并且通过操纵国会选举，成立了一个以安福俱乐部成员为主的安福国会（也称新国会）。

  前国会议员大多逃往南方，在南方军政府的保护下成立了南方国会（称为旧国会）。 中国大地上于是有了两个国会，都互相指责对方为非法国会。 孙中山因为在南方军阀中争权失败，暂避上海。

  以梁启超为首的外交系人员在北方国会选举中失利，被赶出政府内阁， 后成立外交委员会，主持对外外交事宜。

  新国会选举了徐世昌为新总统，钱能训为新总理，这两人都是政治家， 没有军事实力为支撑，国会也被牢牢地掌握在段祺瑞手中。 徐世昌在南北和谈时提出密约：解散安福国会，重新进行选举。然而该密约败露， 使得徐世昌与皖系交恶。

  为了解决南方问题，段祺瑞为强硬派，试图用军事手段，但是派出的军队屡屡失败， 直到吴佩孚出马，一举攻克湖南，然而直系出身的吴佩孚在占领衡阳后却按兵不动， 不愿为皖系打天下，反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中间人，开始掺合南北调停。

  以上提到的总统、总理、皖系安福国会、研究系、直系、南方旧国会， 差不多就是在巴黎和会以前，中国内部互相争斗的几股重要势力。 除此以外还有以日、英、美为首的外国势力也介入其中。

  如果理解了上述的对抗关系，就能够发觉掩藏于之后学潮、政潮背后的明争暗斗。 五四运动明面上来说是因为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导致的学生爱国运动， 其根本起因就是对日密约所签订的将“山东送交日本的卖国行径”。

  但其实在巴黎和会以前，根本无人重视山东问题， 因为当时的中国力量薄弱，在各地建铁路都是通过租借给列强财阀的形式修建， 而山东当时事实上被日本占领，所以理所当然就将胶济铁路租借给日本， 这样既可以让散步山东各地的日本人聚集在铁路沿线， 还可以给徐世昌筹措到一笔巨款，使得他可以借此组建中央军， 而一支强大的中央军，是解决军阀问题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 但是因为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正在想方设法的搞事情， 而巴黎和会的召开正好提供了这一机会。 于是研究系在国内大肆鼓吹，将山东捧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文明之源， 然后将租借条约称为卖国求荣，将学生的热情完全鼓动起来，最终导致了五四学潮。

  在五四学潮中宅邸被毁的曹汝霖非常不甘， 他在事后发表辞职通电称自己经办中国铁路建设，从无二心， 也从未从中渔利，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办理， 为什么偏偏山东铁路就成了卖国求荣？

  眼看北方大乱，南方军政府也趁机发起电报战，一天一篇社论， 称颂爱国学生为我国历史之异彩。 可是后来当五四学运和罢工运动蔓延到南方后， 军政府倒是干净利落的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并且称之为“匪徒乱民”，前后不超过一个月，翻脸翻的倒是比什么都快。

  而且，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其实和中国方的干系也不大， 根本原因是因为意大利因为对利益分配不均表示不满，愤而退回。 而日方瞅准时机也扬言要退会，英美为了安抚日本， 决定牺牲中国利益讨好日本。

  北洋政府眼看国内舆论哗然，于是决定装死， 陆征祥、顾维钧等人几次询问政府对于签约的意见， 但是却被徐世昌、龚心湛、国会议员间来回踢皮球， 电报发了不少，然而内容却一点没有。 最后陆征祥也称病不出，只能由顾维钧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 决定拒签。

  不过虽然拒签了对德和约，但是中国后来签署了对奥合约，所以也顺利的加入了国联。 虽然这个国联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巴黎和会以前，刚刚从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的国人们，天真的以为这是一次代表着“世界大同”的和会， 会开启人类命运的新篇章。然后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 大国外交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这次和会既不公平也不大同， 甚至连日方提出的“种族平等”条约，都被英美坚决拒绝。

  二、摘抄

  1、中国对德奥宣战

  一战期间，顾维钧建议更多依赖美国对抗殖民列强。段祺瑞由此积极主张对德宣战，却遭到了黎元洪和孙中山的强烈抗议，由此引发了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的内斗。

  黎元洪邀请张勋入京强行解散了国会，却没想到张勋借机复辟。

  顾维钧提出一个重要的，也是贯穿其一生的外交思想：“赖美为助”。顾维钧是着眼于“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而提出参战问题的，如果纯粹地从外交利益上选择，参战无疑是可取的。

  然而，段祺瑞的参战主张，遭到总统黎元洪反对，由此而引发“府院之争”（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同时，孙中山亦强烈反对参战，这样，段祺瑞的参战主张又遭到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国会的抵制，参战案未能获得国会通过。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罢免段祺瑞的总理之职，府院矛盾随之激化。

  当年6月，应黎元洪之邀，张勋率部进京调停，不料张勋却乘机颠覆国体，复辟帝制。

  2、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吴佩孚打下岳阳、长沙之后，曹锟之所以提出停战议和，显然含有不愿为皖系打天下之意。由于停战议和不可能与皖系商讨，为此，曹锟私下派人联络日本方面，指望日方出面调停，不料被日方出卖，密告徐树铮。那么，徐树铮为何拒绝停战？其中的关系是这的：南北之间的战与和，核心就是国会问题，一旦停战议和，旧国会的恢复肯定被提出，这样，新国会便难以举办，此即“一言和则万事休矣”。因此必须继续向南作战，乘此机会抓紧举办新国会选举，以期取得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所谓“十数省好结果”，从而控制国会。在这里，徐树铮把对南作战与国会选举的关系说清楚了，一句话，要新国会，不要旧国会。

  徐电还对曹锟个人有所议论：“仲珊（曹锟字仲珊，引者注）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易为傀儡。”

  1918年8月21日，吴佩孚领衔发表马电，公开主张南北罢战议和，电称：“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法律问题即国会问题。吴电要求：由总统“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力，以备将来一致对外”。此时，新一届国会选举已经完成，而新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选举新一届总统。关于选举总统问题，吴佩孚这样表示：“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言，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此言之意，就是要求停止总统选举。

  一个师长，不仅公开议论和战大局，并且公开议论总统选举，这在当时来讲，吴氏此举实在有违军人规则。

  8月24日，段祺瑞亲自出面，直接向吴佩孚发出敬电，严厉斥责道：“该师长军人也，当恪守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早年，吴佩孚曾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而段祺瑞曾任北洋陆军各学堂督办，段、吴二人之间，有一层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为此，段电以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斥责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段电所谓“教育未周”，就是贬低吴，意即吴佩孚没有资格谈论政治。

