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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者归来》：一场悲剧下的循环

  作者：霁浮 发布时间：2019-10-25 02:32:00

  最近几年，国内掀起了一股侦探悬疑风。

  《法医秦明》，《心理罪》，《白夜追凶》，《暗黑者》，《无证之罪》等等小说在改编影视之后，也都大火，一度将悬疑风推向了最高潮。也喂饱了一众如我一般，无比喜爱悬疑的人。可读来读去，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比较经典的悬疑之作，今年所读的悬疑职中，这一本《亡者归来》，倒是让我觉得耳目一新了。

  《亡者归来》的作者异青人，曾经是腾讯第四届原创大赛悬疑区三等奖获得者，手中的作品多是以悬疑惊悚为主，比较出名的作品有《诡案》，《谋杀安徒生》等等。其中，《诡案》已经改编成了网剧。

  再说回《亡者归来》。

  整本书可以说是文风简明，从叙述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故弄玄虚，每一个所抛出来的线都是合理的，也很真实，经得住推敲。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所谓的“亡者”，到底是怎样回来的。

  回来的她究竟还是不是她？多出来的我，又到底是不是我？

  触发此事件的起因，是女主白小熙的死。

  自白小熙死后，虽然案件已经被定性成了意外，但由于刑警向她的男朋周凯提出，比案件可能会另有隐情之后，周凯开始调查女友的起因，从而牵扯出了一家科技公司的满腹阴谋。

  人体实验，时间旅行……周凯在一步步的追查中，渐渐地得知了另一个“女友”与另一个“自己”的存在，进而，陷入到了其他的纬度空间当中，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就像是成为了一颗球，落入时光隧道，回到过去撞上了自己，最终，又使得自己无法回到原本的时光隧道当中。只得在平行的空间空循环往复，想打破僵局，却又跳脱不得。

  真相，远远要比他想象的还要血淋淋。

  这血，来源于人心底里的那份最丑陋的人性。

  通篇读下来，倒是有点《恐怖游轮》的意味了，略有烧脑，却又让读者读上了就欲罢不能。

  更让我觉得惊喜的是，这本书所涉猎的内容虽然是有些烧脑，像是类似纬度，平行空间一类，很多人其实是很容易被绕进去的，但作者在整体的叙述上，多次提起过案件调查进程过程中的日期，由年到日，有时甚至是要精确到具体的时间，几点几分，可以说，对细节的把控也是十分的仔细了。文中除却有一处关于认尸日期的阐述出现了错误之外，其他的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这也对读者在读书的过程中梳理案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有了时间线的辅助，纵使是男主身处的环境再乱，读者在读起来的时候，也不至于晕头转向。

  总体来说，这还是一本非常不错的悬疑小说，所述的情节既贴近了现实，又给足了作者无限的想象力，通过平行空间来充盈了整本书的悬念感，一波三折，反转精彩，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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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上的十万个为什么

  作者：最是橙黄橘绿时 发布时间：2017-11-13 17:27:20

  

  还记得以前那套《十万个为什么》吗？每一个为什么，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准确的回答，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堪称一次又一次非常好的阅读体验。如果，那些个“为什么”与地图结合起来的话，又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如今，由斯塔熊图书编绘，成都地图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藏地图里的为什么》，终于可以“实地”看一看，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回答“十万个为什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地图上有什么，不止有大洋大洲，也不止有山川河流，也不止有国家地区，还藏着很多很多有趣又有用的宝藏。我们生活的地球，拥有大致70%的水面和30%的陆地，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甚至还有很多未知的世界和秘密。据说，人类对海洋的了解，甚至还不及人类对月球的了解——到底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实在是没办法说清楚。但是，人类曾经以为的没有氧气，较高等级及以上的动物就无法生存的认识，已经被人类在海底“烟囱”附近所发现的那些生机勃勃的生态链的现实打破了——那里，氧气的含量根本不足以满足动物生存需要， 那些动物靠另一样元素来生存——硫。

  所以，对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这个迄今在太阳系中甚至是已知的知识体系里唯一具有适宜生命存在的“水”星球，人类其实依然所知不多，还会有更多的形形色色的秘密有待人类去发现、去为之震惊。今天，这套《藏在地图里的为什么》，就通过地图与插图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结构——比如，某一种动物为什么会在那个地区出现？为什么其他地方就发现不了那样的动物？它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问题，如果仔细察看一下地图，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一目了然。地图虽然不会说话，但地图背后所蕴含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说”出那个答案来。

  这套《藏在地图里的为什么》每套6册，分别是《地平线向上向下看》《绕着地球跑一圈》《大自然说变就变的脸》《动物动物的家》《我们的大中国》和《不能说的大秘密》，主题分别涉及到了地理、环球旅行、自然、动物、中国旅行以及解谜。每一页大致的结构，分为“我在哪”“入选理由”“我来告诉你”“嘘！这是秘密”以及“漫画”等几部分，既可以从地图上来解析宇宙、海洋、江河、陆地各种知识，也可以了解到五大洲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还可以了解到天气、气候、自然现象、环保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其他更多的有趣的知识。只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地图就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入口”——通过这个“入口”，一个全新的更为有趣的世界就会把它的真实面目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当然，仅仅通过地图来了解自己之外的“世界”是远远不够的。要是真的有时间和精力，最好还是要实地去转一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想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久之前，老祖宗们就已经把这样做的道理说得很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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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灿然：我的衣食父母

  作者：務-虛-眞-人 发布时间：2008-07-15 10:42:55

  黄灿然：我的衣食父母

  　　一九八二年初春，我买了一本香港三联书店繁体字版的《新英汉词典》，因为我已在九龙官塘重生英文夜校报了名，准备学英文——此刻当我写下“重生”，联想到学英文给我带来的重生机会，我才突然明白了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本按其规模来说是中型的，对我来说却是超大型的工具书，因为我读的是小学课本，并且是从ABC学起，一般只需要一本小学生英汉词典就够了。事实上，在夜校开列的购书单中，就有一本小学生英汉词典。

  　　那时我二十岁，移居香港已有四年余，由于抵港时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广东话，我没有继续我的学业，而是汇入了几乎所有来港的亲友和同乡的共同命运——在制衣厂打工。在念到高中二年级也即移居香港之前，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也背不出来，只懂得一个英文字——农民。

  　　奇迹发生了，从夜校第一堂课起，我便对英文入迷，就像当初念第一个中文字就对汉语入迷一样。大陆中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我称为“概念联想法

  ”，例如“农村”、“城市”、“农民”、“工人”；而香港小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我称为“读音和拼写联想法”，例如 cake，cat，car，bar，bag，

  bay，或者说，我一开始就学会了用这种方法来背单词。

  　　几个月后，我开始看课外书，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各种英语杂志和英汉对照读物，还有若干英文原版——我书架上最早的英文诗集，是一九八三年在辰冲书店购买的《叶芝诗选》。张著后来遭一些人士指摘，但对我来说，它是一本很好的读物。事实上，我对英语语法一知半解，就像我对现代汉语语法一知半解。张著有很多英汉对照的例句，我就是通过反复阅读例句，揣摸意思。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我把注意力从事实上我怎么也掌握不了的语法分析，转移到读懂每一个肯定比语法分析更丰富的句子，尤其是留心语气的变化；第二，我不知不觉学起翻译来了。关于第一点，我想起一件事。我后来读大学的时候，一位同学翻译了一篇散文，让我看看，我把原文和译文对照了两三段，就发现不少错误，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她在译文中把一些句序作不必要的置换。我指着其中一句说，不可置换句序，按照这个语气和逻辑，后面应有如此如此一种关系，出现如此如此一个情景。她失声叫道：正是如此。那个关系和那个情景发生在两三段之后。

  　　在学英文的过程中，《新英汉》一直是我的良伴。也许是我命中注定要靠英汉词典自学，当年在大陆的中学，教到国际音标的时候，我竟然听懂了并且基本上掌握了。我没想到，多年以后当我打开《新英汉》，那两三堂国际音标课，就这么悄悄地派上用场。

  　　夜校的课程实际上只是教给我一些基础知识，并为我提供一个强制性的学习场所，尤其是做功课；至于要学习我模模糊糊希望掌握的英文，还得靠大量阅读课外读物，而阅读课外读物，就得靠英汉词典。《新英汉》由于例句极其丰富详尽，便成为我更重要的老师。而我相信，它大概也会把我当成重要的学生，因为我每次讨教都很认真，把每个词条的例句慢慢研究一番。我用两年时间修完香港六年制小学课程，然后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月。三个月后我如愿考入暨大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大学课程中，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英语，不过老实说，就算全部掌握大学英语课程，并且都考个优，也只能勉强称为略懂英语。一切还得靠自学，尤其是靠英汉词典。我不但靠英汉词典学习英文，而且靠它做起翻译来了，并且是译诗——很抱歉，被我拿来开刀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英译本。

  　　译诗当然是失败的，好在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后来回顾，这次经验却很有益。这得先从我的诗艺说起。在所有文学品中，我最喜欢新诗——港台的，“五四”以来的。刚进大学，碰上“地下诗”运动，立即就写起诗来，并皈依朦胧诗以降的地下诗和西方现代诗。在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我的诗龄只有一年多，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一切皆浅。由于想像力不够，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结果是胡猜、简化、曲解；又由于我英语理解力不够，我也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理解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英译。显然，假如我理解力够，而想像力不够，结果同样会是胡猜、简化、曲解；假如我想像力够，而理解力不够，结果也将是胡猜、简化、曲解。后来我发现，译诗界的很多坏译作，正是上述全部弱点或任择一项弱点的结果。哪怕是既有想像力又有理解力，但表述力没校准（这主要牵涉到译者怎样理解现代诗和现代汉语），结果也还是坏译作。

