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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的读书笔记

  作者：小Q 多多 发布时间：2021-05-01 14:57:42

  

  这本书是一套的买来放在老公办公室以备“不时之需”的… 拿到的那一瞬间太崩溃了 封面很low 纸质很差 行吧 我想着一小时内解决！后来才发现 嗯 内容还可以 有些我比较喜欢的女性角色 有些我只知道名字或事件却不够了解的人物 至此 三小时内读完 算是完成了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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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是和神争论的工具

  作者：守望燎原 发布时间：2013-01-21 16:32:14

  这是我目前读过的最有趣的介绍数学的书，不像国内的书籍那么枯燥乏味而是介绍了很多有趣的关于数学和宗教、经济、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旁征博引，我如醍醐灌顶。

  作者开篇给出了现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一种说法，我才疏学浅，这种说法我也是闻所未闻。逻辑是数学的灵魂，而中国到现在都是个人情社会，宪政民主仍乃无稽之谈。中国人的判断永远参杂着情感，中国的逻辑学没有上升为形式逻辑学是因为古时中国人讨论事物不以客观正确性而是以对方是否接受为准。相反，古以色列人具有强烈的逻辑性。这就要涉及到两个民族所较为信仰的宗教了，古以色列人信奉的是犹太教，而我们的是佛教。而佛教和天启宗教有本质的不同，佛教是没有自己符合的逻辑的，非二非一的，并且经书如汗牛充栋，谁都可以写。佛教最深奥的是“空”，而空否定了形式逻辑学。所以近代数学、科学就不会光临我们了。

  再次简述，这本书串联了很多零散的知识，在只接受改装版马列教育的当下，读读此书，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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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徐道彬：“皖学”入浙——基于黄以周《礼书通故》的考察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2-15 10:57:22

  作者= 徐道彬，安徽大学徽学中心研究员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乾嘉时期的“皖派”学术，随从徽商的经营而活跃于淮扬一带；道咸以后，因社会时事变迁和新安江流域的经济繁荣，又以两浙为盛。通过梳理晚清黄以周父子与徽州学者的交游，兼以考察《礼书通故》对“皖派”学风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从中发掘“皖学”入浙的学脉传承，观览黄氏所言“绩溪之教，流入浙西，吾浙与有光焉”的丰富与生动。

  一、引言

  明清时代的徽州人“寄命于商”，凭着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以及“贾而好儒”“官商互济”手段，通财鬻货，无远弗届，可谓“钻天洞庭遍地徽”，称雄商界数百年。在徽商崛起的四大支柱产业（盐业、木材、茶叶、典当）中，盐业尤其具有高额利润和官商垄断性质，它能使经营者迅速成为“富以千万计”的巨贾。翻检《两浙盐法志》可见：两浙商籍人物中，多为休宁和歙县人，他们以家族寄籍的方式，活跃于商业和科举两个领域，即“浙省素称才薮，其自安徽等属来浙业鹾者，贸迁既久，许其子弟附近就试，异地之才与土著无殊，此商籍所由立也。于是乎人文蔚起，岁有登进”。

  对这一现象，杭州卢文弨从地域学术的角度，揭示了徽商家族与寄籍地的书院及科举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今苏与杭皆近新安，以祀朱子，实与古礼合。杭为大府治所，敷文书院，中丞领之；而紫阳与崇文，皆前任鹾使之所倡建，鹾商相与踊跃以襄厥成。盖鹾商多来自徽郡，实古之新安。其子弟又许其别编商籍，与土著者一体考试，故皆乐于顺上之指，而不由于强勉”。可见江浙人文蔚起，徽州人与有功焉。徽商为了立足当地，曾为两浙地区经济文化的投入，倾囊相助，不遗余力。

  同时，两浙地区的文化繁荣，英才辐辏，也使他们从中获得了在本土无法比拟的发展条件。徽商子弟之所以能在侨寓之地“附近就试”，省却来回奔波之苦、山遥水远之险，也是两浙官民仁爱和善举的体现，“盖念伊父兄挟资远来，为国输将，所以隆优恤之典，广进取之阶”，由此而使大批徽州子弟从山区移民到城镇，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如赵吉士、姚际恒、汪由敦、黄丕烈、鲍廷博、汪启淑、金德瑛、程瑶田、鲍桂星、黄轩、徐旭龄、金式玉、汪远孙等，皆由两浙商籍而步入学界、商界和官场，成为一时的知识精英和社会名流。

  乾嘉时代是徽商发展的迅猛时期和鼎盛状态，也是徽州学者最为活跃，并被学术界所普遍关注的时期。仅以朝廷《四库全书》的编纂为例，开馆之时，“吴派”的惠士奇、惠栋、沈彤等硕儒耆宿已经去世；后起的“扬州学派”如阮元、焦循、江藩等年纪尚轻，未能参与。只有“皖派”一批学者如戴震、金榜、洪梧、任大椿、王念孙、胡士震等扛鼎揭旗，成为编纂阵营中的主体力量。因而“欲谈道者先通经，欲通经者先识字”的这种“以词通道”“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和风格，逐步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和风尚，启发和引领了当时和后世学者的为学路向。江浙素来都是最得风气之先的地区，对乾嘉汉学和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术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最得其菁华。民国学者支伟成曾对此现象做过总结和评判，曰：“皖土淳质，夙振儒风，江、戴授受，东原尤隆；综核形名，裁断执中；研究方式，昭若发蒙”。他认为自江戴之学崛起皖江流域，其同学及弟子，皆精深于礼学研究。及戴氏施教江浙与京师，而传者愈众，或亲炙或私淑，若风从草偃。大兴二朱（朱珪与朱筠）、河间纪昀，又均服膺戴说，后洊高位，莫不汲引朴学，皖派因益而光大。及至阮元主持风会，倡言汉学，于是“浙、粤诂经、学海之士，大都不惑于陈言，以知新为主，虽宗阮而实祧戴焉”；及至清季，两浙之地秉承汉学遗风而不失，故“晚近尚有俞樾、孙诒让、章炳麟丕振坠绪。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矣”。