  8月26日，吴佩孚发表著名的宥电，吴称：“我师为内阁首领，上大夫也，争〔诤〕臣、争〔诤〕友有几人乎？学生不忍见中国沦亡，用敢执争〔诤〕子之议，为我师苦口陈之。”关于服从问题，吴称：“钧电云，军人应尽服从天职以驭下等语。学生直接服从者曹经略使（曹锟，引者注），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冯国璋，引者注），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关于罢战通电问题，吴称：“学生此举，乃仿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并非额外生枝。”最后，吴电以极为犀利的言辞这样陈述：今日的内阁就是昔日的宰辅，而宰辅之责则是扶助元首，“否则宰辅假人之国，夺人之祀，而秦、而汉、而魏、而晋、而宋，其惟赵高乎！新莽、曹操乎！司马、宋武乎！”

  3、安福国会的成立

  吴佩孚擅自停战主和，固然是段祺瑞、徐树铮的一个意外失着，但是，在南北政争当中，皖系也并非满盘皆输，其最大的政治收获，就是掌握了新一届国会选举。

  张勋解散了国会，大量国民党议员逃去广州，在广州军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南方国会（旧国会）。段祺瑞赶跑张勋后，安福派得以占领国会席位，成立安福国会（新国会）。

  吴佩孚作为北洋战将，攻占湖南后与北方皖系政权矛盾日增，于是中国就变成了南北政权加吴佩孚势力的纷争。

  1918年2月17日，冯国璋以代总统的名义发布《修正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由此拉开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序幕。3月8日，王揖唐等人在北京成立安福俱乐部，人称安福系。在徐树铮的直接操作下，安福系强势介入国会选举。

  广东军政府和安福国会相继成立，自此，中国形成南北两个政府、两个国会。

  4、徐世昌就职与南北停战

  按照徐世昌自己的安排，9月5日，徐发表歌电，表示：总统一职“实有非衰老之躯所能称职者，并非谦让，实本真诚”。这个禅让天下的举动，也是徐世昌的意识与做派的反映。其实，果真是衰老之躯难以称职，干脆就不用参选，当选之后方出此言，多少有些言不由衷。

  新国会选出了徐世昌任新总统，他上台后力主和平谈判，而非武力统一。

  在段祺瑞的督促下，徐世昌赶紧推动国会，终于赶在德国投降的六天前，通过了对德、奥宣战案。

  上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因旧国会已于当年6月被黎元洪解散，而安福国会又尚未成立，因此，政府的宣战案一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

  1918年10月，德国向协约国方面提出停战请求，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10月27日，徐世昌匆忙向国会提出《对德、奥宣战咨请同意案》。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亲至众议院对该案作了说明，随后，众议院经过简短辩论，以244票赞成，全体通过该案。11月5日，参议院又以104票赞成，一致通过该案。6天之后，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方面签署停战协定，持续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北京政府因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严重争议，引起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结果导致南北分裂。

  5、中国朝野关于欧战性质的解读

  在清末民初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发生过三次推倒帝制的重大事件。第一次，是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在云南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第三次，则是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三者之间的历史地位固然不能等同，但就现象而论，三者却也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关于生物的生存关系的学说，被引申到社会生存关系之中，并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是达尔文的生物竞争论，一个是克鲁泡特金的生物互助论。欧战的胜负，似乎为这两种学说孰是孰非，提供了全新的论据。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发表演讲，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接下来，蔡元培批判了弱肉强食的观点，反过来，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随着德奥投降，中国得以不战而胜，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由于威尔逊发表了一系列日后被称为威尔逊主义的：民主自决、和平平等等原则，让中国人振奋异常，一众知识分子更是提出世界大同论，认为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预示着一个和谐世界的到来，中国将会洗清屈辱，位居平等大国之列。

  为响应威尔逊这一倡议，1919年2月，北京成立了一个由一批社会名流组成的“国际联盟同志会”，汪大燮、梁启超、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等任理事，胡适等任干事。该会在发起宣言中这样表示：“中国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也。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致，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这里所说，就是将国际联盟与大同思想联系起来。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被边缘化，作为边缘化的逆反心理的表现，部分人士常常把一些国际上的倡议举措，与中国某个圣贤的思想学说联系起来，以此证明中国这一思想学说的国际意义，这是一部分人士寻求心理平衡而时常采用的方式。

  康有为关于归还中国故土的要求并非个别现象，一些民间人士更为大胆。同样，也是依据威尔逊关于归还若干国家领土的倡议，这些人士上书钱能训，提出归还中国原有领土，其中包括：安南、琉球、缅甸、高丽、香港、澳门、台湾等等。此类要求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反映了威尔逊的14条宣言，在中国曾经引出过怎样的遐想。

  人们既然将国际联盟看作世界大同的到来，那么，这个多少有些怪诞的认识，必然产生相关的反应。例如，参议院就曾有人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北京政府向巴黎和会建议：组织“世界大同政府”。

  6、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据曹记载，段祺瑞说：此次参战，宣布过迟，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治外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而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随机应付，没有确定”。段祺瑞关于不应多提要求的意见，表明段看问题较为现实。

  7、陆徵祥赴欧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

  最终，中国的全权代表确定为五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当时，中国舆论一般称专使、专使团，并不称代表、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内部分工大致是这样的：魏宸组负责战争损失赔偿问题；施肇基等负责关税和收回天文仪器问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德军掠去的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王正廷负责铁路统一和领事裁判权问题；顾维钧负责国际联盟问题；严鹤龄等负责租借地问题。

  中国代表抱着见证世界大同之和会的心态来到了巴黎，却发现列强们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回事。诸多事项都是五大国闭门讨论，而且给中国的代表名额也仅仅是第三等。

  陆本来还带了一些“共和国勋章”打算授予各大国首领，但人家怎么可能会接受区区弱国的勋章？

  陆徵祥抵法后不久，经过几个大国的磋商，决定各国代表名额如下：英、美、法、意、日五大国各为五名，巴西等国三名，中国二名，而古巴等国则仅一名。

  这一规定大大超出陆徵祥的预料，陆立即致电北京，请政府出面向几个大国交涉，要求增加中国代表名额。

  这里，陆徵祥提出的是一件陈年往事。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此举当然是对协约国的支持，为此，协约国方面立即还以许诺。当日，英国驻华公使代表英国政府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特向中国政府确实表明，自必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也。”

  所谓“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不过是列强在自身利益一时急需之下，随意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

  结果，列强不可能履行这一承诺，中国的代表名额仍为二名。对此，北京舆论立即敏锐地察觉到，巴黎和会并非如同原先设想的那样公平。《晨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两个名额表明，中国“在国际上实居三等国之地位”。接着，《晨报》又在一篇论评中写道：“和议开始以前，国际间自由平等之声，喧腾大地。曰民族之自决也，弱国之解放也，外交之开明也，凡所标榜无非欲尽洗从来之积习，而一新面目。吾人对此，虽逆料其不能完全见诸实行，愿犹怀强半之希望，而今则不然。”