  　　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在彼此都还嫩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演起难兄难弟的闹剧。但是，随着它们逐渐长大，这对难兄难弟也慢慢懂事，互相扶持。学习英文的过程，困难重重。它最先会引诱你，主要体现在学习最初两三千个词汇和简单语法的时候，你会兴趣勃勃，信心十足；之后，大概每增加两千个词汇，就遇到一大难关，包括越来越复杂的语法和语法都解决不了的种种障碍。过了一万个词汇，就有点寸步难行，以前的经验和办法全都不管用，除非你完全浸泡在英文书刊里。我过关斩将的办法，是进一步退两步，等站稳脚根之后，就来一次飞跃。首先是大量阅读几乎不用查词典的简写本，训练语感，经常是大声诵读，也不管念得准不准，让自己的阅读过程流畅起来，也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起来；然后接受重量级读物的打击，例如读《时代》杂志，让自己不要说念不出声，就是连看也看得眼花缭乱——真正意义上的目瞪口呆；接着开始安抚伤口，读些低于《时代》、高于简写本的读物，或者干脆再退回简写本，重新培养信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英汉对照读物，这也是精读和泛读的最佳综合：既可透过汉译理解艰深的长句，又可保持阅读的速度。如此循环往复，渐次推进，经年累月，还是很有效的。不过，这样熬法，除非你有点傻气，否则早就撤了。写诗也一样困难重重，如果不是更困难。所以，十年八年下来，没几个人能挺得住，无论是写诗还是学英文。

  　　由于两兄弟年龄不一样，更何况进度并非平行，而是有参差的，所以那个上不来的时候，这个就说：加把劲吧，你瞧我熬到这个程度了。这个泄气的时候，那个也说：你不是鼓励我吗，再咬咬牙关。

  　　公正地讲，沿途的风光确实迷人，值得你汗流浃背。

  　　早在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过程中，我已意识到《新英汉》的一些缺陷。它收词不足，短语也远远不够应付翻译道路上各种预料不到的障碍，还有就是它的例句，很多是中国化的英文，缺乏时代气息——倒是有太多“文革”时代的气息，尤其是有颇多马列毛著作例句和政治套语，追不上千变万化的资本主义新生事物。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出色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收词多，短语和习语密密麻麻。事实上，《英华》才是一本更适合翻译工作者使用的词典，而《新英汉》是一本较适合英语学习者的词典。《英华》的缺点刚好与《新英汉》相反：例句不够，对我这个靠例句摸路的人来说，很伤脑筋；此外，它不大好查，尤其是表示形容词

  a.、名词n.、及物动词vt.和不及物动物vi.等的缩略字，小得几乎难以辨认。我一般是两本互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我经常梦想有一本综合这两本英汉词典之优点的英汉大词典。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并且，像很多实现了的梦想一样，它比你原来梦想的还要美好得多。

  　　在实现这个应是所有英汉译者的梦想之前，我还实现了一个完全不敢梦想的梦想：一九九〇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经一位同学介绍，我带着已经残破不堪的《新英汉》，来到大公报编辑部考国际新闻翻译。我没把《英华》也带上，是因为不敢带得太多，让人以为我完全得依靠词典（事实上我的想法完全错了：任何有翻译经验的人看到这个小伙子竟然配备当今最好的两本英汉词典，肯定会打心底里喜欢他）。而选择带上《新英汉》，当然是因为它例句丰富，可避免出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上班的通知。我点了一根烟，用手触摸放在我枕边的《新英汉》：一个阶段结束了，陪我整整八年的词典啊，是你退休的时候了。

  　　我带着《英华》上班，同事也是用《英华》和《新英汉》。顺便一提，在进报馆约一年前，我的翻译努力已有若干成果，译了一批卡瓦菲斯和聂鲁达的诗，都是通过英译转译，还译了奥登一篇挺长的散文。后来重新校对，还好，总算经得起自己的考验。但是，跟在报馆的训练相比，我在此之前的英文能力和翻译能力，只算是个小学生，我相信，哪怕我去读外语系或翻译系的研究生或博士生，我都学不到在报馆学到的技能，尤其是那种强度和速度、深度和广度。

  　　最初半年，尤其是最初三个月，既因为新鲜而充满热情，又因为责任而小心谨慎，复因为一贯爱独立思考而精神紧张。我把同事译过的原文拿回宿舍，第二天报纸出来，再对照着看，研究别人的译法，尤其留心自己的译稿被上司做了哪些改动。我说自己爱独立思考，但并不因此缺乏不耻下问的精神。我不放过任何疑点，一定要弄清楚，真的弄不明白，才问上司和同事，这样，一旦得到解答，就会恍然大悟，学起来也就印象深刻。即使上司或同事把意思告诉我了，我也必须自己完全读通了原文，否则我会要求他们帮助我读通它。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上司说了一句表扬兼鞭策的话：不必译得那么完美，但可在速度上加快。这跟他当初提醒我的很不一样，那时他说：一定要译好，少出错，不讲数量，如果毛病多，数量又大，他就得浪费很多时间在校对上，变成灾难。

  　　那时我每小时译三四百字，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半年后，我才取得第一次突破，每小时译六七百字；两年后才真正感到融会贯通，又取得一次突破；四年后使用中文电脑，取得第三次突破。

  　　进报馆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生命的分水岭。我没想到，英文会成为我的谋生工具。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和做人，有很大影响：只要专心做一件事，终有一天会得到回报。

  　　也是在进报馆之后，我对一本综合《新英汉》和《英华》之优点的英汉大词典的渴望，变得愈来愈强烈。我希望它是一本不必让我经常为了一个字而必须同时翻查《英华》和《新英汉》的词典。（值得一提的是，很久以后我才发现，《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无论释义还是翻译，都十分准确和明白，我常常在其他词典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求助于它的一些极其恰当的释义和翻译，得益匪浅。）

  　　一九九一年秋天，也即我进报馆将近一年的时候，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一套两巨册问世了。它不仅克服了前两本词典的缺点，而且综合并大规模地扩充了它们的优点。它收词繁多，例句丰富，体例严谨，条目清晰，尤其是把很多短语、复合词和其他固定用语抽出来另立词目，查起来方便——应该说，舒畅极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英汉词典是我的衣食父母。以前，我只把英汉词典当成工具：我付钱买它，使用它，从未想过感恩戴德这回事，有时还会气恼。

  　　《英汉》是一部百科式词典，做到编者在序言中希望达到的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仅就其中的“实用性”而言，就令我很受用。对一位译者来说，他除了希望一个字释义清楚外，还希望这个释义能够尽可能适应不同语境；因为一个译者查词典，往往不一定是为了查生字，而是他领会了某一字在某一语境中的意思，但还无法找到适中的汉语来表达，希望词典帮助解决，或提供某些联想和暗示。

  　　有时我也会挺英雄，译出一个出色的词语，暗自叫绝，接下去当然是翻查《英汉》：看你怎么译。结果往往令我沮丧：我挖空心思译出的佳词妙字，早已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迎接我。有时自觉译得无与伦比了，于是又去挑战《英汉》：这回看我不把你打垮。偶尔确实把它打垮了，但更多的时候是悻悻而归。

  　　仅举两个实例：

  　　Both state media have focused on the pomp of the visit…

  两家国营媒体都把焦点集中于这次访问的盛况……《英华》对pomp的释义：１．华丽、壮观；盛大的仪式、华丽的行列。《英汉》：１．壮丽景象，壮观；（典礼等的）盛况。

  　　United State officially enters 2000 with drop of timeball down U.S. Naval

  Observatory

  mast.美国将以海军气象台旗杆上的报时球落下为准，正式进入二〇〇〇年。《英华》对timeball的释义是：报时球。《英汉》：报时球（正午或其他规定时刻从气象台或其他高楼的旗杆上落下，以报告平太阳时的准确时刻）。

  　　《英汉》对两个词的释义，应用于具体语境，都非常贴切，尤其是对报时球的附带说明，便照顾到使用者的需要。像我，并不知道气象台有旗杆，在解决了timeball的译法之后，我还得确定mast到底是指什么。《英汉》对mast的释义包括：１．船桅，桅杆；旗杆；２．杆，柱；３．天线杆。“

  报时球”释义的附带说明轻易为我解决了这个困难。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样一来，译者岂不是照抄词典，一劳永逸。错了。我反而要质疑某些自以为是的翻译家，他们总是告诫初学者不要照搬词典，要自己“想”出来。我并非反对译者的主动性，而是反对这些自以为是的翻译家无视词典编纂者的劳作，而把词典视为一本死书。我是说，译者应尊重某种客观性；照搬自己的“想”法的译者，往往有犯主观臆想之虞。在我看来，词典是名副其实的活词典。当我翻查词典，我并不是在翻查一本工具书，而是在就一个疑难或初步想法向一位位专家请教。译者的疑难或初步想法经过与各位专家的讨论或得到专家明确或较可靠的回答之后，便获得一种客观性，译者再在这个客观性的基础上，权衡、掂量，最后做出决定。换句话说，译者越勤查词典，客观性便越高，错误就越少。

  　　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并不是一位个体户，而是一个有数十名专家的小组的成员之一。事实上，译者本人可能连专家也够不上，通常只是一位意见听取者和协调者。译者的能力，主要表现在组织能力。当专家的回答不明确和不可靠甚至有错误的时候，译者便加入讨论，并邀请另一个或多个专家小组（借助另外的词典），申张意见，反复磋商，做出修改：这也是译者不照搬词典的时候。即使译者不照搬，事实上也已吸取了专家们很多有益的初步意见和想法。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对本身的待遇、地位等等，便不应有太大抱怨。我是说，译者应在受尽委屈的时候，想一想，还有更多更高明的专家站在他背后，他们完全保持沉默，他们的原则和美德就是奉献。当一位译者被称为著名翻译家的时候，他却连那些专家的名字也不知道。现实社会对文明的维护者，永远是不公正和怀敌意的。只要你是文明的维护者，你就得有所准备，尝试去了解和顺应你的命运。在我看来，词典编纂者就是被选中的文明维护者，他们不但了解、顺应他们的命运，而且宣誓似地坚定。现实社会出于伪善，称译者为无名英雄，但是，译者却连伪善地称词典编纂者为无名英雄也欠奉。

  　　如果我有什么值得张扬的自以为是，那就是，我对各种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的编纂者，常怀感恩之情。偶然翻至版权页、前言，尤其是编纂者名单，我总会不自觉地看下去，读下去。有时我想，当我的目光徘徊在这些名字中间的时候，尤其是当我的目光被一个个在编纂过程中病逝的、用长方形框框框住的、像墓碑一样的名字所吸引的时候，我心中响起什么样的声音，它包含着什么样的讯息？我想，是感恩。