  由此段文字可以推知：嘉道以后，随着朝廷对于盐纲政策的改革，如江春、胡雪岩等一批“红顶徽商”在淮扬和京畿地区的家业逐渐式微，使得原本依附于徽商的旅外徽州士子和学者也渐失依托，无从寄寓。而此时的封疆大吏阮元，主持一时学术风会，在江浙地区大力倡导“皖派”汉学，汲引和汇集了大批学者寄寓其中，如杭州的诂经精舍和广东的学海堂，将“皖派”学风四处传扬，如黄式三、黄以周、吴兰修、曾钊、章太炎等无不受之影响。而“虽宗阮而实祧戴”的评判，说明了以江戴之学为核心的“皖学”，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晚清两浙学术的发展风格，促使了“皖学”与“浙学”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如果说，徽州学者在清代前期因公用江宁考棚和依附淮扬盐商诸原因，而多汇聚于江宁和扬州一带，使得扬州成为传播皖学发展的重镇，而有“扬州为徽州殖民地”之说。那么，晚清徽州商帮和“皖派”学者则随着新安江流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又逐渐涌入杭州及其周边，从而带动和形成了“浙籍皖派”的一批杰出之士。

  

  汪林茂教授所著《从传统到现代：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一书，提出了“浙籍皖派”一说。他认为：在清代学术界，“吴派”在浙江地区传播和发展得非常有限，至嘉道以后更是后继无人。而以“皖派”为盟主的汉学派，则呈现出学术研究内容和形式上多样化的新趋势，更多的浙籍学者选择了“实事求是”而又“明体达用”的皖学一路。皖派汉学在浙江得以风起云涌，既与自身的文化积淀有关，更与汉学大家阮元及其所创办的诂经精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对皖学在浙江的传播和兴盛确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由此培养了一批造诣颇深、名震全国的“浙籍皖派”汉学家，如丁杰、姚文田、徐养原、金鹗、李富孙、李超孙、李遇孙、宋世荦、许宗彦、汪家禧、洪颐煊、洪震煊、冯登府、沈涛、凌坤、钟文烝、黄式三、黄以周、俞樾、孙诒让等诸多学者，他们不仅赓续了乾嘉考据实学的治学路径，而且在学风上的影响也及于一省，特别是使以礼学研究为重镇的“皖派”学风在两浙之地延续达百年之久。

  如丁杰《大戴礼记绎》、金鹗《求古录礼说》、钟文烝《乡党集说备考》、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等一大批礼学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接续着“皖派”江永的《礼书纲目》、戴震《学礼篇》、程瑶田《通艺录》、金榜《礼笺》、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仪礼正义》之类的礼学研究轨迹。他们博采故书雅记，疏通古礼窒碍，探赜索隐，兴起一时礼学研究风潮，其中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尤为突出。此父子二人传承乾嘉朴学遗风，矢志于稽古，明体而达用，体现了“皖学”后期的学术脉络及其具体走向，同时也反映了清季“浙学”在经典诠释方面坚守传统、开拓创新的发展态势。

  二、“绩溪之教，流入浙西，吾浙与有光焉”

  黄以周（1828—1899，字符同，号儆季，定海人）传承其父黄式三（1789—1862，字邦恪，号儆居）之学，与其兄儆孟、儆仲及从兄以恭一同枕经葄史，砥砺品行。光绪十年，受江苏学政黄体芳之邀，主讲南菁书院达十五年之久，以博文约礼、传经明道为教义，力倡“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以敦品力学，陶冶生徒。江南诸高才如张锡恭、陈庆年、唐文治、曹元忠、于鬯、丁福保、胡玉缙等多出其门。

  因为黄以周的学问，是直接继承了乃父衣钵，故追溯黄式三的学术旨趣，也是研究黄氏《礼书通故》的必要前提。式三一生治学严谨，博综群经，不立门户，也不为功名利禄所诱，自称“天假我一日，即读一日之书而求其是。求之云尔，其是与非，俟后人定之，己不能定也”。并自题家塾为“求是室”，主张以礼治家，治学也“尤长《三礼》，论禘郊宗庙，谨守郑学；论封域井田、兵赋学校、明堂宗法诸制，有大疑义必厘正之。其《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识者以为不朽之作”。其《儆居集》有《阮氏仁论说》一篇，自称《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诸作，皆原本于段玉裁之说，而后出转精。段氏之学，出于戴震。故黄氏又步武戴学，作《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诸篇，以转相“重申”，踵事增华。