  陆徵祥赴欧之前，徐世昌曾委托陆带去一些勋章，预备向各国领袖授勋。所谓授勋，实际上含有地位平等之意。1月30日，陆徵祥在中国代表团第5次会议上报告：“今日上午谒见法总理（克列孟梭，引者注），即向渠表示中国大总统有赠给勋章之意。”那么，结果如何？克列孟梭当即回答道：“向不受各国勋章，只好心领。”克列孟梭对于中国勋章直截了当的拒绝，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列强对中国的傲视。陆徵祥自取其辱，此后，再也不提授勋之事了。

  最终，中国的全权代表确定为五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当时，中国舆论一般称专使、专使团，并不称代表、代表团。

  不过比起开会，更重要的是排位…

  1月21日，徐世昌发布命令：“特委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

  就资历而论，顾维钧远不及王正廷、施肇基，将顾氏摆在王、施之前，必然引起王、施不满。叶景莘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员，叶曾回忆道：“汪先生（汪大燮，引者注）毅然呈请将顾先生提升为次席代表。外交次长陈箓接电稿去拍发时说：‘这是要捣乱’。果然，电令到巴黎，陆专使大窘。”陈箓的预言很快应验，这道命令到达巴黎之后，立即引起王、施二人对顾维钧的不满。同时，也使陆徵祥处于说不清的地位，一方面，南北芥蒂对王正廷不便说清；另一方面，原先的席次名单已经上报巴黎和会，如果更改，又不便向和会解释。在此情况下，2月9日，陆徵祥提出辞职。

  8、广东军政府对于代表权的争执

  山东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要点，要求公布密约的呼声在国内此起彼伏。这是因为国人的爱国心空前高涨吗？

  可惜不仅如此，但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背后几乎肯定有大的利益集团为推手。这次也不例外，密约是皖系政府签订的，而外交部掌握在被安福系赶出国会的以梁启 为首的研究系手中，所以…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将卷入政争。其中，南北之争肯定不可避免，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却是研究系。自从国会选举失败，研究系的政治空间急剧萎缩，为此，其活动重点立即转入外交领域。在北京，汪大燮、林长民掌握了外交委员会，在巴黎，则因梁启超的到来，可以直接掌握会议情况，内外相通，这就为其日后掀动政潮

  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过程中，发生的最具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陆徵祥路经东京时，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的谈话。内田的谈话重点是山东问题，明确提出山东归还中国的两步程序：首先，由德国交日本，然后，由日本交还中国。然而，面对内田谈话，陆徵祥却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而是“答甚含糊”。正是陆徵祥的含糊，铸成大错，埋下祸根。

  中国之所以能够具有战胜国的地位，直接原因出自对德奥宣战，为此，当年力排众议、力主参战的段祺瑞，成为一位功勋人物。7月3日被颁布为国家纪念日，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段祺瑞个人的褒奖。本来，这的确是应当由段祺瑞集团收获的一份荣耀，问题在于：此时此刻，山东问题尚未暴露，段祺瑞集团的荣耀是暂时的。

  9、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1月23日，代表团召开第3次会议，这一回，陆徵祥简要介绍了中日两个山东密约的情况，陆说：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系去年经阁议议决向日本借款建筑，于九月间签定预备合同。其内容，我国政府准日本发行公债，先由日本银行垫款二千万元。当有交换条件，日本允将山东军队调回（现在移驻青岛），民政署撤废，警察归中国自办”等等。交换条件指《山东问题换文》。

  在这里，陆徵祥把事情的由来大致上讲清楚了，也就是说，北京政府是以济顺、高徐两条铁路作为“交换条件”，换取日军将其在山东的散布状态，改为集中移驻青岛，并撤废其自设的民政署等等。两个条约同时签署于1918年9月24日，这一点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交换关系。

  顾维钧的意思是，将中日关于山东的各项条约，一概视为“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既然是暂行办法，那么，就可以不受条约本身的约束，可以在巴黎和会重新提出、重新解决。

  大会开幕之后，五个大国在如何分配德国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为此，在1月27日上午的五国会议上，临时决定改换议题，讨论日本代表提出的要求：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于事涉中国，美国建议应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会议决定，中国代表当日下午出席五国会议，就山东问题发表意见。

  即使强如顾维钧，仓促的准备后，在极为不友好的环境中发言，依然能抓住机遇，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真可谓国之栋梁。

  奈何，也架不住猪队友的各种神操作…

  1时许，顾维钧忽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密报，下午3点将由中国代表出席五国会议，并就山东问题作出说明。此时距会议时间仅约2个小时。顾维钧回忆：“这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这是中国代表头一次出席五国会议，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代表团立即开始推选出席会议的代表。由于陆徵祥称病卧床，肯定不能赴会，按照代表席次排列顺序，顾维钧提议，由王正廷、施肇基二人出席，而施肇基则提名王与顾维钧，最后决定，王、顾二人出席。

  陆徵祥是否真的因病卧床？就在当晚，陆密电北京：“本日午后三钟五国会议，关于青岛问题。先由秘书通知，并密告预备，嘱祥（陆自称，引者注）暂避，先派他员前往，借留余地。法总理一钟始来通知祥，并通知顾、王两使出席。”这就是说，在顾维钧获得美方密报之前，陆徵祥已通过另一渠道获知此一消息

  这件事的谜底在熊希龄的一份密电中被揭破。2月5日，熊希龄致电时在上海准备出席南北和会的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其中有这样几句：“前月廿九（应为27日之误，引者注）提出青岛问题，日本大使先期知照陆使暂避，仅由顾、王两使。”熊希龄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而外交委员会就是为巴黎和会而设置的专门机构，熊希龄可以接触到相关的外交机密，因此熊电的这一披露是可靠的。原来，陆徵祥事先得到的密告，来自“日本大使”，并且，是日方向陆提出了暂避的要求。

  问题出在这里：陆徵祥在途经东京时，日方有言在先：“内田颇主张两国步调一致……至青岛问题，内田谓日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也就是说，日方早已明确提出青岛的归还程序，先由德国交日本，再由日本交中国。所谓“步调一致”，就是要求中方接受这一安排。但是，内田提出这一要求之后，当时，陆徵祥既未接受，也未反驳，而是“答甚含糊”。也就是说，日方的这一安排尚未获得中方确认。现在，日方之所以要求陆徵祥暂避，就是因为在“步调一致”尚未获得确认的情况下，陆氏暂避，可以避免双方迎头相撞，留下继续磋商的余地。

  日方希望陆回避的原因是，日方希望与中国私下里解决山东问题，而日方之前提出的条件是：德国转给日本，日本再择机转给中国。而巴黎和会前，中日已经签署秘密条约，将济顺、高徐铁路交给日本，而此事只有陆知道。

  至于陆为什么选择称病，而且不对顾维钧言明，顾自己都没想明白。

  陆氏称病，证明他向代表团隐瞒了日本外相东京谈话。知情者躲在一旁，让不知情者出面应对，陆氏此举反映了官场上的险恶。而顾维钧的回忆则表明，直至晚年，顾氏最终也未弄懂陆徵祥突然称病卧床的原因。