  　　倘我有一篇被认为是出色的译作，那我必须立即指出，我只是一位组织者而已，假如没有英汉词典的帮助，假如我把应归功于英汉词典的那些部分抽掉，那么，可以肯定，它的每一页都将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由于自己是诗人，又每天跟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打交道，我常常会把诗人的命运和词典编纂者的命运联系起来。词典跟诗人的关系，比词典跟别的什么和诗人跟别的什么都要密切。诗人的职责，是使民族语言丰富、精确和纯洁起来，跟词典的功能和方向完全一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诗人都喜欢与词典做伴。但是，英汉词典与中国诗人的关系之密切，恐怕是英汉词典编纂者和诗人都很少意识到的。当代诗人在诗歌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兴致勃勃地写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现代汉语是一门年轻的、生机勃勃的语言，充满了命名的诱惑力，而英汉词典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命名——不是释义那么简单。试想想，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词汇、概念，以至我们的思想，有多少是英汉词典直接和间接赋予的，尤其是我们多少作家通过阅读那些借助英汉词典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接受影响和养分，再把这些影响和养分注入他们创作的汉语中。如果说《现代汉语词典》规范了现代汉语，那么英汉词典就是开采、创造和输送现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主要集散地。如果我们把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作中属于英汉词典的贡献的那些部分抽掉，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作也将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翻译作品之于诗人，犹如英汉词典之于翻译作品。诗人的直觉——更准确地说，是现代汉语自己的直觉——使诗人迅速把翻译作品的精华引入汉语和汉语写作，并开拓汉语和汉语写作的疆域。且不说受翻译作品影响的朦胧诗人拉开当代写作的序幕，仅举一个更为明显和直接的例子：在八十年代诗歌的“黄金时期

  ”，据说写诗的人口过百万，这些诗人后来大部分放弃写诗或改写别的体裁，更多的人进入各种报刊杂志和文化机构，大量文章从他们经过诗歌基本功训练的笔下涌出，或经他们手上推出，全面地刷新报刊语言，使报刊语言从“文革”语言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如果你拿八十年代最初和九十年代初的报刊对照一下，定会大吃一惊。如果我们把这些诗人的贡献抽掉，我们现在的汉语和汉语写作，也将同样斑斑点点，布满漏洞。

  　　不过，诗人和词典或者说词典编纂者的共同命运却是：他们的作用常常被一般受惠者忽略。但是，既然这是他们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了——尤其是，似乎没有哪个文化领域，像词典和诗歌遭遇那么惨重的人员伤亡。文明的维护者，跟文明本身一样，在争夺眼前利益的现实社会中，也即在横的意义上，永远是也应该是看起来无关重要的，因为这正是他们保存实力和延续文明的最大法宝，好让他们在文明的长远利益，也即在纵的意义上，彰显他们和他们所维护的文明的光辉和尊贵。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横的意义上，还是纵的意义上，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也是任何一位以现代汉语为其命运的写作者的衣食父母，无论他们是否想到或知道这点，也无论他们是否常怀感恩之情。

  　　如果英汉词典仅仅是我的衣食父母，那么我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不愁衣食的俗人而已，而做一个不愁衣食的俗人，有没有英汉词典事实上并不重要。我与英汉词典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英汉词典还是我的再生父母。这又得从我学英文与我写作的关系说起。

  　　学英文最大的飞跃，是逐渐放下一切中文书刊，改为全部看英文——事实上“一切”和“全部”是做不到的，也没必要，我主要是指阅读的焦点、重心和注意力。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如此日夜浸淫，耳濡目染，阅读量是惊人的。但是，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尤其是诗人，放弃亲爱的母语，比第一次离开母亲还要痛苦不知多少倍，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全部看英文，只说抽时间学英文，已经不容易了。证据是，很多读书人尤其是作家，到了中年或中年以后，都会感到不学外语的缺陷，尤其要读的都读得差不多了，打开书刊，全是熟悉的名字和文字，加上母语写作氛围的焦躁，让人想一逃了之，有时想起来不免心痒，考虑学外语，但是一想到花那么多的读书时间来学枯燥的外语词汇，立即就感到划不来。我比较幸运，因为那两个难兄难弟又互相扶持了：在弟弟感到该逃的时候，哥哥立即为他提供了一条出路。

  　　一踏上英文专区之路，英汉词典就该成为陌路人了。事实上我便翻烂了一本袖珍英文词典（不是因为用得多用得久，而是因为那是一个平装本）。把我留在英汉词典家中的，是翻译。不只是职业的新闻翻译，还有业余的文学翻译。

  　　在大量新闻翻译实践之余，我开始用这门技能来为我更重要的角色——诗人——服务，我翻译大量的欧美现代诗歌和一些文学评论，撰写外国文学的介绍文章和书评。渐渐地，我的写作角色开始起变化，我通过译介工作，慢慢培养起批评能力和洞察力，做起批评来了，而做一位诗人批评家，就像当初做新闻翻译员一样，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在从事写诗这门极度消耗体力和精力的技艺之余，翻译成为调节、休息和吸取养分的好去处。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我阅读英语的速度愈来愈快，理解力愈来愈深，接触面愈来愈广，这就为我的写作和写作上的不断变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能量；在学习和掌握英语、学习和掌握翻译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克服写作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尤其是学会忍耐、坚持，再忍耐、再坚持。

  　　做批评之于写诗，犹如学英文之于写诗，也是一对互相扶持的兄弟。批评尤使我有机会作清醒的自我分析，逐渐剔除自己性格内部某些对自己有害的杂质，同时吸纳对自己有利的外部养分。自我分析的直接效用，是跟自己保持距离，站在一个更远的地方看自己，再慢慢说服自己去改变自己。准确地说，从学英文那一刻起，我已在作着不知不觉的自我批评。掌握英语的过程，是一个人适应一个强大的异国文明的过程——其中的复杂和挑战可想而知，好处和益处也同样一言难尽。多学一点进来，自己脑中的杂质也被挤掉一点；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自己身上固有的自己文明中的杂质也被挤掉一点。何况，我读英译作品跟读英文作品的数量几乎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这样，我事实上通过英语吸纳欧洲文明的资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文明——这与通过中译来吸纳，是很不同的，最明显的是中译严重不足，可选择的译本少。

  　　某个下午，我突然感到自己长期以来思考的众多问题和疑难，都汇合在一个点上，豁然开悟，并意识到有某种东西降临到我身上；随即一片光芒从脑后掩至，眼前一阵晕眩，几乎栽倒。此后整整一个月，我都处于虚脱状态。我不断回想这次遭遇，终于明白了，那是我性格内部剩下的最后也是最顽固的杂质之根，被拔掉了。而那占领我的东西，显然是我一直都在追求却一直遭到我那最后之根抗拒的东西。我相信，我已被翻译了一遍，被再创造了一遍。这个过程大致是：学英文←→写诗←→翻译批评，还有就是生了一场导致我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大病。“←→”这个符号表示互相扶持和促进，但我发现，用它来表示英汉词典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准确。也许，我一直都在借助英汉词典翻译自己，再创造自己，而那几乎栽倒的一刻，便是完成翻译和再创造的一刻，脱稿的一刻。不言而喻，我现在要做的，是润色、修改和校对自己。

  　　

  　　二〇〇〇年元月初稿，十二月删改

  　　

  原载《读书》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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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陳鴻森 | 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 ――唐宋官修注疏之一側面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7 23:53:28

  一、問題之提出

  唐玄宗《御注孝經‧序》述其書撰著緣由，有云：

  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1]

  此〈序〉謂歷觀諸家《孝經》舊注，互有得失，不皆可據，玄宗因參酌舊義，折衷諸儒，裁翦繁蕪，撮其樞要，別為之注，期新解能「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其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云云，知所舉六家，尤為《御注》撰定時所參酌取資也。邢昺《孝經正義》云：

  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2]

  依其說，則玄宗《御注孝經》多據此六家為本。按《孝經正義》闡釋《注》義，與群經義疏最大之區別，厥在於：凡《御注》采用前儒舊義，《正義》皆明記之曰「此依某注也」。如〈三才章〉：「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御注》：「君愛其親，則人（民）化之，無有遺其親者。」《正義》云：「此依王《注》也。」[3]即玄宗此《注》乃本王肅舊解。《正義》既為《御注》作疏，則此所稱韋昭等六家，皆為《御注》所本可知也。乃今通計全書，《御注》所采前賢舊義，凡鄭康成二十九事，魏克己十六事，孔《傳》、王肅各十四事，[4]韋昭二事，絕不見有采及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四家之說者。而《御注》依用魏克己《注》多達十六事，反不在《正義》所稱六家之列，玄宗〈序〉於其人亦無隻語齒及，是〈序〉所稱「六家」，與《注》實不相應，豈不可異？此〈序〉、《注》枘鑿不合現象，王應麟、馬國翰等已留意及之，日本學者林秀一教授更撰〈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一文，討論其事；林氏後撰〈邢昺の孝經注疏校定に就いて〉一文，亦論及此，[5]然此惑終莫能解。本文擬在林秀一研究基礎上，對此問題重加檢討，發掘〈序〉、《注》乖違致誤之由；並藉由此一事例，對唐宋官修《注》、《疏》之實態作一剖析。

  二、《正義》所稱「六家」舊說質疑

  阮福《孝經義疏補》嘗言：

  自唐天寶《孝經》成《注》之後，盛行於世，不但《孝經》人人必讀，即明皇〈序〉文亦人人必讀。直至五代以後，猶在人口，故《玉壺清話》載党進辭朝日致詞，忽及「朕聞上古，其風朴略」二句，[6]曰：「欲官家知武人曾讀書。」又《籍川笑林》載學士戲以〈孝經序〉作策題，云「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7]

  可見此〈序〉自昔播諸人口，影響極廣。玄宗復隸寫此〈序〉及《注》，勒石太學，即世所稱「石臺孝經」，其碑歷一千兩百餘年，至今巋然猶存。[8]此〈序〉流徽千年，然〈序〉、《注》枘鑿疑竇，則宋末王應麟以來迄今不得其解。

  如上文所述者，《正義》以〈孝經序〉所言「舉六家之異同」，為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家。然核其實，此六家之中，《御注》引用者僅王肅義十四事、韋昭《注》二事耳，並未引及虞翻等四家之說，是《正義》所舉六家名氏，顯然未盡可據。今先就劉炫、陸澄二家論之：

  《正義》歷記玄宗《御注》所本諸家舊義，並未見有依用劉炫、陸澄兩家之說者，《正義》將之列為〈孝經序〉所稱「六家」之二，此邢昺輩誤解玄宗〈序〉文之意耳。〈孝經序〉言：「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正義》云：