  文集中的《复礼说》三篇，是在补充凌廷堪《复礼》三篇基础上的延伸和阐发，充分显现出原本皖学、重振礼学之深意。其自述心迹云：“近日大儒实事求是，各尽所长。有考异文者，精训诂者，辨声类者，稽制度名物者，撰圣贤事迹者；有考譣身心，辨析王霸，学务见其大者；有不惑于异端，复明析于儒之近异端，学务得其正者。凡此，古今儒说之会萃，苟有裨于经义，虽异于汉郑君、宋朱子，犹宜择是而存之。”我们由黄氏书中所充满的“考异文，精训诂，辨声类”，就可以理解他实事求是、守正出新的治学风范。其说虽常遭到夏炘等人的辩驳，但申明朴学之意，倡导“皖派”之风，则终生以之。

  黄式三曾一度进入浙江学政陈用光的杭州使院，结识了黟县的俞正燮，同事校文，交谊深厚。并与皖南夏炘往返论学，有《与夏韬甫书》凡千言，讨论朱熹性理之学、古代禘祀之礼及宗法田赋之制诸问题，对朱子之学、新安理学及“皖派”汉学的观点极为熟稔，既有认同，也有商榷，体现出浙学与皖学之间的充分交流与互动。黄以周成年后随父奔波，对这些学术观点和争议，自然心领神会。北上京师应礼部试时，又结交了绩溪胡培系（1813—1888，字子继）、程秉钊等一批徽州学子，常有书信往返，述及当时的学风、学派及学术发展趋势。

  以周称赞“研六（胡培翚）所著之篇，体例既善，疏解亦精”，“荟萃群言，折衷一是”，如与培系之札云：“子继仁兄阁下，暌违教益，十易寒暄。以我时思君，知君亦时思我也。国朝礼学，首推君家。顷接尊翰，知哲嗣诒孙以商籍入钱塘学。绩溪之教，流入浙西，吾浙与有光焉。囊者同事诸公，衮衮出山，弟株守此席，所著《礼书通故》，至今尚未脱稿，岁月蹉跎，难为知己者告。君家研六先生《仪礼正义》，久服我膺。”又曰：“去年刊家君《儆居集》，资斧不给，分作内、外两编。内集已告蒇，谨为呈览。君家所刻《说文管见》《研六文钞》《内经校义》，亦惠我一份，幸甚！”皖、浙两地在人文风俗方面粘连互通，不分彼此；近邻磋商，如此亲密，让人可以尽见山水相依，人文通达。其间之经济互通、地方联姻及学脉传承，固以新安江一脉而通融为一体。

  

  徽州素称礼仪之区、文献之邦，据胡培系所纂《绩溪金紫胡氏所著书目》所载，仅金紫胡氏一族学者就有三十多人，著作百余部，胡培翚《仪礼正义》自在其中。黄氏称道“国朝礼学，首推君家”，并时常献书或索书于彼此，互通有无，正可谓“新安、武林，一水相原委者，壤封错绣，风俗便安，或托业鹾政与姻娅于兹邦，其子弟所籍，虽曰旅途，犹之乎土著也”。因此，浙学与皖学之间地缘和人缘的天然联系，已不言而喻。

  徽州学者特重礼学，如凌廷堪所言“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礼之外，别无所谓学”。故后世多称“徽州学派，咸精于礼学”；“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若追溯黄以周《礼书通故》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上推到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再推至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再上溯至江永的《仪礼释例》。因此，黄以周之学多本于胡培翚，胡氏之学出自于凌廷堪，凌氏之学衣钵于江、戴。故清季以俞樾、黄以周、孙诒让为代表的“浙学”与“皖学”之间，便是薪火相传、后出转精的关系。对此，章炳麟曾觑出其间关系之妙，云：“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渐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章氏熟稔黄氏学术的“交通”发达，乃是渊源有自，知其为清末皖学顺江而下、结珠于浙的结果。再推而广之而有俞樾和孙诒让的接续汉学，传承皖派，他们“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

  章氏也自称与黄、俞、孙氏之学脉，同出于乾嘉诸儒，因寝馈其中而能自剖心迹，从而梳理出此时浙学一脉的源流特色，将黄氏父子认定为晚清浙学和皖学之间密切关联的一个重要纽带。今人钱穆指出：“儆季少承家学，并尊郑君、朱子，欲以礼学代理学，即以礼学代经学，以泯汉宋之争。《礼书通故》体大思精，盖远承浙东经制遗意，而近绾于徽歙之学者。”钱氏以一个“绾”字，凸显了黄以周如何继承皖学重礼之风，在新的时代如何“以礼学代理学”，持平汉宋，通经致用的大儒形象。

  胡培翚出身于经学世家，又秉承凌廷堪的师训而矢志于礼学研究，历数十年而成《仪礼正义》《燕寝考》《禘祫问答》等，以古礼证今俗，倡导“立保甲以卫乡，建义仓以赡孤寡”，尊亲收族，化民成俗。黄以周秉承如此学风，治经也以礼学为要，常言：“挽汉宋之末流者，其惟礼学耶？文章非礼则淫哇，政事非礼则杂霸，义理非礼则虚无；礼学废，故国乱而民荡。”故其《礼书通故》也集父子两代学术之大成，对天文历律、田赋刑法、宗族学校，乃至祭祀占卜等古代礼俗和典章制度，探赜索隐，考镜源流，以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章太炎对此评议曰：清世得礼学大体者，有惠士奇《礼说》、金榜《礼笺》、金鹗《求古录礼说》、陈立《白虎通义疏证》，然弗能条件分别，《礼说》尤散杂无部曲。凌廷堪《礼经释例》比考周密，但又局于《士礼》一端。