  一般说，未经北京首肯，顾氏个人无权擅自宣称密约的公布“中国政府对此不表反对”，此举绝对有违正常的程序与规则。然而，恰恰是顾维钧这一违规的大胆表态，成为这场辩论的转折点，因为，与会各国所欣赏、所赞成的，肯定是承诺公布密约的一方，而不是含糊拖延的一方。自此，辩论的态势明显有利于中方。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辩论上提出了两个要点，首先是将山东问题定性为德国殖民地问题，应该交给和会各方商议。其次就是在日方暗示中日已有约定后，果断提出应该公开密约，也交给和会商议决定。

  这两条都顺应了威尔逊的主张，所以得到欧美的一致赞同，而日方显然准备不足，只能反复强调这是日德双方问题…

  威尔逊的意思是，德国租借地的处置，应由十人会议裁决，不能撇开与会各国，并且德国是战败国，因此有关其租借地的处置，也无须征求德国的意见，意即无须日德之间磋商转让。牧野坚持其立场，他说：日方“现在着手的这项工作就是准备向德国陈述的。因而胶州的转让在执行前必须征得德国的同意。”这里的转让指转让中国。

  顾维钧的发言与辩论产生了以下四个作用：其一，关于归还山东的要求，迫使日本由“一字不提”，转而表示愿意归还，只是在手续上继续坚持两步归还。其二，中日密约的公布，被提上巴黎和会议程，中日两国政府的私下交易即将曝光。其三，为中国争取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依据，此后，中国各方关于收回山东的要求，大都以这篇发言的要点作为基础。其四，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辩论，山东问题顿时成为中国方面最为突出、最为严重的问题，开始成为中国代表团和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10、日使施压与中日密约的公布

  当时，社会上一度谣传，小幡曾要求撤换顾、王二人，2月9日，北京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否认将撤换顾、王，并且表示：“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义，他国绝无干涉之理。”

  中日密约一旦公布，当年与日方签约的皖系政府，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密约问题一经发生，立即把一大批对日对皖早就心怀不满的内外利益集团，纷纷调动起来。

  月13日，唐绍仪密电广东军政府：“闻欧洲和会关于中国问题，咸以对于日本二十一条之承认，系由武力压迫。至上年九月二十四非法政府所订顺济、高徐两路合同，及胶济铁路允许中日合办合同，似出于中国政府之愿意。部有档案，打销较难。”鉴于山东铁路合同出于“自愿”，“打销较难”，为此，唐绍仪建议：“请诸公设法，即与决议，电致欧洲和平会议及吾国代表，声明上项合同未经合法国会同意，应作无效。并通电全国，唤起国民一致反对，以厚声援”。

  在这里，唐绍仪表现出一个职业政客所具有的本能的精明。密约问题一经提出，唐绍仪便立即将其锁定为“非法政府”与“合法国会”之间的问题。国会问题是南北争执的核心

  面对小幡施压以及密约问题引起的舆论风波，北京政府方寸未乱。2月10日，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密电朱启钤：“近日英、美舆论对日极恶，路透等电所述小幡恫吓各节，实不免故甚其词。英、美亦屡次暗中表示帮忙，并料定日本目下决不敢有其他举动。现中央方针，对于交涉（指山东问题，引者注），决定坚持；对于英、美，自应极力联络；对于日本，仍与竭力周旋，表示亲善。至空气一节，西人舆论愤激，我可不负责任，中国舆论仍未可过伤日本感情。”看来，北京十分清楚，欧美舆论对小幡施压采取的过度渲染，不过是“故甚其词”。吴笈孙把“中央方针”交代明白了，总之，有英美“帮忙”，北京在对日周旋上，也增添了几分底气。

  11、山东问题说帖的递交

  顾维钧采用了那个年代的基本策略：以夷制夷。具体讲，就是将山东与欧美列强在华利益联系起来，以此争取欧美支持中国，抵制日本独霸山东。说帖表示：如果巴黎和会“以此地及铁路等权归还中国，则不特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借以矫正，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借以维护”。反之，如果山东未能归还中国，“所谓保中国之独立完整，守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以全各国在华之公共利益者，亦不相符合矣”。

  由于密件已译为英文，珍田表示：“阁下可否将此译文留在此间，俾与原文一校对，以免日后之争执。校对后，当即派员赴贵馆答复。”日方提出须将英文与原文校对，可以认为是合理的，但是，所谓“答复”，中方则可以这样理解：在日方未答复之前，中方不得单方面送交和会。严鹤龄当即表示：译文“留在此间尽可，惟声明者，今日送此件来，是一种礼貌”。严之意思是，因日方此前已向中方送交密约，中方此次回送，仅仅出于外交上的礼貌，其潜词就是，日方答复与否，均不能约束中方的行动。

  伊集院说：“礼貌二字，不能赞同，此是商量，日中两方如有送密件之时，当互相接洽，此种办法，两方均应受拘束，非独贵国一方然也，阁下知之否。”严答：“贵全权所言，余甚明了，惟所谓商量与拘束二层，余未知何指。”在严鹤龄表示商量与拘束“未知何指”之后，伊集院亮出底牌，他说：“陆总长必知之，可否请回报陆总长。”严答：“余总愿将贵全权之言，回报陆总长。”

  中日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陆徵祥在东京和内田究竟说了什么。日本坚称双方达成了共识，而陆却说自己什么也没答应，只是客套了几句。

  不过日方的一系列挑战都被顾维钧巧妙化解，中方一度处于上风。

  中日代表2月15日的两次交锋，核心就是“遇事接洽”。尽管陆徵祥本人坚称只是客套，问题在于，此类只有少数人在场的秘密谈话，一旦引起争议，是很难解释的，往往是越说越说不清。顾维钧采取的方法是，不去纠缠具体细节，不去争辩陆徵祥到底说过还是未说过“遇事接洽”，而是接过这个话题，正面回答。顾之意思是这样的：山东问题是在中方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由牧野在五国会议上突然提出，既然日方一再宣称遇事接洽，那么，日方事前为何不与中方接洽？在中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中方“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

  据美国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颇为满意。”如前所述，顾维钧在起草说帖时，王正廷曾提出意见，认为“措词尚觉太轻”，意即不够强烈。现在，美方对于说帖的称赞，恰恰是“措词得体，语气和平”，证明顾氏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与迎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12、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纠纷

  因为陆被卷进中日交锋，引起北京政府不满，让中国驻欧洲公使也齐聚巴黎参与议事。但问题是，和会代表是全权代表，这几位公使该算什么？

  面对着一团乱麻的局面，陆徵祥的选择是：消失…

  他一个人擅离职守，偷偷跑去瑞士散心了…

  3月7日，陆徵祥不辞而别，悄然离法，起初，代表团竟然不知其去向。这一回，陆徵祥来到瑞士，随即向北京提出辞职。关于其中的原因，3月16日，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通报朱启钤：“陆子兴至瑞士稍事休养，十日忽来电辞职……据闻系因前过日本与其外部谈话，曾有中日两国在会当亲密爱助，共图进行之语，日人用为话柄，到处传布。又有某某公使等，要求有议事表决权。两事交相逼迫，因思走避。”