  ……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為非鄭玄所注，請文藏秘書，王儉違其議。[9]

  《正義》累累百數十字，專詳劉炫行實，而對「劉炫明安國之本」一語所關故實，義實未憭，以致誤將劉炫列為「六家」之一。今略考其事：《隋書‧經籍志》記載南北朝時所傳《孝經》，有古文孔《傳》及今文鄭《注》兩家：

  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民）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10]

  據此，是孔《傳》、鄭《注》是否果為孔安國、鄭玄所著，當時已多疑辭。孔《傳》因梁末侯景之亂亡佚，隋開皇十四年，王劭訪得其書，以示劉炫，[11]炫因著《孝經述議》五卷，發明孔《傳》之義。[12]《述議‧序》云：「經則自陳管見，追述孔旨（按指仲尼微旨）；傳則先本孔心（按指孔《傳》之意），卻申鄙意。前代注說，近世解講，殘縑折簡，盈箱累篋。義有可取，則擇善而從；語足惑人，則略糾其謬。」[13]其書疏釋孔《傳》，旁推曲證，條理明達；於孔義疑滯處，或窮原導窾，或析疑辨誤，必使定於一說而後已，此玄宗〈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也。惟當時諸儒則疑孔《傳》出劉炫偽託，非孔安國所著。[14]

  而世所行《孝經鄭注》，東晉時已立於學官。[15]齊永明初，「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陸澄認為《孝經鄭注》用辭，與康成其他經注不類，疑其書非鄭玄所著。《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本傳，載澄〈與王儉書〉，中云：

  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16]

  時陸澄領國子博士，王儉為尚書令。陸澄寓書王儉，謂《孝經鄭注》非康成之書，不當立學。王儉未從，答書云：「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17]王氏認為《孝經注》是否果為鄭玄著，前代既不以為疑，則本朝立於學官並無不妥，故「仍舊立置」。玄宗〈序〉所謂「陸澄譏康成之注」，即此。惟鄭《注》雖立於學官，[18]然疑之者代有其人。隋代，劉炫撰《孝經去惑》一卷，專訂鄭《注》之非。[19]開元七年三月六日，玄宗詔令儒官詳議孔、鄭二家短長。[20]四月七日，左庶子劉知幾奏言請罷鄭《注》，改行孔《傳》：

  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

  劉知幾並列十二證，斥其書非康成所注，故請國學改立孔《傳》。而國子祭酒司馬貞上議，則右鄭而抑孔，認為唐代見行之孔《傳》並非漢晉舊帙，蓋「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因論其書鄙俚淺俗，究不如鄭《注》義旨敷暢，故斥「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爰奏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其年五月五日，玄宗詔曰：「間者諸儒所傳，頗乖通議，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尚今文者，指古傳為誣偽。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乃詔令鄭《注》「仍舊行用」，孔《傳》則因「傳習者稀，宜存繼絕之典」。[21]鄭、孔兩家雖得立學不廢，然其書是否果為孔安國、鄭康成撰，當時並未論定，緣此遂啟玄宗另為新注之念也。洎開元十年，《御注》撰成，頒行天下及國子學（說詳下），兩家之書因之俱微。此其事之始末也。

  世雖疑兩書非孔安國、鄭康成所撰，惟其注說每衷於理，義多可采，故玄宗〈序〉下文承之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即兩家所解，既義多精當，何必鑿求其書是否果為安國、康成所著？是《御注》參用者乃孔、鄭二家，而非劉炫、陸澄也。邢昺未考史傳，復不細覈《御注》，乃誤以陸澄、劉炫為《御注》所采六家之列，疏陋甚矣。《崇文總目》「玄宗《孝經注》」條云：「取王肅、劉邵、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22]此雖知《御注》依用者乃孔、鄭舊義，然仍沿邢氏之誤，以劉炫、陸澄在六家之列。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二三著錄陸澄《孝經義》，云：「陸澄《孝經義》，隋、唐〈志〉、《經典‧序錄》皆不載，然在開元所采六家之列，故特著之。」[23]此亦沿襲《正義》之誤也。

  其次，再就《正義》所云虞翻、劉邵二家論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云：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元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24]

  翁元圻《注》引全祖望之說，謂所稱「五家」為「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韋昭」。[25]此說未確，檢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漢魏以來為《孝經》注者二十四家，但有劉邵，而無劉炫，陸氏云：

  劉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26]

  王應麟既本《釋文》為說，是全氏所指五家，「劉炫」應為「劉邵」之誤。陸德明言「一云劉熙」者，蓋古人著書多不自識名姓，其「記注撰人姓字，或出於時人之口，或題於後師之手」，[27]蓋原書但題「劉氏」，後來傳本多題劉邵，然亦有作劉熙者，故陸氏兼存異說也。《隋書‧經籍志》著錄「《孝經》一卷，王肅《解》」，其下附記魏代注家：

  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28]

  據此，知梁時舊錄亦以其書為劉邵著。〈唐志〉著錄「劉邵《注》一卷」，〈新唐志〉云：「《古文孝經》一卷，劉邵《注》」，[29]是其書隋代雖亡，唐時復見於世也。[30]玄宗〈序〉以劉邵與韋昭、王肅、虞翻並稱，其下承之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則劉邵為玄宗所采六家之一，本無疑義。乃今通檢《正義》全書，《御注》並未引用劉邵隻言片語，此其可疑者一也。

  至虞翻所注《孝經》，《三國志》卷五十七本傳、《經典釋文‧序錄》、隋、唐〈志〉俱不見載，則其書久已亡佚，玄宗《御注》焉得徵引其說？此其可疑者二也。王應麟蓋有見於此，故疑玄宗〈序〉所稱「虞翻」，或為東晉虞槃佑也。阮福《孝經義疏補》亦言：「案《經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未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31]王應麟、阮福並因虞翻《孝經》注解，群籍皆未著錄，故以為疑。然兩家疑為虞槃佑者，說亦可商。按〈隋志〉著錄袁敬仲《集議孝經》一卷，其下附記：

  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晉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32]

  兩〈唐志〉並著錄虞盤佐《注》一卷，[33]雖《釋文》、史志有「槃佑」、「槃佐」之異，二者當是一家。其書隋代亡佚，唐時復行於世。然檢《正義》記《御注》所采前儒舊義，絕未引及虞槃佑（佐）之說，則王應麟等所疑者，亦不足據。

  玄宗《御注》既未采虞翻、劉邵兩家之說，何以〈孝經序〉特揭二人之名？其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者，又將何說焉？馬國翰亦留意及此，其輯魏真己《孝經訓注‧序》言：

  細檢《注疏》，無「依虞注」、「依劉注」之文；而依用魏《注》，復出六家之外，此又未知何故？意魏氏《訓注》，或本仲翔（虞翻）、孔才（劉邵）以立說歟？[34]

  馬國翰已察覺《御注》並未采用虞翻、劉邵之說，而《御注》頗依用魏氏《訓注》，玄宗〈序〉反不及其人，殊不可解。為彌縫此一罅隙，馬氏臆言魏氏《訓注》或本虞翻、劉邵以立說，玄宗推原其本，故〈序〉中特載二家之名而不及魏氏。此說用意雖巧，實則羌無故實。使如其說，則《正義》逕言「此依虞翻」、「此依劉注」，豈不直截？此其一。劉邵之書，唐代見行於世，《御注》逕引之可也，何必轉引魏書？二也。虞翻之書既唐代不傳、玄宗所不及見者，疏家何從而知魏氏之說本諸虞翻？三也。馬國翰雖勉為彌合，其說究迂曲難通。

  林秀一撰〈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一文，對此矛盾，亦百思不得其解，因謂玄宗作《注》時，虞翻、劉邵兩家蓋僅作為參考資料，並未直接引用，故疏家不記《御注》依用虞氏、依用劉氏也。[35]然此說亦存在不少疑竇。

  按玄宗〈序〉於歷代《孝經》注家，獨稱「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又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乃其為《御注》時，於虞、劉二家僅僅「作為參考資料」，未免虛張聲勢矣。再者，其言「特舉六家之異同」，自必斟酌詳審六家異同得失而依用之，林氏乃言「未直接引用」，顯然與此句文意不合。其三，如上文所論者，虞翻之書，唐以前既已亡佚，玄宗何從取為參考之資？林氏雖曲為之說，終無解於《御注》與〈序〉乖違之事實。

  要之，玄宗〈孝經序〉於歷代注家特稱虞翻、劉邵之善，然《御注》全書並未引及二家之說，則所謂「舉六家之異同」者，竟無從索解矣。抑玄宗〈序〉稱韋昭為「先儒之領袖」，乃《御注》采用其說僅有二事；[36]而《御注》依用魏克己之說凡十六事，僅次於鄭《注》，乃其人反不在所稱「六家」之列。凡此，在在顯示〈序〉、《注》名實實相悖離。

  三、〈孝經序〉所稱「六家」故實考

  玄宗〈孝經序〉所言「舉六家之異同」，宋代邢昺、王應麟等已不得其解；而〈孝經序〉與《御注》枘鑿之故，學者益莫能詳。余近反覆推考，乃知玄宗此〈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併湊而成，本非核實之言，無怪乎〈序〉、《注》多不相應也。

  按玄宗《御注》有前、後兩注本，《唐會要》卷三十六載：

  〔開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頒于天下及國子學。至天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于天下。[37]

  據此，知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天寶二年（743）曾兩度為《孝經》作注。其開元注本，中土久佚，日本尚有古寫本流傳，《古逸叢書》所收《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者是；而今《注疏》本《御注》，則天寶重注本也。開元《御注》卷首有元行沖〈序〉，述玄宗為《孝經》作《注》，及行沖為《御注》作《疏》始末甚詳：

