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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作者：若兰河畔 发布时间：2013-12-22 17:21:00

  后记

  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斯迪亚斯。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珀西•比西•雪莱

  雪莱诗中的君王留下的只有沙漠中的废墟，蒋夫人留下的遗产要复杂得多。现在对她下权威的判断可能还为时过早，部分原因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对她的声誉评价还处于两极分化状态，并且还在变化。但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在中国与西方，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动荡的联系中担负着神话般的角色。这种意义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在她逝世后，我们只能从她错综复杂的人生历程中去慢慢搜寻了。

  当然，对寓言的理解取决于旁观者。

  台湾一些忠实的追随者称宋美龄为“永远的中国‘第一夫人’”，这个可敬的别称表明这一遗产不仅仅是不朽的，更是神圣的。不难想象，不久的一天她将会被美化成中国万神殿的神明与英雄，与观音菩萨和花木兰齐名。

  宋美龄在其长寿的一生中有许多称号，但基本上都来源于她作为蒋介石的妻子所获得的权力和威望。讽刺的是，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号在技术上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20年间，蒋介石不是国家元首，而是军事独裁者。在1948年春，虽然国民党根本没有统治整个国家，但国民议会依然选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总统”，宋美龄正式成为“第一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即1949年的1月，蒋介石辞职，逃亡到台湾之后，他于1950年3月1日重任台湾“总统”，但不论如何矢口否认，他的统治仅局限于岛内，这也是他的“第一夫人”的领域。

  宋美龄地位的细微差别是现实与她作为中国代言人的神话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这个来自19世纪殖民地上海，栖息于东西方边缘的混合社会的中国基督徒，如何能自称代表中国呢？宋美龄成为国际人物像流星一样短暂，但她的魅力消退得如此之快却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宋美龄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维系与其在一起的丈夫。她发现了蒋介石，在这方面，她跟随了她的姐姐宋庆龄的脚步，宋庆龄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嫁给了孙中山。原因在于姐妹之争，也在于她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个人性格，宋美龄想要与她的姐姐竞争并超越她。嫁给蒋介石，她与他的很多价值观、信仰和态度都相同，以至于很难弄清楚她和蒋介石的区别。宋美龄自诩为中国“救世主”的配偶。虽然蒋介石不像她的父亲一样是个牧师，但她将他视为命中注定的中国的“救世主”。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信仰，她一直为之辩护。

  一个特别令中国研究者迷惑的问题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是否政治联姻。这个问题常常被强加于婚姻中，抱负和爱情是互相排斥的，但在他们的婚姻中，二者不是相斥的。他们的婚姻是盛大的政治合作伙伴关系，在这场婚姻中，他们相互利用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雄心抱负。虽然爱情并未缺席，但爱情是次要的。

  但是，这场婚姻是建立在一个错觉上的，那就是蒋介石是中国的“救世主”。当然，他以自己的方式爱她。她对他的爱，至少起初是掺有英雄崇拜主义的，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增加或减少。不管她对于丈夫的爱有没有减少，她对作为领导人的他仍然忠心不二。她猛烈抨击中国人好面子的观念，却十分在意保护自己的面子，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私底下，她有时候与丈夫发生摩擦，在公众面前，她却费尽心力维持婚姻表面的忠实，因为根据中国传统“夫唱妇随”的观念，她不这样将是一件羞耻和丢脸的事情。她与蒋介石不会产生原则性的不同观点，只会因为个性产生差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宋美龄逐渐成为西方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那里，她被视为西方化的亚洲女性，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正面形象。在美国，她被视为美国文化影响世界的化身、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的光辉榜样、中美之间的大使。在男权社会中，她以女人的身份获得尊重，当时，甚至在一些表面先进的西方国家，大多数女人还被视为下等阶层。

  而在中国，宋美龄却受到了同胞的敬仰。她被一些同胞尊为为中国人地位和权益而战斗的勇士。确实，蒋介石统治下的大陆，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军阀混战的中国。由于中国是抗日的主要战场，虽然国民政府并不强大，但它作为二战中的盟国四巨头之一，还是赢得国际谈判桌上的一席之位。总之，与之前相比，蒋介石夫妇使得中国更被西方社会尊重。治外法权被废除，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一席之位。除了香港和澳门还分别是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外，在中国公然的殖民主义结束了。确实，看起来中国同胞最终收获了这些成就的果实，宋美龄的贡献不是微不足道的。

  但宋美龄在中国大陆的努力不幸被“权力腐败”所侵蚀。这种腐败不仅仅是狭义的贪污，而是更广泛和隐匿的形式，是弥漫在中国统治集团和国民政府内部的人格和精神上的腐败。

  在宋美龄的努力下，美国与中国结为友好关系。赛珍珠在1943年5月10日发表的《生活》杂志上写道：

  “美国人能够理解宋美龄，她不是遥远的、难懂的、守旧的谜一样的人物，而是现代国家的现代女性。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中国通过她霎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她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美国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说，男性被她苗条的身材、线条优美的打扮以及异国情调的外表所吸引。但更重要的是，她激发了他们的骑士精神和男子汉气概，还有美国人“英雄救美”的国家使命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拟人化为宋美龄。对美国女性来说，她的吸引力更复杂。直到1943年，许多美国女性才第一次成为军工厂的工人、农场工人、武装部队以及作战区护士等，进入许多传统上是男性领域的劳动岗位。宋美龄实现了美国女性未能达到的愿望，即女性的价值不仅是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发现战争使她们有机会进入男人的领域，以此来改变自己作为女人的社会地位和自身形象。