  在中国代表团当中，除去五位全权代表，还有几位具有相当资历与身份的人士，此即四位驻欧公使：胡惟德、颜惠庆、汪荣宝、王广圻。几位公使奉命齐聚巴黎，就是赞襄代表团之意，但是，由于职权并不明确，因而只有义务，没有权力。为此，有人提出一项要求：在中国代表团内部讨论问题时，四位公使应有表决权。

  总之，由于在东京的谈话“日人用为话柄”，以及四位公使的表决权问题，“两事交相逼迫”，陆徵祥出走瑞士。陆徵祥身为外交总长，擅离职守，无论基于何种理由，都是不负责任的。

  陆徵祥出走之后，依照惯例，中国代表团将由次席代表王正廷主持。然而，由于王正廷的南方身份，这就使南北芥蒂顿时敏感起来。

  3月13日，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军代表唐宝潮，密电北京陆军部并督办参战事务处，内称：“陆使因各国颇难于应付，遽往瑞士，会事多由王使主持。陈友仁、郭泰祺、伍朝枢均在法，南北形势若变，恐南方或利〔用〕王地位有所活动。”陈、郭、伍三人，均为孙中山方面或广东方面人士，因而北方人士担心，在陆徵祥离法期间，南方诸人可能利用“会事多由王使主持”的机会，加强活动。接到唐宝潮的密电之后，督办参战事务处参谋长徐树铮批示：“随时留意，遇事赞襄顾使。”意即赞襄顾维钧，抵制王正廷。

  13、利益的平衡与美国对日妥协

  在起草国联宪章时，威尔逊试图加入宗教自由的声明，但是被天主教诸国拒绝。

  日本也提出要求种族平等，但是又被英美坚决拒绝。日使试图强迫中方发言，不过顾维钧因为顾虑中美关系，对日本的提议不置可否，最终这份国联宪章既不宗教自由，也不种族平等。

  美国方面提出，国联宪草中应列入这样一项条款：禁止歧视宗教之区别。也就是宗教信仰自由之意。美国代表发言说：“美总统对于此条保障宗教自由之原则十分看重，盼诸君一致赞成。”但美方此项提议未能获得一致支持，“天主教各国纷纷议论，谓此种条款颇难实行。”最后，表决的结果是：“中国、罗马尼亚及美国主张赞成，其余各国均未赞成。”

  鉴于美方提出宗教自由，接下来，日本代表珍田发言，“对于此条（宗教自由，引者注），提出一修正案，欲加种族平等一条，其意盖欲消除黄祸之说。”但是，日本代表关于种族平等的要求，英美方面不能接受。日本代表发言之后，“英国委员起言，略谓如加入此条，恐英美两国人民必有许多之疑虑，于本会（国联，引者注）成立之根本，大有妨碍。”英美之所以抵制此项要求，一方面出自其固有的种族歧视观念，尤其是威尔逊，其本人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在美国推行种族隔离。另一方面，则出自一个现实情况的考虑，担心此项条款如果成立，将引发国际上对英美的移民潮。

  巴黎和会上风向的转变，源自于意大利的愤而退会。而日本因为种族平等提案被否决，也扬言要退会。

  为了安抚日本，美国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作为交换，而山东问题此时正是中日争论的焦点，结局可想而知。

  阜姆现称里耶卡，现属克罗地亚，历史上与意大利存在领土纠纷。欧战爆发之初，意大利实际上并未参战，英、法为将意大利拉入协约国集团，承诺了意大利的参战条件：战后将阜姆划归意大利。然而在巴黎和会，英、法却自食其言，回绝了意大利这一要求。于是，4月24日，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愤而离法返国，退出巴黎和会。

  14、中国代表团的应对方针

  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约见施肇基、顾维钧，代表三国会议，向中方通报对山东问题的裁决。贝尔福说：“山东问题议决之大致办法，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与日本，谅中国必可满意。”将政治与经济两项权力相互分离，根本说不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亦不能接受，他指出：“一个外国政府（日本，引者注）取得的对港口设备和一条通向内地的铁路所有权以及独有的商业上的优先权，是一种由政治支持的经济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像在满洲那样的一种没有政治控制名义的政治控制。”芮恩施所言正是问题的实质，英方所谓政经分离，不过是敷衍中国而采取的自欺欺人说法。

  眼看巴黎和会要黄，政治老油条陆徵祥敏锐地嗅到了危险，他赶在签字以前果断提出了第三次辞职请求。

  面对眼前这个对德和约草约，神经最为敏感者莫过于陆徵祥，因为，作为首席代表，如果北京决定签约，那么，这位签约者将不是别人，必定是陆。由于三国会议早已向中方通报过草约内容，5月2日，不待草约公布，陆徵祥迅即致电北京提出辞职，电称：“祥深愧无状，务祈准先开去全权及委员长重任。至草约（对德和约草约，引者注）如应签字，亦乞另派全权”。这是陆徵祥第三次辞职，而这一回辞职，就是其本人不愿签字之意。

  5月6日，陆致电北京，就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陈述看法，陆称：“使无义大利之问题决裂于先，美总统坚持之心或可始终一贯。盖美总统尤注意于国际联盟会之成立，乃日本先提种族问题以为抵制该问题，美国大忌。”接下来，陆电进一步指出，山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情势使然。五大国间各顾其私，惟强是逞，所有各案先尽美国，其次为法，其次义，然后及于日本。不幸义国各问题中，为飞乌满（阜姆的另一译名，引者注）案即先破裂，日本即乘机为种种之表示，美总统究不能为中国问题，再使日本步义之后。”

  15、山东问题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

  山东问题其实并不算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日军占领山东的事实无法改变，段祺瑞政府签订密约的目的也是希望让日军从散布状态转为集中在铁路沿线，而且还可以获得大笔金钱。将铁路租借给列强在当时的中国并不罕见，再说也由不得你说不。

  巴黎和会的胜负也不是一个密约可以左右的，区区弱国只能任人宰割

  山东交涉失败，至少在名义上是因继承权而失败，所谓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具体讲，集中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山东的铁路合同，是否具有“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是否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如果具有继承性质，那么，山东问题将由段祺瑞及其政府负责，并可牵连整个皖系与安福系。反过来，如果认为中国在对德国宣战之后，原有的中德条约一概废除，中日山东条约是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签订的一项全新条约，那么，日本与德国之间也就不存在继承关系，这样，山东的铁路合同就只是一个通常的、单纯的借款合同，与全国各地其他的铁路合同性质相同，段祺瑞集团便无须负责。

  巴黎和会之所以能在国内掀起巨大波澜，以至于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系和安福系的权力之争。