  （前略）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夫子談經，文該旨賾；諸家所說，理藹詞繁。爰命近臣，疇咨儒學，搜章摘句，究本尋源。練康成、安國之言，銓王肅、韋昭之訓。近賢新注，咸入討論；分別異同，比量疏密。總編呈進，取正天心；每伺休閒，必親披校。滌除氛薈，搴摭菁華；寸長無遺，片善必舉。或削以存要，或足以圓文。其有義疑兩存，理翳千古；常情所昧，玄鑒斯通，則獨運神襟，躬垂筆削；發明幽遠，剖析毫釐。目牛無全，示掌非著；累葉（世）堅滯，一朝冰釋。乃敕宰臣曰：「朕以《孝經》德教之本也，自昔詮解，其徒寔繁，竟不能覈其宗，明其奧。觀斯蕪漫，誠亦病諸。頃與侍臣參詳厥理，為之訓注，冀闡微言，宜集學士、儒官僉議可否。」於是左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劉子玄、國子司業李元瓘，……及諸學官等，並鴻都碩德，當代名儒，咸集廟堂，恭尋聖義。捧對吟咀，探紬反覆，至于再三。動色相歡，昌言稱美曰：「大義堙鬱，垂七百年。皇上識洞玄樞，情融繫表，革前儒必固之失，道先王至要之源。守章疏之常談，謂窮涯涘；睹蓬瀛之奧理，方諭高深。伏請頒傳，希新耳目。」侍中安陽縣男源乾曜、中書令河東縣男張嘉貞等奏曰：「天文昭煥，洞合幽微，望即施行，佇光來葉（世）。其〈序〉及《疏》，並委行沖循（森按：當作「修」）撰。」制曰：「可。」……[38]

  據此〈序〉「爰命近臣，疇咨儒學；搜章摘句，究本尋源。練康成、安國之言，銓王肅、韋昭之訓。近賢新注，咸入討論；分別異同，比量疏密」諸語，知《御注》實由近臣、儒學參酌諸家舊解，鍛鍊成書。其書呈進後，玄宗復下學士、儒官僉議可否，並命元行沖為撰義疏，[39]以推闡其意。《唐書‧經籍志》著錄「《孝經疏》三卷，元行沖撰」，即其書。[40]行沖《孝經疏》與諸經義疏最大之差異為：群經義疏，注者與疏家多為異代之人，故義疏推闡《注》義，不無違失。而開元《御注》則由元行沖輩討論修撰，行沖復依《注》作《疏》，故《孝經疏》於《御注》所本前儒舊義及去取之由，彼得一一疏通明之。其可注意者，行沖此〈序〉明言《御注》所采前儒舊解，實以鄭《注》、孔《傳》、王肅、韋昭四家為據，並未采及虞翻、劉邵二家之說；至《御注》所采隋代魏克己《注》，元行沖〈序〉雖未直稱其名，林秀一以為即在所言「近賢新注」之中，[41]其說是也。然則行沖〈序〉述《御注》所采諸家，原無差池。

  玄宗除《御注》外，《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今上《孝經制旨》一卷」，下注「玄宗」，[42]〈舊唐志〉闕。《直齋書錄解題》卷三、《經義考》卷二二四、《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二並謂《制旨》與《御注》為一書異名。[43]此說實非，按《正義》引玄宗《制旨》四事， 其文與《御注》截然而異，知非一書。[45]另考〈事君章〉「退思補過」句，開元《注》本原作「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也」；[46]玄宗《制旨》更改其義曰：「君有過，則思補益。」天寶重注本遵用《制旨》，因改前注。其前後改易之故，《正義》固有明文：

  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案《左傳》，晉荀林父為楚所敗。……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

  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為勝，故易舊也。[47]

  此《疏》所言「舊注」，指開元《御注》；「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者，指天寶重注本。蓋開元《御注》「退思補過」句，原依韋昭之義，解為「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是臣工自補其身之過；《制旨》改依《毛詩‧傳、箋》為說，以為「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則是人臣補益君缺也，二者「補過」對象不同。天寶重注本遵用《制旨》，以改前《注》，所謂「此理為勝，故易舊也」。由此推之，則《制旨》當成於開元《御注》成書之後甚明。[48]蓋《御注》刊布後，玄宗間與群臣共論經義，於前儒諸說未安或開元《御注》義有未盡者，稱制臨決也，故名。

  《制旨》對天寶二年重注《孝經》之舉，當有若干之影響，惜其書久佚，莫得而詳也。惟今比覈玄宗前、後兩注，天寶重注本大體沿仍開元舊《注》，二者出入稍大者只十一處，其餘僅是少數文字增飾耳（說詳下）。今核此新改十一處《注》文，其依用前儒舊義者僅一處，即〈士章〉：「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天寶重注本改用王肅義以易前《注》（詳下）。然則天寶《御注》亦未采用虞翻、劉邵兩家之說，〈孝經序〉所言「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其非核實之言，昭然明矣。

  余考玄宗此〈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拼湊成之。〈孝經序〉言：

  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此文其實襲自范寧〈春秋穀梁傳序〉：

  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49]

  比觀二文，其襲改之跡顯然。又，《尚書孔傳‧序》云：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50]

  玄宗〈序〉「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約文敷暢」、「庶有補於將來」諸語，顯然即依仿孔〈序〉文句。又，杜預〈春秋左傳序〉言：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51]

  〈孝經序〉言：「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其化用杜預〈序〉之痕跡，亦隱然可見。另按劉炫《孝經述議‧序》云：

  肇自許洛，訖于魏、齊，各騁胸臆，競操刀斧。瑣言雜議，殆且百家；專門命氏，猶將十室。王肅、韋昭，差為佼佼；劉邵、虞翻，抑又其次。俗稱鄭氏，穢累尤多，譬彼四族（按指王、韋、劉、虞四家），誣碎更甚。[52]

  玄宗〈序〉「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四句，與劉炫〈序〉「瑣言雜議，殆且百家；專門命氏，猶將十室」，文正相仿。玄宗〈序〉「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之文，實襲劉炫〈序〉「王肅、韋昭，差為佼佼；劉邵、虞翻，抑又其次」，尤明白可知，撰者為掩飾剿襲之跡，刻意將王、韋及劉、虞序次倒易耳。惟劉炫〈序〉斥王肅、韋昭、劉邵、虞翻四家之義俱不免「誣碎」，更詆鄭《注》為「穢累」，故現存《孝經述議》稱引王肅之說僅十四事，引用韋昭之說惟五事，[53]而未引劉邵、虞翻之說。[54]代擬〈孝經序〉者抄綴其文而反用其意，然既推挹韋昭為「先儒之領袖」，乃《御注》采用韋昭之說僅有二事，豈不違戾？撰者復不知《御注》未采劉邵、虞翻之說，〈序〉中揄揚之，豈非空設？蓋儒臣奉命撰序，並未紬繹《御注》本書，則所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者，直虛文耳。馬國翰等必欲求實言之，自不免捕風捉影矣。

  如上文所述，開元《御注》元行沖本參預其事，且復受命作《疏》，故行沖撰〈孝經序〉，於《御注》撰著旨趣及成書始末，覶縷言之。天寶重注本玄宗〈孝經序〉，其文不知何人所作。據此〈序〉「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下云：「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其末二句，《正義》釋之曰：

  〈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琰圭，……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為，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55]

  按琬圭、琰圭乃王命使者所持之瑞節，非為簡策書寫之用，《正義》前說，殊病膠柱，當以後說「謂刊石也」為是。林秀一據此推斷，玄宗此〈序〉當是天寶四載九月刻《石臺孝經》時所作，[56]其說可從。惟林氏謂玄宗何以另撰一序，其故則莫能詳，[57]實則其理並不難索解。按開元《御注》頒行後，玄宗與群臣討論經義，覺注說間有未安者，因下《制旨》以更前《注》；天寶二年五月更重為之《注》，勒為定本。翌年十二月，「詔天下民間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58]天寶四載九月，玄宗復親寫此《注》，刻石太學，以垂久遠。其時距行沖之卒已十六年，[59]石經不便仍冠舊序，因屬近臣別擬一序。其承命作序者，於《御注》修撰原委所知無多，復不參覈本書，故僅能綴文摛藻，拼湊成篇，聊以塞責耳，致〈序〉與《注》枘鑿不相合。天寶五載，玄宗詔令改修《孝經疏》，諸臣亦復草草將事，與撰〈序〉同一敷衍心態，可見其時儒官之荒惰廢弛矣，請進而論之。

  四、元行沖《孝經疏》之改修

  開元《御注》撰成後，元行沖奉命依《注》作《疏》；天寶《御注》重修，其《疏》自當隨而刊改。《唐會要》卷七十七載天寶五載二月二十四日詔曰：

  朕欽承聖訓，覃思玄經。頃改《道德經》「載」字為「哉」，仍隸屬上句。及乎廷議，眾以為然，遂錯綜真詮，因成《注解》。又《孝經疏》雖粗發明，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中外。[60]

  玄宗注《道德經》二卷，並《疏》六卷，[61]其書成於開元二十三年。[62]蓋開元末年以來，玄宗轉而尊尚玄、老之學，[63]上行下效，儒學日荒，天寶二年雖重注《孝經》，其實僅充治具耳。天寶五載因刊改《老子》注解，遂并及《孝經疏》。此《疏》之改修，主其事者何人，無明文可考。由於行沖原《疏》久佚，馬國翰輯元《疏》佚文，竟誤以《孝經正義》所引「《制旨》之文即行沖《疏》」；[64]而天寶刊改，與行沖原《疏》之異同，學者益莫能詳。而今由於開元《御注》復顯於世，其事略可推考而知之。如前文所述者，天寶重注本（以下或稱「今注」）大體沿仍開元舊《注》，二者出入較大之處僅十一條。[65]今將相異各《注》並《疏》文條錄之，以抉其隱，則天寶刊改原《疏》之跡，居然可見：

  （一）〈士章〉：「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開元舊《注》：「兼，謂有母之愛，有君之敬。」

  天寶改《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

  《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66]

  森按：天寶本此《注》改依王肅之義，以易前《注》，然《疏》僅言「此依王《注》也」，對王肅《注》義並未加推闡發揮；其下所引劉炫、劉瓛二家之說，專側重在「兼」字，蓋仍行沖原《疏》舊文也。

  （二）〈聖治章〉：「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舊《注》：「言子咳幼，養於父母膝下，即須教之，使為則為，止則止。視無誑，聽不傾，提則捧手，對則掩口，故日漸加嚴敬也。」

  今《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

  《正義》曰：「云『親猶愛也』者，嫌以親為父母，故云親猶愛也。……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為說。」[67]