  《礼书通故》则囊括大典，盖与杜佑《通典》比隆，其校核异义，诸先儒不决之处尽明之。其余还有《子思子辑解》《经训比义》及《儆季杂著》等，皆卓然可传世之作。黄氏该书由典章制度考证入手，而上探于“天人之奥”，走得正是戴震“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的治学路径，秉持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思想理念；而在他所征引前人的文献之中，徽州学者的著述就占有很大的比重。通过审核文献史料和量化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黄氏征引皖派著述的次数和频率，感受到浙学和皖学之间绵延而深厚的传承关系。

  三、《礼书通故》对“皖派”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黄以周的《礼书通故》是在汇集和梳理前人礼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截断众流，精心淬炼而成的集成之作。纵向而言，他对汉唐以降的许慎、郑玄、贾公彦、孔颖达、司马光、陈祥道、朱熹、敖继公，直至清代的礼学研究，给予了系统的总结、评判和取舍。横向而言，在诸多的清儒之中，万斯同、江永、戴震、金榜、褚寅亮、段玉裁、王引之、张惠言、胡培翚的名号则屡见于行间，其中尤以江、戴、凌、胡居多。作为“皖派”汉学的开拓者，江永（1681—1762，字慎修，徽州婺源人）平生以坐馆和著述为业，精研音韵、历算及三礼之学。其礼学著述有承续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作的《礼书纲目》及自创新体的《乡党图考》《仪礼释例》《周礼疑义举要》等数种。黄以周心仪皖学，继承江氏礼学，故《礼书通故》以具名征引和会通观点的方式，引用江氏之说达87条之多，另有沿袭和参阅江氏之说而未遑题名者，也不在少数。内容涉及衣服、卜筮、宫室、宗法、朝礼、饮礼、聘礼、田赋、钱币等二十五个门类。其中，直接肯定者占大半数（62条），不能肯定而予以补充和纠正者22条，还有数条列为存疑，述而不论。如《车制通故》第二十三条载：“贾公彦云：辐直者为倨，牙曲者为句。辐牙虽有句曲，至于凿内必正，正则相得。先郑读槷为危槷之槷，后郑读如涅，又解槷如字，以其用木为槷，故从木也。足乃据槷而言。江永、戴震说，辐爪当作边笋，成倨句形，其辐外直下为倨，内曲剡之为句。贾疏未得郑义。郑珍云：经云直以指牙，是据投毂讫将入牙凿时言。牙之得不得，至是而见。此时辐直牙曲，郑所谓倨句非指此而何？”黄以周采择众说，罗列比勘，而后加以按语总结云：“此记合牙成轮事，子尹说是。郑注倨句，当以江、戴之说为正，但爪宜剡而锐，不可方也。”黄氏所论，条分缕析，按而有断，终以江、戴之说是从，诸如此类者甚多。同时，对江氏疏漏或纰缪之处，洞幽烛微，不偏不佞。如《衣服通故》第一百五十六条引江永之说云：“其缝之以合前后者，惟左旁为然。若右旁则不能缝合，别有钩边。郑亦略言之耳。”以周案:“郑注何略之有？江氏误信孔疏，自生支节尔。”对于江氏礼说的疏漏之处，黄氏不敢屈从私心，而寻绎源流，会其通而折其中，去非成是，以求“十分之见”，切实地践行了自己“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为学信条。

  戴震是皖派学术的代表人物，《礼书通故》对于戴氏礼学观点的直接征引和间接借用，处处都能体现出戴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为学风格。通过引用次数统计可见，黄氏对于戴震礼学观点的直接征引，涉及十九个门类，达91次之多，其中申戴70次，驳戴13次，还有数次存而不论。如《衣服通故》第一百七十九条曰：“《毛诗》说被之僮僮，被，首饰也。郑笺云：谓视濯溉饎爨之事。《礼》记主妇髲鬄，孔颖达云：《少牢》文‘主妇被锡’，注云：‘被锡读为髲鬄。古者或剔刑者、贱者之髪，以被妇人口为饰，因名髲鬄焉，此《周礼》所谓次也。’此言被与髲鬄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鬄，同物而异名。戴震云：郑注《礼》合次与髲鬄为一，笺《诗》又合被与髲鬄为一，恐未然也。《说文》髲鬄二字转注，鬄又作髢。髲、被古字通用，《诗》之被乃所谓髢，不在副编次之数。既用被，然后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以周案：《士昏礼》女次，女从者被，姆纚笄，各有差，被与次异。被字通髲。《诗》鬒发如云，不屑髢也。髢即髲鬄字。从戴说。”以周所引戴氏考论髲鬄一节，实出于《毛郑诗考正》一书，黄氏充分肯定戴氏这种由小学诠释名物的方法，以髲、被一声之转，音近义通，解决了语言文字上的隔碍，然后加以文献旁证，拾遗补缺，总揽前说而观其会通，鲜明地体现出学如积新、不断推进的学术历程。

  