  研究系将山东问题拔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并将山东称之为中华文明之源泉，中国的耶路撒冷。将巴黎和会的失败归结为北京政府的卖国密约，还利用外交委员会的职权，设立国耻日，组织学生集会

  自山东争执发生之后，研究系骤然活跃起来。就制造舆论而言，研究系具有四个有利条件：其一，掌握了外交委员会，消息灵通。其二，有一批擅长于舞文弄墨、深文周纳的宣传高手。其三，直接掌握舆论工具——《晨报》。其四，梁启超在外（巴黎），汪大燮、林长民在内（外交委员会），内外相通。有了这四个条件，研究系的造势能量风生水起。

  梁启超之所以强调密约，强调继承权，因为，锁定密约便可锁定“订约之人”。而安福国会之所以强调对德宣战，意即宣战之后，“前与德国缔结条约当然废止”，这样，日本与德国之间不具有继承关系，因此山东问题并不出在铁路合同，订约者亦无须负责。

  研究系与安福系不同的着眼点，正是两派政争的端倪。

  在中国，政治人物一旦被指名“卖国”，极易产生两种效应：其一，目标明确；其二，道理简单。而明确与简单，则又最适于民众的动员与操纵。

  5月2日，《晨报》在头条位置，采用大号字体，以“代论”的名义，刊载了林长民署名的这篇短文。林文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林文在以高分贝发出警示之后，矛头直指目标：“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廿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最后，林文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林文不长，简洁明了，有警示、有目标、有号召，极具煽动性。林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各界关注，各方人士纷纷动员起来。林文成为五四学运的直接导火索。

  五四的学生运动，可说几乎都是在外交委员会的一手运作之下。

  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作出以下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如果巴黎和会不能伸张我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当晚，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法科礼堂聚集着千余名校内外学生，商讨行动方案，会议决定：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游行示威。

  16、五四学运与各方评论

  曹汝霖和章宗祥从中南海出来之后，于下午2时30分左右乘车回到赵家楼曹宅。这时，警察厅估计游行学生将到曹宅示威，派来三四十名警察，警察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当学生们来到曹宅后，曹汝霖回忆：“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未能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放起一把火，章宗祥见火立即跑出，被学生发现，将其围殴。

  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曹汝霖宅佣工的问话记录。

  5月13日，京师地方检查厅就五四当天情况，对曹宅的两位佣工作了调查笔录，问答如下：“问：事先你们宅内知道否？答：那天一点多钟时，吴总监给宅内打电话，说有许多学生在天安门前开会，说我们主人怎样，还要游行。我们得了这电话就预备了。后至两点多钟，主人回来也知此事，说关上门就得啦。”“问：章公使先在何处躲避？答：先在地窨，后因起火跑出来的。”“问：学生到你们门首巡警阻拦他们否？答：警厅下令，命他们敷衍，稍微拦拦他们。问：事先你们也知道了罢？答：吴总监给打过电话，说学生开游街会，恐要到那里去辱骂，别的事情总该没有，说不要紧的。”“问：门里边没有警察么？答：有四个巡警，见学生去了也就闪开了，并未拦他们。”

  国民外交协会发表一个长篇宣言，表明政见，内称：“青岛何地也？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文明吐露之源泉…

  就连因为策划张勋复辟而销声匿迹已久的康有为，此时也跳出来扯着共和的旗帜大骂北平政府。

  一个保皇党人，为了能有机会骂一骂旧仇甚至不惜说出“专制之旧”，也算是一幕奇景。

  5月6日，康有为迅速通电支持学运，内称：“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

  康电中的“从前专制”，指封建王朝。有趣的是，两年前，康有为作为主谋，积极参加张勋复辟，颠覆民国，而现在则反过来，以“今之为民国”的名义，告诫政府不得“上承从前专制之旧”。这里，康有为对民国的高调拥护，很难说出自其保皇观念的转变，恐怕只能这样解读：张勋复辟是被段祺瑞镇压，因此康有为与段祺瑞集团结怨甚深，于是，借助五四学运攻击曹、章

  火烧曹汝霖，殴打章宗祥事件发生后，国内舆论一片沸腾。

  此事既有外交受辱，又有爱国学生，还有不法暴行，也有卖国疑云。各大要素集聚，每个人都可以跳出来逮住他看不惯的人一顿狠批，谁不支持谁就是不爱国，谁不支持谁就是目无法纪、谁不支持谁就是卖国求荣。

  五四学运带有强烈的暴力行为（纵火伤人），如何看待暴力，往往是执政者与非执政者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一般说，非执政的一方视为正义之举，大都表示支持，而执政的一方则强调法律、强调秩序。

  还有一种观点，站在超政治的立场，以纯粹的法律的观点看问题，代表人物即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梁漱溟。梁氏撰文写道：“我算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人，这一次被捕学生中间，也有我的熟友……但我今天拿我与大家不同的意思来投稿在大家认为学生派的报纸上，贡献于我同人。”这段开场白，首先声明与北大同学的关系，意即梁某并非与同学过不去。然后，梁文表明观点：“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其理由，梁氏指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曾经任职于北京大学的严复，则对学运持负面看法。当年6、7月间，严复致函友人，其中写道：“世事纷纭已极。和会（指南北和会，引者注）散后，又益以青岛问题，集矢曹、章，纵火伤人，继以罢学，牵率罢市。政府俯徇群情，已将三金刚（曹、陆、章，引者注）罢职，似可作一停顿矣。”“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

  17、学生保释与政潮初起

  学生被捕之后，最早出面提议保释的，仍然是研究系的几位头面人物。

  5月7日，蔡元培、汤尔和等多所学校校长出面要求保释。以此为名，警察厅于7日上午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当日，京师警察厅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就学生的释放一事通报如下：“连日研讯各该学生等，对于曹总长宅纵火及殴打章公使各节，均不承认，并传原解兵警到厅质讯，亦不能指出谁为在场行殴，谁系在场纵火……据看守官警及医官报告，各该学生等脑热如狂，现天气炎燥，本厅屋宇狭隘，一经传染，势必发生险象。适据北京大学等校校长蔡元培等公同具函来厅，请保学生各回本校随传随到等情，言词恳挚，本厅为时机紧迫、保全公安起见，当即准其交保。”

  学生被捕后，各派人士们纷纷站队，安福系斥责学生违法乱纪，研究系倡议无罪开释。梁漱溟则是不偏不倚的建议依法办理（肯定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这时候装客观就是不客观）。

  蔡元培也以辞职为要挟要求保释学生，严复评价其为：神经病。

  五四发生后，曾早于蔡元培任职于北京大学的严复，在致友人的一封私函中这样写道：“蔡孑民（蔡元培字孑民，引者注）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