  森按：此《疏》「其教之者」以下，至「《注》約彼文為說」一段，當為行沖原《疏》舊文。知者，蓋「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云云」，正承舊《注》「言子咳幼，養於父母膝下，即須教之」之語而言，所引〈內則〉之文，即人子不同成長階段所施教之內容；下引〈曲禮〉文，則解舊《注》「視無誑，聽不傾，提則捧手，對則掩口」諸語，固較然甚明。所謂「《注》約彼文為說」者，正謂舊《注》約〈曲禮〉文為說也。天寶時刊改元《疏》，乃存此故文，非開元舊《注》復見於世，竟不知「《注》約彼文為說」究何所指。即此一端，可知天寶改《疏》，其實多仍行沖原《疏》之舊，其所刊改新增之文蓋亦僅耳。

  （三）又「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舊《注》：「父子之道，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今《注》：「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以下文同舊《注》）……。」

  《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就傅』者，案《禮記‧內則》云云……。」[68]

  森按：《正義》此文當仍元《疏》之舊，天寶刊改此《疏》，僅將前後兩《注》加一「故」字以連屬之，殊為苟簡。自「云『出就外傅』者，案《禮記‧內則》云云」以下之文，當皆沿仍行沖舊《疏》也。

  （四）又「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舊《注》：「父子之道，自然孝慈，本于天性，生愛敬之心；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

  今《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69]

  森按：此《疏》逕取舊《注》以解今《注》，殊為巧便。其疏釋「加以尊嚴」二句以下《疏》語，當仍行沖舊文。由此可見天寶改《疏》，絕無發明，僅稍加一二文字敷衍了事耳。

  （五）〈紀孝行章〉：「事親者，居上不驕。」

  開元本無注。

  今《注》：「當莊敬以臨下也。」[70]

  《正義》闕。

  森按：開元《注》以此二句文義易曉，故不施注。天寶本既為之注矣，《疏》當有說，以推闡其意。乃儒臣苟且將事，此及下條「為下不亂」，俱一仍其舊，全未加疏解，殊覺草率。

  （六）又「為下不亂。」

  開元本無注。

  今《注》：「當恭謹以奉上也。」[71]

  《正義》闕。

  森按：說詳上條。

  （七）又「在醜不爭。」

  舊《注》：「醜，眾也；爭，競也。」

  今《注》：「醜，眾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眾也。」

  《注》：「醜，眾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眾，〈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72]

  森按：開元本此注依魏氏作解，天寶重注則增「當和順以從眾也」一句，以通其義。此《疏》悉仍行沖原文之舊，未加增改。

  （八）〈廣要道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舊《注》：「一人，謂父、兄、君也；千萬人，謂子、弟、臣也。」

  天寶重注本刪去此注。

  《正義》曰：「舊《注》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73]

  森按：此文開元舊《注》依孔《傳》為說；天寶重注本刪去舊注，而將上文「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下之注語「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三句，改移此文之下。天寶刊改，此《疏》一仍行沖舊文，僅於原《疏》「注云一人謂父兄君」之上，增一「舊」字耳。其《疏》僅述舊義，至此注刊落之故，則無一語及之。

  （九）〈感應章〉：「長幼順，故上下治。」

  舊《注》：「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效上，無不理（治）也。」

  今《注》：「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民）之化理。」

  《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治）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74]

  森按：天寶重注本此注悉改開元舊《注》之文。今《疏》標起止雖改從天寶重注本，惟詳審《疏》文，其所疏釋者實開元舊《注》。然則天寶刊改元《疏》，此疏惟改標起止，其餘俱仍行沖舊文，致《注》與《疏》全不相應，[75]可見天寶改《疏》，儒臣僅虛應故事耳。

  （十）〈事君章〉：「君子之事上也。」

  開元本無注。

  今《注》：「上，謂君也。」

  《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己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76]

  森按：此《疏》為天寶儒臣所增。本章名〈事君章〉，「上」字專指君言，其理本甚易明，天寶本加注「上，謂君也」，不免多此一舉；《疏》文亦乏深意。

  （十一）又「退思補過。」

  舊《注》：「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也。」

  今《注》：「君有過失，則思補益。」

  《正義》曰：「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案《左傳》……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云。……此理為勝，故易舊也。」[77]

  森按：開元《注》本「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二句，原依韋昭之說，以「進」為「進見於君」，「退」為「退歸私室」；鄭《注》則解「進」為見用於君，「退」為見黜放廢，[78] 是「進」、「退」二字反對為義。天寶重注本上句仍用韋昭之義，解為「進見於君」；下句改遵《制旨》之說，則經文「退」字全無著落矣。今詳此《疏》，「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以上一百八十七字，當屬行沖原《疏》舊文；「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以下八十六字，則天寶儒臣所加。繹此前後兩注，開元《注》未便斥言君有過愆，故云「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人臣還歸其家後，內省己心，以補自身之過也，此與《左傳》士渥濁所言「退思補過」為補君之闕者，其實異義。[79] 天寶刊改元《疏》，仍存行沖舊文，未加刪削；惟另引《詩‧烝民‧傳、箋》以申後《注》，不知天寶改《注》與士渥濁言「退思補過」者其義正同，本非兩義也。

  如上文論列者，玄宗天寶二年重注《孝經》，其實多因循開元《注》本，鮮所更張。而天寶五載重修《孝經疏》，亦多仍行沖原《疏》之舊，但於重注改易處略增若干文字，作為潤飾，並添入《制旨》四事耳。[80]刊改諸臣，敷衍將事，即以天寶改《注》十一處《疏》文觀之，有《御注》增注，而新《疏》無說者；有《御注》改易，而《疏》文未隨之改訂，致《疏》與《注》不相應者；亦有舊《注》已刊落，新《疏》仍述舊誼者。凡此，俱可見改修諸臣之疏陋也。天寶五載二月玄宗詔言：「《孝經疏》雖粗發明，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云云，其實僅具文耳。

  《四庫全書總目》嘗論：「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為藍本。然孰為舊文，孰為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81]蓋歷來學者以元《疏》久已亡佚，無從比核故爾。上文對天寶時元《疏》改修之實態，既已抉發其隱，則邢昺《正義》與元行沖《疏》二者之因襲關係，亦可由此而明矣。邢氏《正義‧序》云：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82]

  據此，則邢昺所修之書，本「號之為講義」。《宋史‧藝文志》以元行沖《孝經疏》三卷、邢昺《孝經正義》三卷並列，[83]似二者各別為書。王鳴盛《蛾術編》卷八則言：

  《孝經疏》題云「臣邢昺奉敕校定」，不云昺撰；《宋史‧儒林傳》亦云然。[84]其〈自序〉云：「《注》、《疏》已備，今特翦截元《疏》」，此語甚明。《舊唐書‧孔穎達傳》：「庶人承乾，今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學者稱之。」而《新唐書‧志》，賈公彥、孔穎達並有《孝經疏》，所疏乃鄭《注》也。《舊唐書‧元行沖傳》：「開元七年，上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于學官。」[85]……昺所校者，即《御注》元《疏》也。其中「治」皆諱「理」，明出唐人無疑。[86]

  此論《孝經正義》乃邢昺「奉敕校定」，所校即元行沖《孝經疏》，非邢昺別著一書也，故《正義》中「『治』字皆諱『理』，明出唐人無疑」。阮福《孝經義疏補》亦持此說，而所論尤詳：

  邢昺署銜下言「奉敕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為《講義》，並非攘元《疏》為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為之。受詔校定……《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云云。〈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為《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據此，更可見邢實為校定，並未為《疏》。……檢《論語》、《爾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87]

  按今本《孝經正義》，向來皆以為宋邢昺撰；王、阮二氏則據邢昺本傳，及本書卷首署銜下言「奉敕校定注疏」，因主邢氏但奉敕校定元行沖《疏》，而非另著新《疏》，其見甚卓，惜二家未及由本書內容辨析之，致斯說未能堅確耳。今詳考之，《正義》多仍行沖舊《疏》，固歷歷可辨也：

  （一）上文嘗論：劉炫疏釋、發明孔《傳》之義者，其書為《孝經述議》，邢氏乃誤以為《古文稽疑》，知渠非特未見劉炫《述議》，且并其書內容亦莫之知。然則《正義》所引劉炫《述議》凡十八節，知皆行沖原《疏》舊文也。

  （二）玄宗《御注》專行以來，諸家舊解俱微；復經五代喪亂，齊、隋以前《孝經》群籍多亡佚，[88]《崇文總目》孝經類著錄者，僅孔氏古文經本、鄭《注》、《御注》、元《疏》及邢昺《正義》五部耳。[89]然則《正義》所引皇侃《孝經義疏》二十三事，[90]及魏晉以來謝萬、殷仲文、劉瓛、梁武帝、嚴植之諸家遺說，俱非邢昺等所及見者，其必悉仍天寶舊《疏》，尤無可疑。

  （三）前儒舊注，宋代見存者，僅有日僧所獻鄭《注》一家，藏諸秘府。然則《正義》歷記《御注》所本前儒舊義，鄭氏而外，其餘孔《傳》、王肅、韋昭、魏克己諸家，俱非邢昺所能見者。是《正義》凡言《御注》此本某家之注者，此等文字悉出行沖原《疏》，亦可知矣。

  （四）〈聖治章〉「郊祀后稷以配天」，鄭玄以「郊」為祀感生之帝，王肅則以為圜丘祀天，二說不同。《御注》依用王肅義，[91]《正義》云：

  伏以孝為人行之本，祀為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脩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為長，從眾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92]

  所謂「自頃脩撰，備經斟覆」者，正元行沖自道渠等修撰《御注》，幾經斟覆討論，終依王肅之義也。貞觀所修《尚書正義》，內文猶存「大隋」之文，以此見譏後世；[93]此「修撰」云者，尤《孝經正義》沿仍舊《疏》未經刊改之明證也。

  合上四事觀之，則《孝經正義》多仍行沖舊《疏》，灼然甚明。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言：

  《宋會要》：「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等取元行沖《疏》約而修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咸平中，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然則是《疏》即據行沖書為藍本。其所增損者，今亦無從辨別矣。[94]