  又如《丧服通故》（二）曰：“《丧服记》：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贾公彦云：此等之服已见斩衰章。敖继公云：之子二字当为衍文。所后者之兄弟，皆如所后者亲子之为。戴震说、《通典》载贺循说，引作‘于所为后者之子兄弟若子’，其所见记文未误。所为后之子者，其女子子也。程瑶田云：所为后之子，设言所后者之真子也。真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亲，近为之服如真子。以周案：《斩衰章》为人后者，传补言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于外亲兼言昆弟、昆弟之子，于本亲只举祖父母、妻，故《记》补言所后之兄弟之子。兄弟之子，即所后旁亲期功兄弟之子也。所后者无昆弟，容有兄弟之子。”关于丧服制度中“于所为后者之子兄弟若子”，历来争议颇多，黄以周采择戴震和程瑶田之说以为据，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上下通贯，条理清晰。

  《礼书通故》为通达礼经文本，阐发礼学深意，本着戴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为学路径，从解决礼经文字的音形义入手，再进入经义章句在“点”与“面”上的深度阐释，诚为皖学的忠实继承者。黄氏自谓：“古圣既往，道载于文。六经之外，无所谓道。六书之外，无所谓文。故欲谭道者，先通经；欲通经者，先识字。”事实上，这段话正是对戴氏“先通字义，次通文理”、“由小学以通经学”思想的另一种文字表述，也是对戴门后学段玉裁、王念孙所言“欲通一经，则必通全经”、“欲通诸经，须先通训诂”的具体落实和理论提升，这是对“皖派”江、戴之学最为本色的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创新性发展。

  黄以周出生于乾嘉汉学鼎盛之后，承继“皖学”余绪而又有所纠偏、补正和推进，对“皖派”学者的礼学著述深有体悟，所做征引也言必有据，通达公允。我们对《礼书通故》全书做了人物著述被征引次数的统计后，发现黄氏直接引用“戴门后学”段玉裁之说凡116次，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凡58次，凌廷堪86次，胡培翚190次，阮元26次，焦循26次，金榜22次，程瑶田52次，孔广森22次，任大椿10次，等等。除了那些不具名的暗引之外，通过对上述引证文献的次数统计，以及肯定、否定或存疑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黄氏“由词通道”“论从史出”的风格，与江、戴之学确乎一脉相承。同时，黄氏所受“皖派”著述所提供的资料参考和思想引导，都在《礼书通故》中得以体现；且此数百条的征引材料，业已成为该书内容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黄氏对于历代礼学材料的梳理、分析和采择，我们可以纵横比较，从中窥见纂述者博综淹贯、截断众流的学识和能力。事实上，章太炎早以“揉此众甫，本支敕备，盖与杜氏《通典》比隆”，予以定评。

  若从师从关系和引用次数两个方面来说，《礼书通故》与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仪礼正义》的关系最为密切。民国吴廷燮《礼经释例提要》指出：“《仪礼》自韩昌黎已苦其难读，而缛节繁文又多依当时之制，为汉代所未习，故往往解释虽多，难得要领。且转滋疑误，于经旨有愈晦者。凌氏独能荟萃仪节，一切条分缕析，理其端绪，考其同异，审其差别，观其会通，皆以例释之，使若网在纲，如衣挈领，分类附丽，可谓治经专家。清代于《仪礼》撰述极多，实无堪与匹敌者。”凌氏私淑戴震，步武戴学，由戴氏“理存于礼”，转成“以礼代理”。这一理念，被黄以周所继承，进而提出“礼学即理学”的新命题。这既是对凌氏无视“理的存在”有所纠正，也是对胡培翚“以古礼证今俗”的具体落实。胡培翚是凌廷堪的弟子，又是黄以周好友胡培系的从兄，其书以周公孔子垂教之旨，张皇幽渺，阐扬圣绪，乃清代礼学研究的里程碑，广为世人所称道，也是黄氏案头必备之书。

  《礼书通故》对《仪礼正义》征引的次数最多，凡190次：其中，信从者为109次，纠正者为78次，存疑待考为3次。可以说，《礼书通故》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征引了胡氏的思想方法和文献史料，择善而从而后出转精的新成果。可贵的是，黄氏能将“皖派”重礼的思想方法，布在方策，传之后世；能在清季的社会动乱之时，坚守传统，存古开新。如张锡恭、曹元弼、胡玉缙等皆为黄氏的高弟子，在师门影响下堪为一时礼学名家。他们也称自己的礼学著述多有承袭江永《礼书纲目》、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仪礼正义》之处。如王大纶谓曹氏《礼经校释》乃“踵绩溪胡氏《正义》而作，发疑正读，择精语详，每获一义，解一难，必印证群籍。斠考钩稽，寝食与共。遇诸家聚讼处，务在折衷一是”。

  由此可见，由胡而黄，由黄到曹，百年薪火，学脉绵绵。应该说，张氏《丧服郑氏学》、曹氏《礼经学》《礼经校释》等，赓续了定海黄氏的治学衣钵，传承了皖学的思想方法，在清季的江南布施开来，绵延下去。通过黄氏一家之学的传承脉络，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条从乾嘉时代的“国朝经学在新安”，到清季“东南经师必称黄氏”的源流与轨迹。

  四、黄以周会通“浙学”与“皖学”