  18、广东方面的介入及其政治意图

  眼看北方发生内乱，南方政府当然不会错过这次良机，迅即发起了猛烈的电报战，几乎一天一篇社论，将五四运动捧为“政治史上的异彩”，将北平政府踩为卖国贼。

  考虑到南方是后来的赢家，所以这些说法中的一些甚至流传至今。

  虽然其实当学潮也席卷至南方后，他们就再也不曾夸赞过这股运动了…

  北京学潮的发生，无疑给广东方面提供了一个抹黑政敌的契机，于是，南方对北方发起猛烈的电报战。这场电报战基本围绕三个问题：其一，善待被捕学生。其二，拒签对德和约。其三，竭力推动五四学运扩大化，以期更多地牵扯出曹、陆、章身后的人物。

  其实，曹、陆、章并未阻挠收回青岛，而南北和会与三人均无直接关系，也并未施以破坏。在中国，人的恶名一旦成立，各种恶行也就可以随意添加，这种千夫所指的一时之快，也是一种文化，至于事实，人们倒并不十分在意。

  西南方面并不执掌中央政府，因此，其在外交上的言论可以不负责任，故而敢于放胆讲话表态。西南方面对于五四的支持与鼓动，当然抱有强烈的自身的政治意图，就是利用学潮，尽量扩大对北京政府的杀伤与破坏，因此西南方面的立场与表态，肯定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久，当五四烈火燃烧到他们自己的辖区时，便再也看不到那些慷慨激昂的通电与谈话，再也不把五四视为“吾国政治史上放一异彩”了。

  徐、钱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弱势政府，其对政局的掌控本来就十分有限，警察厅撇开钱能训，擅放被捕学生，正是徐、钱二人弱势地位的验证。总之，一个弱势政府，面对激烈的学潮与强势的政派，接下来的局面，只能是更加失控。

  19、南北议和与各自盘算

  岑春煊与唐绍仪等人的真实意图在于，首先，通过和谈，实现“南北划分”，就是划界停战。由于南方实力远逊于北方，因此首先要求划界停战，以保南方政府偏安一隅。所谓长江三督，指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三人均属冯国璋系统的直系。所谓“北派自残”，就是挑起直皖两派内斗，“以北派与北派捣乱”，而其最终目的则是：“由南并北”，也就是由南方统一北方。这就是说，唐绍仪的近期目标是“南北划分”，而远期目标则是“由南并北”，既然如此，南北和会尚未开幕，唐绍仪等人早已心知肚明，会议“万无成理”。

  20、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5月13日，唐绍仪在第八次会议上突然提出八项条件：第一，对于巴黎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款表示不承认。第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与签约有关之人。第三，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第四，撤换恶迹昭著的督军、省长。第五，由上海和会宣布，黎元洪1917年6月13日的解散国会令无效。第六，设立政务会议，由上海和会推举全国负有重望者组成，以监督议和条件的履行，并重组统一政府。第七，上海和会所有议决审查案，由政务会议审定。第八，北方如承认以上七条，则由上海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时为止。

  以上八条，其第五条就是取消安福国会，而将广东的非常国会恢复为合法国会。单独取消一方国会，这就否定了北方的“国会两消”的方案。另外，第六条所谓设立政务会议，重组统一政府，就是设立一个新政府，等于取消了时下的北京政府。八条当中，南方唯一的交换条件即第八条，唐绍仪称之为“最大之牺牲”，但也仅仅是承认徐世昌为临时总统。一条换七条，这个过高的开价，其实就是决裂之意。

  21、各方斡旋

  当安福系宣称“速平内乱”，发出战争威胁之际，吴佩孚则故意打破南北界线，联手南北双方将领共同发表通电，此举等于告诉国民，南北不会重开战端。仅此一点，吴电便足以哗众取宠。吴佩孚是一位具有强烈的领袖欲的人物，喜欢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吴电不去谈论南北双方的具体条件，也不去争论谁是谁非，但明确表示了对南北战争的厌弃：“以有用之兵，置诸无用之地，玩岁愒日，壮气消磨，岂不可惜。”吴电主张把南北军队统统用于“对外”，这个超南北、超党派的高姿态，不仅能够赢得舆论的广泛认同，并且，事实上也把自己摆在了南北之上。

  南北之争，一团乱麻。当人们还在热衷于计较具体条件、谁是谁非之际，吴佩孚却不去纠缠那些说不清的是是非非，而是撇开一切蝇头小利，将目标锁定为一个：“监视段系”。任何一位成大事者，放得下，才能提得起，吴佩孚正在展露出直系领袖的素质。

  南北战争是打还是不打，实际上由吴佩孚说了算，吴说不打，安福系所谓“速平内乱”，便只能是口诛笔伐。

  北京外交使团的领袖人物，一般公认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6月5日，朱尔典代表英、法、日、意、美五国公使，向徐世昌递交了一份说帖，首先转达五国的关切：“对于上海和会停顿，致生中国国内纠葛迟缓解决之情，深系不平之念。”说帖敦促双方重开和会，并且明确表示：“各本公使深望，无论何方面必不以何方法而重开战事。”

  朱尔典这个说帖的真正意图之一，就是为徐世昌撑腰。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一段回忆，为这份说帖作了注解，他写道：6月初人们普遍存在悲观情绪，担心段祺瑞会再度上台，在此情况下，几位公使决定支持徐世昌，于是递交了这份说帖。芮恩施认为：“这个友好的忠告，特别是其中所表示的不应再打仗的期望，对自由主义分子起了鼓舞作用，人们感到总统争取和平的力量加强了。”

  22、曹陆章辞职、自辩与挽留

  不堪其辱的曹汝霖提出辞呈和通电。称对日密约和德国毫无关系，实际上密约内容给予日方的特权显然少于德国，所以继承一说无从谈起。铁路借款也是为了弥补徐世昌经费短缺的问题。再说中国除了京绥线外，全部都是借款修造，为何其他地方都相安无事，偏偏山东就成了卖国求荣？

  5月8日，曹汝霖提出辞呈。曹氏在辞呈中着重解释了山东铁路借款的由来与性质，曹称：“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时兼长财政（曹时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引者注），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军储，罗掘罄尽……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无力接济。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这就是说，山东的铁路密约目的是借款，而借款的目的，则是为解决徐世昌上任之初的经费短缺问题，这就把山东密约与徐世昌联系起来。

  5月10日，曹汝霖发表通电，再次自辩，电称：“中国铁路，除京绥一线外，均系借款修造，管理权自我操。该项合同（指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引者注），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曹还说：“近年财政困难，借款为国家不能免之事实，而外交借款，久为众矢所归。汝霖所自信者，历来经手借款，均无丝毫回扣……

  曹氏申辩的另一要点，就是对铁路借款的性质作说明与解释。曹的意思是，中国的铁路建造，除京绥一条线路之外，所有的铁路均为借款修造，因此山东的铁路借款，“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此言之意可以这样理解：为何其他铁路借款不是卖国，单单山东铁路借款就是卖国？