  今按《宋會要》「取元《疏》約而修之」之說，即邢昺輩於元《疏》冗蔓處稍事翦截，事或可能。至《崇文總目》所言「據元氏本而增損焉」，以及上引邢〈序〉言「旁引諸書，分義錯經」云云，則事有可疑者。何則？蓋如上文所考者，邢昺等奉詔校定《孝經疏》，諸凡前述天寶改修疏陋處，《正義》皆壹仍其舊，無所增改，則知邢昺輩之校定，殆亦草草將事，與天寶諸臣固不異也。意者，邢氏《正義》大體皆沿天寶改修之舊，其所增益者，蓋僅卷首玄宗〈孝經序〉之《疏》文耳。[95]唯其《疏》出於邢昺輩庸陋之手，故對玄宗〈序〉文義多不憭，如以劉炫、陸澄居「六家」之列；復不知「寫之琬琰」，為指《石臺孝經》刊石事也。亦唯其敷衍應付，草率從事，故行沖原《疏》於《御注》依用前儒舊義者皆明記之，邢昺等獨不知《御注》並未采虞翻、劉邵兩家之說，蓋渠雖名為「校定」，然於元《疏》本書實未多寓目也。其尤甚者，至謂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96]直不知開元《御注》之〈序〉乃元行沖所撰，與玄宗〈孝經序〉本非一文；而玄宗此〈序〉乃天寶四載刊刻《石臺孝經》時新作，非撰於開元十年也，其疏陋可知。然則咸平間邢昺之校定，殆亦虛應故事耳。惟亦以此，行沖《孝經疏》歷來雖以為久已亡佚，實則其書固未嘗亡也。

  五、結語

  綜上文所考，其可得而言者凡若干事：

  （一）唐玄宗〈孝經序〉稱《御注》所本前儒舊義凡六家，邢氏《正義》謂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諸人。實則《御注》並未采用劉炫、陸澄兩家之說，此邢昺輩誤解玄宗〈序〉「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二句文意耳；《御注》所參用者乃孔《傳》、鄭《注》兩家，非劉炫、陸澄也。

  （二）玄宗〈序〉於歷代《孝經》注家，獨稱「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其下即承之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似虞翻、劉邵即在所采「六家」之列。然通檢《御注》全書，絕不見有依用虞、劉兩家之說者。此〈序〉、《注》枘鑿不合現象，宋以來學者已有察覺者，惟其致誤之由迄莫能詳。本文詳為考證，知〈孝經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拼湊而成，本非核實之言，故與《注》多不相應也。

  （三）開元十年，《御注》成後，元行沖奉命撰〈序〉，並為《御注》作《疏》義。天寶二年五月，《御注》重修；四載九月，玄宗復親寫此《注》，勒石太學，即世所稱「石臺孝經」。其時行沖久卒，刊石時因刪去行沖舊序，由近臣別擬一序。其承命撰〈序〉者，於此《注》撰著原委所知無多，復不紬繹本書，故僅能綴文摛藻，拼湊成篇，聊以塞責耳。而〈序〉中所稱「六家」名目，實抄自劉炫《孝經述議‧序》，非《御注》果以此六家為本也。

  （四）開元末年，玄宗崇尚玄老之學，儒學日荒，《孝經》僅為治具耳。天寶《御注》雖號為重注，其實多因循開元舊解，鮮所更張，其改動稍大者僅十一處。天寶五載詔令重修《孝經疏》，預修諸臣亦復草草將事，行沖《疏》經刊改增益者，蓋亦僅耳。凡此，並可見天寶儒臣之荒疏廢弛矣。

  （五）今本《孝經正義》，向來以為宋代邢昺所撰。乾嘉學者王鳴盛、阮福等則認為邢氏但校定元《疏》，並未別著新《疏》，特其損益者，今無從辨識耳。惟據本文所考，《正義》沿仍行沖舊《疏》，尚歷歷可見也。而天寶刊改元《疏》諸疏陋處，《正義》皆一仍其舊，無所增改，故知邢氏雖奉敕校定，寔亦草率從事。《正義》出宋人所為者，蓋僅卷首玄宗〈孝經序〉之《疏》文而已。然即此一篇，已紕越迭見，踳駁非一，則宋咸平間之校定，殆亦虛應故事耳。惟亦以此，元行沖《孝經疏》歷來雖以為久已亡佚，實則其書固未嘗亡也。

  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稿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定稿

  原載二○○三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十四本

  注釋：

  [1]《孝經注疏》，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首，頁4－6。按《注疏》本此文題〈孝經序〉，下文並從此稱。

  [2]同上注，卷首，頁6。按劉邵《三國志》卷二十一有傳，其字作「劭」，群籍二字錯見，今各從本書。

  [3]《孝經注疏》，卷三，頁4－5。

  [4]依今本《正義》，《御注》依用孔《傳》凡十五事，用王肅《注》計十三事。考〈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玄宗《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正義》：「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孝經注疏》，卷五，頁2）惟按孔《傳》此注實作：「凡禘、郊、祖宗，皆祭祀之別名也。天子祭天，周公攝政，制之祀典也，於祭天之時，后稷佑坐而配食之也。」並無「郊，謂圜丘祀天」之文，實則此乃王肅義，《正義》誤為孔《傳》耳，拙作〈《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王肅《孝經王氏解》」條有辨（199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本第2分），此不具論。

  [5]前文刊於《漢學會雜誌》6卷第2號（1938年），收入氏著《孝經學論集》，1976年，東京：明治書院，頁151－165；後文收於同書頁178－183。按林氏兩文並謂《御注》所采孔安國說凡十四事，王肅《注》十三事，失之。

  [6]按此八字為玄宗〈孝經序〉開首二句。

  [7]阮福《孝經義疏補》，196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頁26。

  [8]阮福云：「今碑在西安府學墨洞內，石高九尺；連蓋連臺，共高一丈五尺。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是李齊古〈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為太子亨篆書。」（《孝經義疏補》，頁8）另參王昶《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石臺孝經〉條。按此《孝經》碑今在西安碑林。

  [9]《孝經‧序‧疏》，頁6。此疏「請文藏秘書」句，阮元《校勘記》云：「案《齊書》本傳，『文』作『不』，『書』作『省』，是也。」

  [10]《隋書》，1973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935。

  [11]劉炫《孝經述議》卷一云：孔《傳》「後魏以來，無聞見者。開皇十四年，書學博士王孝逸京市買得，以示著作郎王邵，邵遣送見示，幸而不滅，得至於今。」（林秀一輯《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1953年，東京：文求堂書店，頁98）又《唐會要》卷七十七載開元七年四月劉知幾上議，亦言：「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云云（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407），是孔《傳》之發現，實由王孝逸購得之，可補史傳記載之闕略也。

  [12]《正義》解「劉炫明安國之本」云：「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此說殊誤。按劉炫疏釋孔《傳》之義者，乃《孝經述議》，非《稽疑》也。劉炫《孝經述議‧序》末固明言：「孔《傳》之訛舛者，更無他本，莫與比校，作《孝經稽疑》；鄭氏之蕪穢者，實非鄭《注》，發其虛誕，作《孝經去惑》。」（《述議復原》，頁64）知劉炫除《述議》外，別著《孝經稽疑》、《孝經去惑》兩書。而《稽疑》意在駁正孔《傳》之訛舛，非為發明《傳》義也。即此一端，可知邢昺輩實未見劉炫《孝經述議》也。

  [13]〈隋志〉著錄劉炫《孝經述議》五卷（《隋書》，頁934），兩〈唐志〉同（《唐書》，1975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980；《新唐書》，頁1442），其書中土久佚。1942年，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教授，時任國寶調查委員，於訪查舟橋清賢家所藏故籍時，發現《述議》古寫殘卷，存卷一、卷四兩卷。其餘所闕三卷，林秀一復由日本舊籍鈔寫、過錄之《述議》遺文，蒐輯排纂，錄為《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一書，《述議》舊貌，大體可見。此處引文，見林氏《述議復原》頁64。

  [14]按《孝經孔傳》出後人依託，非西漢孔安國著，學界已有定論。（參林秀一〈孝經孔傳の成立に就いて〉，收於《孝經學論集》，頁235－248）過去學者多沿〈隋志〉之說，以其書為劉炫所偽。今因《述議》殘本之發現，林秀一根據《述議》疏釋《傳》義，劉炫屢屢駁斥孔《傳》之說「非經旨」，其例凡二十餘見；又〈三才章〉：「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孔《傳》：「登山而呼，音達五十里，因高之響也；造父執御，千里不疲，因馬之勢也。」《述議》云：「『登山而呼，音達五十里』，蓋有成文，不知所出。」使孔《傳》果劉炫偽造，自無不知其文出典之理。然則舊以孔《傳》為劉炫依託者，其說誣矣。（林氏《述議復原》，頁44－49）按上引劉炫《孝經述議‧序》，知渠另著《稽疑》一書，專辨孔《傳》之訛舛。果孔《傳》出劉炫偽造，則渠護惜之猶恐不及，豈有復撰《稽疑》一書，自揭其短之理？此尤孔《傳》非出劉炫偽造之明證也。

  [15]《孝經‧序‧疏》言：《鄭氏孝經》，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在）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舛。」（頁3）按邢氏以鄭《注》北朝魏、齊時始立於學官，此說非是。《晉書》卷七十五〈荀崧傳〉載：元帝大興初，「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荀崧上疏，請增立鄭《易》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元帝下其議，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976－1978；又《宋書》，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360－362）似《孝經》鄭《注》雖欲立學，以王敦之難，不果行。惟據《晉書‧職官志》言：「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為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頁736）知大興初簡省博士為九人者，為已施行之事實；荀崧請增四人，元帝准立三人，因王敦之難擱置；元帝末年，卒增《儀禮》、《公羊》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據此，則《孝經鄭注》東晉時固已立於學官，魏、齊承之耳。

  [16]《南齊書》，1972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683－684。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云：「《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原注：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原注：見《史記‧封禪書‧集解》）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翁元圻注《困學紀聞》，1974年，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頁458）

  [17]《南齊書》，頁685。

  [18]〈隋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則梁、陳、北周、北齊及隋代，鄭《注》皆立於學官。

  [19]劉炫《孝經述議‧序》云：「鄭氏之蕪穢者，實非鄭《注》，發其虛誕，作《孝經去惑》。」知劉炫亦以《孝經鄭注》非康成之書，特撰《去惑》一卷，以訂其「虛誕」。此書中國久佚，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劉炫《孝經去惑》一卷（《古逸叢書》本，頁7），則其書唐代曾流播海外矣。

  [20]《唐會要》卷七十七〈論經義〉載：「開元七年三月一日敕：『《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踳駁。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頁1405－1406）

  [21]《唐會要》，頁1405－1410。

  [22]王堯臣等編《崇文總目》，196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頁30。按王應麟《玉海》「唐六家孝經」條言：「明皇取王肅、劉邵、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自作序云『舉六家之異同』。」（元至元慶元路儒學刊本，卷四十一，頁31）此沿《崇文總目》之誤也。