  “浙学”概念的最早提出，是源于婺源朱熹与陈亮、叶适之间的学术论争而激发出来的；当下学界所认同的“皖学”，也是由朱子“尊德性”与“道问学”二途融合发展下来的，可见“浙学”与“皖学”富有天然的共生共有的关系。对此，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曾从朱子与两浙学术的角度，做过扼要的总结。他称“浙东之学”出于婺源朱子，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所传之学不悖于朱子之教；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相抵牾；昆山顾氏宗朱，梨洲黄氏宗陆而不悖于朱。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章氏的概括，既高屋建瓴，又洞烛幽微，他将皖、浙之间的学脉悠长梳理清晰，成为今天两地人文学者交流时所绕不开的学缘论题。可以说，自南宋以降，在儒家“学统”和“道统”的谱系中，“浙学”与“皖学”一样，都具有求实疾虚、通经致用、崇义谋利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

  

  黄以周生当清末，对乡邦传统“浙学”的事功之说、名利之辨，自有深刻的濡染、领悟与思考；同时，又对乾嘉汉学“实事求是，明体达用”的思想余晖，寝馈其中，感同身受。从南宋吕祖谦，到明末刘宗周；从朱子学到“皖派”朴学，黄氏可谓坐集汉、宋之智，融会贯通而成百卷巨著。故徐世昌称：定海黄氏博综群经，尤长三礼，谨守郑学，而兼尊朱子；黄以周少承家学，绍述庭闻，也以汉郑玄、宋朱子为最。东南称经师者，必曰黄氏，盛矣！《礼书通故》一书，正是秉承了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到江永《礼书纲目》，再到胡培翚《仪礼正义》的传承脉络。从语言文字的解读，到典章制度的诠释；从三代礼乐、宗庙社稷的礼仪辨析，到屦絇带饰、发髻冒缀的器物考证，皆细大不捐，囊括无遗，可谓述作并举，显微阐幽，开拓出新时代礼学研究的新途径，给晚清的礼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故以周之子家岱云：“吾家自先大父好治经，《易》《书》《诗》《论语》皆有撰述，而晚年尤好《礼》。谓礼者，理也；古之所谓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也。尽性在此，定命在此。家大人继志述事，乃作《礼书通故》，大而丧祭朝聘、学校田赋，小而宫室衣服、名物器数，旁搜博考，既详且精。”可见黄以周崇尚乾嘉汉学，接续皖派礼学，与徽州学者的朴实学风一脉相承而后来居上。

  晚清的学术界，虽已步入中西会通和汉宋兼采，而黄以周“喜欢宋儒书，又病其离经谈道，多无当于圣学，甚且自知己说之不合于经，遂敢隐陋孔圣，显斥孟子，心窃鄙之。于是有《经训通诂》（后改名《经训比义》）之作”。其《礼书通故》与《经训比义》一样，无论是在治学思想的支撑，还是文献材料的运用上，仍偏重于汉学对古代礼制礼仪的探究。常言：“道必宗经，训必式古”，“经者，圣贤所以传道也。经之有故训，所以明经而造乎道也”，“离故训以谈经而经晦，离经以谈道而道晦”；“经不外乎道，道不出乎经。经者，道之定名，故谓之常经；道者，经之通义，故谓之达道”。可以说这种思想理念，即脱胎于戴震“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以及“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学者深思自得，渐近其区；不深思自得，斯草秽于畦而茅塞其陆。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

  前后比勘可知，黄氏的治学理念诚得皖学之根本、戴学之精髓。戴氏称“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这些思想在黄氏文集著述中皆可找到相似的表述，如“礼必征实往古，理可空谈任臆”，“礼也者，诚正之极则，治平之要道”，“礼学废，故国乱而民荡”等等。其《礼书通故叙目》云：礼根诸心，发诸性，博文约礼，圣门正训。昔高密笺诗而屡易毛传，注礼而屡异先郑，识已精通乎六艺，学不专守于一家。按文究例，经生之功；实事求是，通儒之学。是书之作，窃取兹意。可见黄氏崇尚实学，振兴古礼，“笃守圣门约礼之训，其于礼斯须不去身，于礼学终身以之”。对此，后世学者对此颇有所称道：“三礼之学，综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为善是从，不墨守一家之学者，黄以周之《礼书通故》，是其选也。”又云：“黄氏父子的工作，就是接续戴东原以来的传统，重新界定理、礼关系，然后以这套框架阐释宋儒所重视的几个重要概念和命题。”因此而言，黄氏父子的学问理路，远承传统“浙学”的事功主义熏陶，近得乾嘉汉学“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感染，步武前修而后出转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定海黄氏之学就是修订版的戴震、凌廷堪和胡培翚的学问。

  “皖学”之所以能够入浙，既有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有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晚清内政隳颓，外侮日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西方资本的大量渗入，都给予徽商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驻扎徽州的“拉锯战”，对徽州本土经济和学术文化实为灭顶之灾。此时的“皖派”朴学在本土已无立锥之地，却能在江浙之地得以接续而重生，传承衣钵，绵延不绝，堪为清代学术之幸事。章太炎曾言：“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茀之，昌自先生（俞樾）。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时，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彀张，不弛愈缮。”章氏概述晚清浙学发展形势之大略，自信以俞、黄、孙为“浙犹彀张”做出了重要贡献，言外之意也包涵着“皖派”的殿军“章黄学派”。章氏曾与弟子吴承仕信札道：“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此即自报家门，坦言所从出也。