  曹汝霖特地将铁路借款与徐世昌联系起来，称此项借款是为解决徐世昌就任之初的财政困难

  5月9日，陆宗舆提出辞职。陆时任制币局总裁，陆的主要涉嫌问题，就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陆时任驻日公使，全程参与了二十一条的交涉谈判，因此，陆在辞呈中着重解释了二十一条的交涉经过。陆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撤销第五号条件已很不容易，既避免了战争，又“俾我国权得以保全”。

  当时，北京政府一度考虑进行币制改革，曾拟聘请日本人阪谷芳郎为顾问，后因美国反对而作罢。陆宗舆、章宗祥均称此事为汪大燮、梁启超所为，以此证明，亲日媚日“汪、梁为优”。

  章宗祥解释了这次借款的背景，章称：“徐东海选任总统，南北罢兵，非巨款无以善后。”为此，中方提出了此项铁路借款。徐世昌于1918年9月4日当选总统，10月10日就职，而铁路借款则签署于9月24日，显然，铁路借款的签约时间，的确是在徐世昌当选之后、就任之前，时间上的确可以前后衔接。章宗祥的这个说明，意即该项借款并非无缘无故，而是为解决徐世昌上任之初的财政困难。

  23、国会与日使对研究系的责任追究

  梁启超的研究系与段祺瑞的皖系，双方无论是合作还是决裂，时间都不长。两派的合作，主要体现于联合讨伐张勋复辟，而两派的决裂，则主要出自第二届国会选举，其间，皖系暗中指示各省不得选出研究系议员，徐树铮就曾致电湖北督军署参谋长何佩瑢：“顷闻研究拟加入数人，该党野心不死，万不可引虎入室，致坏全局。祈严加注意，勿为所惑是要。”在皖系的操纵与排挤下，一般认为，研究系议员在安福国会中仅获20余席。自此，两派关系急剧恶化。

  1918年9月，当时的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因披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结果被查封，同年12月，改名《晨报》继续发行。《晨报》在发刊词中愤然表示：“军阀干政，计吏卖国，持权者专恣宰割，而不顾民生民意……此诸病者有一不除，国家亡矣。”

  研究系称皖系军阀干政、卖国求荣。皖系和安福系也称研究系丧心病狂、卖国求荣。那究竟谁才是真的卖国呢？

  恐怕是都在卖，那又是谁被卖了呢？可能是那些四万万根本登不上报纸和历史的无名群众吧…

  于公府（当时称总统府为公府，引者注）特设外交委员会，以为咨询机关，奉派之各委员，宜如何竭成靖献，以冀图补救于万一。乃汪大燮、林长民等，擅用职权，径电欧使，借破除势力范围之名，不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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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淡也深刻

  作者：红袖沁香 发布时间：2018-11-26 12:58:12

  艾玛的短篇小说集《白耳夜鹭》是可以用内容丰富来定义的。有令人悲伤的往事回忆、有令人心碎的人生轨迹、有生活所迫替人顶罪的“白鸭”，也有批判了别人又反被批判的学者。

  

  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艾玛的作品，笔者《过路是何人》的写作手法，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通篇文章，未明确标注对话的双方或几方，但是故事的进展全部发生在对话之中，我们在这样的对话里还原了故事发生的场景：太平镇上的百年小店——饺子店。店老板与过路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有对话，而这些对话始终围绕着一个案件展开。读者需要细心再用心，才可以理清这里面的人物关系，才可以理清这起案件的发生过程。店老板的形象在这部短篇小说中是极其生活形象的，他圆滑世故也小心谨慎，一个在南来北往的小镇经营小餐馆的中年男人形象栩栩如生地站在了读者的面前。

  《白耳夜鹭》一书收录的八部短篇小说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当属《白鸭》。《白鸭》分上下两篇，两篇并不相关，一个发生在古时，一个发生在现代，但是故事中的人物却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

  上篇讲通判大人上城赴任期间的一宗案件。案卷内记载刘流儿因与罗友文发生口角，将其乱刀捅死。案情审查属实，已近结案待秋时处决。通判大人在浏览案卷时看到案件详情记录以及两位当事人的外貌身型，心生疑惑。待重新提审刘流儿，发生刘流儿对案件发生事情倒背如流，却在罗友文是米商还是酒商之间出了差错。通判大人更加获悉此案另有隐情。细细查问之下，才知原来此地有一种习俗为顶凶案。即富者杀人，倾一半身家给贫者，代之抵死。这般抵死者称之为“白鸭”。

  下篇的男主人公他，与妻子相识于旅途之中。他在看到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第一眼时，就认定他们是同一类人。书中说：“她的身上有着他熟悉的气味，长期的孤独生活所滋生的抑郁而冷漠的气味，这气味犹如一层隐形硬壳，将她与周围的一切分隔开来。”

  这一段话读来深有同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本人自带孤独气场。我们时常会在陌生的环境中不自觉地去接近某一个你认为有眼缘的人，这眼缘并不因为对方长得漂亮或是帅气，这眼缘仅仅是一种感觉。感觉说不清楚，却似有感应般很快与对方顺畅起来，而在真正熟悉的之的才了然，啊，原来他和我有着这许多的相同。

  回到故事中来。这两个结为夫妻的人，似有意似无意地并不深探对方的过去，只是一程又一程地携手向前走，当他们无意间走到他熟悉的小镇，看到自己一起长大的朋友之时，他依然没有告诉妻子自己与这个小镇、与镇上这个有之间有着怎样的过往。事实上，他以当年五十万黄金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十年，十年时间在牢狱中替朋友代罪。

  《白耳夜鹭》书中的几部短篇小说都是很生活化的题材，每一个故事都如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似从邻人口中听说、似从街头坊间传闻，听来有感动也有唏嘘。我常想短篇小说之所以一直吸引我的阅读喜好，多缘于他的浅淡与深刻，文字的自然不矫饰，故事的生动不造作，以及读罢久久不能平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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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如泥沙

  作者：仁的外婆 发布时间：2021-07-26 14:12:09

  有人竟然说是绿茶和冤大头的故事，突然觉得有些悲哀，现代人的头脑已经不会去独立思考了，看到任何事情都要先找出一个标签贴上去，归了类，放在众多标着标签的架子上，才会觉得事情都在自己（其实没有自己，只是社会认同的自己）掌控之下了。

  说说自己的读后感。全篇看着让人如鲠在喉，一个孤苦伶仃的老抄写员，一个体弱多病孤立无援的少女，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感情真挚的即使叫着我的宝贝，天使，也不会让人想到任何邪恶的事情。我想，人和人之间是能产生这种感情的，当你贫苦无助，处于社会最底层，抛下了尊严苟活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丝情感的慰藉，他们是彼此灵魂中唯一一点温暖的光，支撑对方在这个世上能够活下去。让人压抑的是，故事最后还是要像现实低头，两个人也可能永远都失去了联系，感觉到了穷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只不过在裹狹在社会洪流中的一粒泥沙，就像文中提到的，他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仿佛是在这个世界上睡觉，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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