  [23]朱彝尊《經義考》，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卷二二三，頁3。按此文「開元所采六家之列」，「列」字原誤「例」，今以意改正。

  [24]翁元圻注《困學紀聞》，頁457。

  [25]同上注。

  [26]陸德明《經典釋文》，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刊宋元遞修本，卷一，頁29。

  [27]張舜徽語，說詳氏著《廣校讎略》卷二〈作者姓字標題論〉、〈補題作者姓字論〉諸篇（1962年，北京：中華書局）。

  [28]《隋書》，頁933。

  [29]《唐書》，頁1442；《新唐書》，頁1980。

  [30]《唐會要》卷三十五〈經籍〉載：「武德五年，秘書監令狐德棻奏：『今乘喪亂之餘，經籍亡逸，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專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畢備。至貞觀二年，秘書監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頁643）又「景雲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頁644）又開元時，以內庫所藏舊籍，殘缺錯亂，「七年五月，降敕於秘書省、昭文館、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繕寫之」。（同上）由於唐時朝廷多方蒐訪，前代亡逸之書，往往間出。

  [31]阮福《孝經義疏補》，頁24。

  [32]《隋書》，頁933－934。

  [33]《唐書》，頁1442；《新唐書》，頁1980。

  [34]見馬國翰輯《孝經訓注‧序》。按魏氏之書，馬國翰輯本依邢氏作「魏真己著」，誤。檢《正義》實言「隋有鉅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注」（《孝經‧序‧疏》，頁4），馬氏誤記，以「真克」為「真己」耳。其書〈隋志〉不載，兩〈唐志〉著錄魏克己注《孝經》一卷，馬國翰謂此與《正義》所引之魏氏「蓋本一人」，理或然也。馬氏輯本采錄魏氏之說僅十二節，遺漏四節，詳余〈《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茲不具論。

  [35]林秀一《孝經學論集》，頁160－162；林氏〈邢昺の孝經注疏校定に就いて〉一文亦持此說，同書頁183。

  [36]見〈開宗明義章〉「教之所由生」、〈事君章〉「進思盡忠」兩文《注》、《疏》。（《孝經注疏》，卷一，頁2－3；又卷八，頁3－4）

  [37]《唐會要》，頁658。

  [38]《古逸叢書》本《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卷首元行沖〈序〉；參拙作〈《經義考》孝經類別錄〉「唐明皇《孝經注》」條（2000年，《書目季刊》34卷第1期）。

  [39]《唐書》卷一百二行沖本傳載：「上又特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頁3178）又《新唐書》卷二百行沖本傳：「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于學官。」（頁5691）四庫館臣乃言：「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刊本，卷三十二，頁6）其說殊誤。

  [40]《唐書》，頁1981。按元行沖《孝經疏》，〈舊唐志〉、〈宋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並作三卷；〈新唐志〉作二卷。《四庫全書總目》遂謂：玄宗《御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卷三十二，頁4）館臣以元《疏》作三卷者為天寶重修時所增，其說實非。檢《古逸叢書》所據日本享祿古卷子本《開元御注孝經》，其〈三才章〉額上題「《疏》中」，〈廣要道章〉額上題「《疏》下」，據此可知：開元時，元《疏》原即分上中下三卷（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光緒二十三年鄰蘇園刊本，卷二，頁18），天寶重修《孝經疏》，刊改無幾，故悉仍舊帙也（說詳下）。〈新唐志〉作二卷者，傳寫偶誤耳，當從〈舊唐志〉、〈宋志〉等作三卷為是。

  [41]林秀一〈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孝經學論集》，頁162。

  [42]《新唐書》，頁1442。

  [43]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唐明皇《御注孝經》」條云：「按〈唐志〉作《孝經制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頁70）《經義考》同。（卷二二四，頁1）《四庫全書總目》亦言：「《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玄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卷三十二，頁4）

  [44]見〈庶人章〉：「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經注疏》，卷三，頁3）、〈三才章〉：「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云云（卷三，頁4）、〈聖治章〉：「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卷五，頁5－6）、〈事君章〉：「退思補過」（卷八，頁4），各文《正義》俱引《制旨》之說。

  [45]拙稿〈《經義考》孝經類別錄〉「唐明皇《孝經注》」、「唐明皇《孝經制旨》」條有說，茲不具論。

  [46]《唐開元御注孝經》，《古逸叢書》本，頁23。

  [47]《孝經注疏》，卷八，頁4。

  [48]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考〈事君章〉『退思補過』，《注》云：『君有過失，則思補益。』《疏》云：『出《制旨》。』然則《注》義出於《制旨》，必先有《制旨》而後有《御注》。蓋《制旨》即《講疏》，明皇先為《講疏》，敷演其義，然後約其文以為《注》，又命元行沖本《制旨》之意為《注》作《疏》。」（1980年，北京：中華書局，頁61）此說殊誤，余氏未審玄宗《御注》有前、後兩本，因誤斷也。使如其說，《制旨》既為《講疏》，成書在前，玄宗約之以為《注》，何其不憚煩乃爾，「又命元行沖本《制旨》之意為《注》作《疏》」，豈非屋下架屋？其言「先有《制旨》而後有《御注》」，則此《疏》末云「此理為勝，故易舊也」，將何者為舊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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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阑晓觉』·《人间词话》

  作者：筱珠 发布时间：2018-08-11 16:23:48

  傅雷在家书中对傅聪说，肚里要不是有上百首诗几十首词，《人间词话》是读不懂的。《人间词话》是百年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学经典。王国维以简隽明晰、深入浅出的条分缕析，讲透中国古典美学精髓。他用中国古代学者传统读书笔记的形式，梳理出中国从唐末五代以来，渐渐兴盛的词这一文体的美学。在词的写作方面，他推崇“简”与“真”；在词的品鉴方面，他首次提出“境界说”。这两点就是他的美学核心思想。他自然流露的心头之言，断章零语，却字字珠玑，对后世的启迪如雨润万物。

  假如，你想要了解什么是美，一定要读读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这是一部极美的书籍，寥寥数万字，无一句不美，无一段不雅。这本书会让你看到另一个关于诗词的世界。与泰戈尔的《飞鸟集》不同，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会让你看到中国诗词的独到美。

  唐朝大诗人李白不仅仅作诗，还有词传世，最有名的就是《菩萨蛮》和《忆秦娥》。其实诗也好词也好，一开始都是可以入乐演唱的，所以李白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3首也可以说是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对李白词有过很高的评价。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白•忆秦娥》

  王国维就有这样的评价：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私以为此处所谓气象用今日之解释即为格局，太白一眼一句揽尽整个汉家江山，范文正公渔家傲拘泥一城一池，塞下军伍行列之间，被边塞烽烟遮眼，轻慢了关内无限好景；而夏英公眼中的地上风景也是一州之地，或多或少总输了些气势。

  王国维评李后主词眼界大，举"浪淘沙令"为证："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周介存评“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王国维骂周颠倒黑白，说后主词“不失赤子之心”。后木心赞为“词中之帝”。王骂周没什么道理，周本意是说后主词不工格式，丽质天成，只是用语不太高明。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失败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词人。赵匡胤曾嘲笑他：若以作词工夫治国家，岂为吾所俘也。不过也正因为李煜的作词工夫，那个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过短短四十年的南唐政权，才被人们铭记了千年，惋惜了千年。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之作及永叔、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评价温庭筠的作品：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少而敏悟，工为辞章，才思清丽，“花间鼻祖”这称呼，温飞卿当之无愧。在古代，官场、考场、战场是男子的天下，闺怨、情愁、爱恨，是女子的专属。偏偏，温庭筠是个例外。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王国维对辛弃疾和纳兰性德有极高的评价。从“南宋只爱稼轩一人”中可见他对辛弃疾的高度赞赏，他认为，南宋词人可比肩北宋者，只有辛弃疾一人。至于纳兰性德，王国维评价道“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足见纳兰之词成就之高，价值之大，地位之尊。

  南唐中主李璟只流传四首词作，最著名的是《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大概是在写思妇怀人的幽怨，也道出了人生短促的悲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称赞此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

  李璟的宰相冯延巳是五代词人中流传作品最多的，尽管冯延巳在官场上的人品饱受质疑，但他多才多艺，写起文章诗词来倒是无人能及了，他的词作偏向于苦情，当然不只是男女相思苦而已，更多是人生境遇的愁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推崇“冯正中（冯延巳）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

  王国维之《人间词话》，眼界甚高。推崇正中、李后主、永叔、屯田、子瞻、少游、美成、稼轩、纳兰诸家；梦窗、白石、梅溪、玉田、草窗、西麓、皋文等辈，则深自贬抑。后人或谓其带有强烈之主观倾向，失之于偏颇。其实不然。盖其所论者，皆在第一流之水平层面论述展开，论文叙笔，剖情析采，观其会通，窥其奥窔。其所贬抑者，仍不失之一流之水准。其余不录者，大抵皆不足以入王氏之法眼。…话说回来，评人论事不怕刻薄，就怕当滥好人，和稀泥，以持平公允状说一堆正确的废话——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欣赏年轻时那么毒舌的王静安先生。古往今来，会吟诗写词的人不胜枚举。但怎样去欣赏其中的精髓，好像没人给过答案。《人间词话》中论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其实,又岂是单单诗人写诗，做人做事，何尝不是？

  入乎其内，人世间最不缺霓彩繁华，灯红酒绿，故而“乱花渐欲迷人眼”，出乎其外，却也是月圆月缺，花开花落，因此“岁岁年年人不同”。正所谓“人世有代谢，往来无古今”。倘被梦幻泡影迷住心性，便会淡忘喜好、原则、信仰、理想。因而超然物外，对琐事看淡看轻，才有更多精力去看大局。这便是“不执迷于一叶，自然能见彩虹。”王国维说得好：“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其实谁又不是眼中人，谁又不恋红尘事？唯有归去不忘高峰皓月，心性自然少年。

  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他为五千年来的诗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什么叫境界？就是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感悟。在王国维看来，诗词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重，也是最高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三句词，不仅分出了诗词的境界，同时也分别代表着茫然、纠缠与释怀，与做人的境界不谋而合。

  以人生品诗词，以诗词悟人生。这是王国维留给后人，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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