  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就此证明了黄元同、孙仲容、俞曲园、章太炎等都是承接“皖派”，丕振坠绪，使乾嘉朴学挺立于世的重要人物。今汪林茂教授也以为“皖派”汉学在浙江的兴盛，的确是汉学在浙江达到高峰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在礼学方面，“皖派”朴学之迹无所不在，如洪颐煊精研《仪礼》，钩稽深奥，著《礼经宫室答问》；金鹗“披郄导窾，实事求是”，推阐汉宋先儒诸说，著《求古录礼说》十五卷；许宗彦依据周代宗法丧服制度，对“庙”“祧”等宗庙制度问题作了很有意义的考证和诠释；孙诒让潜心研究《周礼》三十年，广搜细讨汉唐以来诸儒之旧诂训，折中诸说，以实事求是精神兼取各家之长，著《周礼正义》。其他黄氏弟子如慈溪冯一梅、林颐山，丹徒陈庆年，元和曹元弼等承前启后，弘扬其学。这些浙籍皖派经学家通过对古代礼学的整理，以及缜密的礼仪制度考证，阐发古代礼仪的变迁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我们从黄氏家学及《礼书通故》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接续乾嘉，重振“皖派”学风的态势，时时透露出皖学“实事求是”与“明体达用”的光与影。黄以周“以经学为礼学，即以礼学为理学”的治学理念，继承和发展了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胡培翚的“以古礼证今俗”“以经术饰吏治”的思想，突出了“皖学”入浙的显著轨迹，彰显了“绩溪之教，流入浙西，吾浙与有光焉”的学脉流衍。

  黄以周晚年主讲于南菁书院凡十五年，以博文约礼、通经致用和实事求是为教学宗旨，“明学术之得失，穷治乱之根源”，宣称“经外之学，非所知也”，“凡文之不关经传子史者，黜不庸；论之不关世道人心者，黜不庸；好以新奇之说、苛刻之见自炫，而有乖经史本文事实者，黜不庸”，如此为人为学的宣言，既体现了反思传统、参与现实的诉求，也坚守了乾嘉汉学在新时代的固有价值和现实意义。其间，黄氏又随宗源瀚建辨志精舍于宁波，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以明经传道为己任，辨虚无，辨绝欲，影响后来者甚众。可以说，随着“道咸以降之学新”的发展态势，以黄氏为代表的“浙学”一脉，本着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与“皖学”一起，沿着“实事疾妄”和“通经致用”的学问品格，鉴古知今，由传统而步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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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传统文化和经典名著的好帮手

  作者：星空 发布时间：2019-06-04 14: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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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人生目标：要成为查第格那样的人

  作者：芥子书屋 发布时间：2024-01-13 00:51:21

  1717年，伏尔泰因写诗影射宫廷，在巴士底狱被关押了11个月。在狱中，他完成了剧本《俄狄浦斯王》，首次使用了“伏尔泰”的笔名，这是法国南部一座城堡的名字。

  1734年，伏尔泰发表了《哲学通信》，巴黎法院要抓他，他逃到西雷庄园隐居15年。在这里，他完成了大量著作，包括这部《查第格》。

  

  《查第格》完成于1747年，是伏尔泰的首部哲理小说，它通过主人公查第格的曲折经历，以一个个充满智慧和幽默的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荒诞。

  在巴比伦的，有一个名叫查第格的年轻人，他集人类无数美德于一身。

  作者这样形容他：“

  天生的品性优良，又经过教育培养。虽则年少多金，倒能清心寡欲。他毫无嗜好，既不愿永远自以为是，也肯体谅人类的弱点。

  ”

  这还不算，查第格非常聪明，博学多才，极具智慧，远近闻名。“

  当时人所知道的自然界的物理，他无有不知；他也通晓古往今来的人所知道的玄学。

  ”

  这样的人，在中国，就算不被称为“圣人”，也绝对是一位贤者。但是这还不够，我们的查第格“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武力值爆表。

  自打我们识字起，孟子就教导我们：“

  天将降大通过主人公查第格的曲折经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荒诞。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要想取得真经，必先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从本书第一个故事起，查第格就要开始经受苦难了。伏尔泰给查第格安排的磨难可都是“历劫”级别的。

  首先是未婚妻的背叛，查第格为她打架，伤了一只眼睛，等他伤好了，她却嫁给了仇人。接着是妻子的不忠，她为了治朋友的胸痛，要去割查第格的鼻子。

  为女人所伤的查第格离开城市，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

  一个人太博学有时真危险

  ”，查第格凭借智慧，为国王找到了溜走的马，却险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一个逃犯经过他窗外，他向外看了一眼，被罚了五百两黄金。

  他被人诬告违反了禁食葛里凤的禁令，险些被处死。

  他写了一首诗歌颂国王，被小人看到，又被诬告，再一次差点被杀。

  好运来了，这时候宰相去世了，国王任命查第格做了宰相。查第格“奇妙的天才与慈悲的心肠”让全国上下人人佩服，但是命运无常，祸福相依，王后喜欢上了他，国王震怒，要杀他。他只好连夜逃往埃及。

  开启了逃亡模式的查第格此后更是厄运连连。在路上他救了一个挨打的女人，女人却不领情。查第格成了奴隶，由于过人的学识，帮主人解决了好多难题，逐渐被主人敬为上宾。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否极泰来。又经过许多曲折，查第格最后终于成为人生赢家，迎娶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成为了巴比伦的王。

  查第格是一个智慧和勇敢的化身，有着宽恕、仁慈等各种崇高的美德。他经历了许多磨难，却始终保持着对人类的善良和关爱。

  伏尔泰通过查第格的经历，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性的善恶以及社会的荒诞。他以丰富的哲理和寓意，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的真谛和社会的本质。

  

  本书作为一部哲理小说，处处透着哲人的智慧。查第格在旅行中，遇到一位隐士，他们结伴而行。隐士一路上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位富商热情款待他们，隐士却偷走了他的东西。一位吝啬鬼对他们很小气，隐士却给了他好多馈赠。一位哲学家招待他们，相谈甚欢，临走隐士却把他家的房子放火烧了。一位寡妇尽其所有招待他们，隐士却把她的侄子扔到河里淹死了。查第格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隐士现出原形，却是一位天使。色相庄严，通体放光。天使告诉他这样做的缘由，让人叹服。

  书中描述了很多小故事，透着许多人生哲理，不仅令人深思，也让人感受到了伏尔泰作为一位哲学家和文化巨匠的独特魅力。

  

  说一个人没有思想没有深度，伏尔泰说：“

  喜欢把长得最漂亮的青年当作最有思想最有德行的人

  ”，这话放诸四海而皆准。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可以看作是伏尔泰对于读书的诠释：“

  上帝在我们眼前摆着部大书，能够读这部大书的哲学家才是天下最快乐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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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天赋异禀的现代艺术家们

  作者：初晓 发布时间：2023-03-02 21:24:08

  

  提及西方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是绕不过去的，然而继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艺术家，他们在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的成就斐然，会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的艺术理念也有根本性的影响。

  17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和艺术史家乔瓦尼·皮耶罗·贝洛里在《现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中讲述了那些16、17世纪著名艺术家的故事。这本书被认为是瓦萨里《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一书的续写，主要讲述了15位艺术家的生平故事，读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感受艺术家非凡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对艺术炽热的爱与追求。

  由于本书涉及艺术家较多，在此分享几位艺术家的生平及成就。

  

  阿尼巴勒·卡拉奇是继拉斐尔之后诞生的绘画天才，他自小学习绘画，并展现出极为出众的天资，成为堂兄卢多维科·卡拉奇的弟子。除了具有天赋之外，阿尼巴勒还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他专注于自然之物的形式，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

  他曾为圣乔治教堂、圣方济各修道院教堂绘制圣母升天祭坛画，让人震惊的是，曾作为阿尼巴赫老师的卢多维科被弟弟的色彩技法折服，完全抛弃了自己曾经的风格，竟然成为他的学生。后来阿戈斯蒂诺回来，他们三兄弟创办了著名的卡拉奇学院，被称为“求知学院”。

  让人动容的是，阿尼巴勒是为了智慧而创作，他将绘画与哲学相结合，创作出各种道德化的图像，用精美的作品表现美德女神的一举一动。

  

  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自小对色彩感兴趣，对绘画十分投入，他曾花四五年时间学习肖像画，开始非常喜欢乔尔乔内的色彩，将其作为模仿对象。后来他的作品才喜欢利用阴影，也因此，他的作品摒弃一切矫揉造作和浮夸不实的东西，色调更为鲜活。

  令人觉得惊奇的是，卡拉瓦乔的绘画风格与他的生理特征居然是一致的。他很黝黑，黑色的眼睛、黑色的眉毛和头发，他的作品里也充斥着黑色。因他脾气暴躁的缘由，他的画风从最开始的甜美纯粹的上色方式转变为一种黑暗的风格。

  令人唏嘘的是，他总会在言行上与人起冲突，这导致他不得不离开米兰和他的家乡，后来被迫逃离罗马和马耳他，在西西里躲藏，可他又在那不勒斯深陷险境，最终惨死在一片沙漠上。

  

  彼得·保罗·鲁本斯生于德高望重的家庭，从小接受礼仪和各学科学习，这造就了他冷静沉着的性格，从不耽于享乐。他在绘画方面天赋异禀，内心具有强烈的渴望，而且很顺利从素描转向色彩。

  初到意大利，他为皇宫的亲王们画肖像，后来到威尼斯，全身心投入对提香和保罗·委罗内塞的学习。回到家乡的鲁本斯用自己精湛的技艺，赢得欧洲各国君主的赞赏。

  鲁本斯不仅创作速度快、有才华，还非常高产，其中很多作品被制作成版画出版。然而，鲁本斯为了追求高超的画技，牺牲了自然的美的形式，造成他的画面部神态缺乏美感，轮廓也不够优雅。他最大的成就是将威尼斯的美丽色彩带到了弗兰德斯。

  

  当然，本书内容超丰富，对于每一位艺术家的讲述也很细致，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著名绘画所表达的内容，书中都有分析。而这一切，还需要你从书中去发现。

  对于西方艺术，文艺复兴深入人心，可文艺复兴之后的艺术世界依旧精彩。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你还没有发现，阅读这本《现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你会发现现代艺术家们的成就斐然，而他们的艺术作品也在无形之中改变着这个世界，丰盈着人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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