  蒋夫人是一个温柔、漂亮、忠实的妻子，虽然她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是十几个中国战争孤儿的养母。她聪明坦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们同台竞技，不论在国内还是世界上都相当有影响力。不论是爱还是恨，她都是一个难对付的女人，不仅是因为她的地位，更是她的人格魅力。不像大多数政治家的妻子，她不满足于站在丈夫的背后，或者像与她最相近的历史人物罗斯福总统夫人那样局限于国内和社会问题。她勇敢地处理当时最大、最复杂的问题，如盟军战争策略、殖民政策、种族主义以及战后地缘政治。

  然而，她在西方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越疏远自己国家的人们。蒋夫人和她的家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万众瞩目，尽管这对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眼里，那是令人震惊的豪华奢侈，甚至是颓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她没有国际性的教养、有魅力的外表，她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美国人的关注、钦佩和对中国的同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只是遵照美国的标准，而是要超过他们，甚至要与美国的第一夫人们竞争。宋美龄在这一点上很成功，一个受过教育的、西化的、迷人的中国“第一夫人”的形象也大大颠覆了美国人心中对当时中国落后和愚昧的固定形象，更不要说对在美国的华人洗衣工的刻板印象了。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她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令人担忧，甚至恶心，仿佛她是在迎合美国人，象征性地出卖自己从而推广中国，以获得别国对一个女性化的、柔弱的中国的援助。这种民族自尊的受伤感有助于解释她被一些中国人强烈鄙视的原因。她深思熟虑的“炫耀”战略在美国也很快事与愿违。许多美国人一旦褪去最初对她的迷恋，开始认识到美龄的魅力是一种表演后，就不悦地注意到她“第一夫人”的排场和爱慕虚荣的行为与中国绝大多数贫苦人民的生活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看法使她在某种程度上被丑化。

  但蒋夫人似乎永远难以意识到这个鸿沟——和她一起存在的还有她4.5亿的同胞——不管心理上还是物质上。这种冷漠的态度是她的家人所共有的，除了宋庆龄。

  我们有一种去观察别人的倾向，尤其是对公众人物，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的性格、动机和态度固定下来，认为他们不会改变。然而，或许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蒋夫人与现实情况的隔离状态日益增长，随着她一些性格缺陷的加剧，她也发生了转变。她相信民主能使中国强大、独立、繁荣，但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但是，在某些时候，她似乎从理想主义者转变为脆弱、死板、自以为是和武断的人了。这种变化很难说是何时发生的。这种变化可能是在她1943年访问美国期间，或者在1945年之后的内战时期形成的。在1948年她前往美国寻求援助的时候，她已经明显变得非常愤世嫉俗。

  她无法从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里的创伤中完全恢复。她个人深深的挫败感可能也来自于往日与她姐姐宋庆龄的斗争，而如今她姐姐却站在胜利的共产党那边。在她回到台湾经过一段短暂的反省后，她似乎被痛苦和受伤的自尊击垮了。她的思想和看法变得越来越僵化，她年轻时闪烁的机智和幽默被夸夸其谈和对基督教的虔诚所取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自我反省的能力似乎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她的公众形象变成了一个肤浅、凶悍的老太婆。

  国民党内战失败后，人们把怒火都冲着宋美龄发泄。她曾经被吹捧成超人，如今却被诋毁。她曾是一尊受人尊敬的圣像，转眼又被砸得粉碎，她从来都不被看做是一个普通人。但是蒋夫人在美国人中依然很有影响，尽管她已经不再优雅，美国人仍然在投票开始后，以不少于1948年后十七倍的投票选她为盖洛普组织的世界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为什么蒋介石夫人的名字能够继续激发这样的情感，甚至是在她死亡的时候也不例外？不可忽视的是，妇女们要是跨出了社会规范的有限空间，就会被视作威胁，甚至是危险的。在这点上，其他地方与中国一样。领导人妻子在政治上积极、自以为是通常对自己的丈夫能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但又不像她们的丈夫，她们往往会受到攻击或崇拜。因此，蒋夫人也是如此。

  她是上个世纪中国苦难历史的象征，在那段历史里中国人民两极分化，留下的伤痛至今尚未愈合。在艺术作品中，蒋夫人不可避免的总是以令人不快的形象出现，与她圣洁的姐姐宋庆龄形成鲜明对比。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姐妹从20世纪分裂出的两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堡垒中各自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信仰。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她是盟军精神的象征，因为她和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中国反抗法西斯的侵略。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她总是被看作她丈夫的国民党政权的弊病和她的腐败家庭的象征。

  她很漂亮、爱慕虚荣、机智、活泼、任性、诡计多端、自私、有积极性。她才华横溢，还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对于她来说，为了结果可以不择手段。她非常戏剧化和浮夸，并具有巨大的权力意识。她对于使用诡计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内疚。她伪装成善良和忠诚的妻子、仁慈慷慨的主妇、虔诚的基督徒和民主价值观的洗礼池。在她的成功之中，伴随着很多隐秘的痛苦。

  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是一个政治天才，但具有明显的个人缺陷，她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己领导或者代表着中国，而是和丈夫一起把自己看成中国。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确信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因此，她经常提到“我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对她来说，她拥有所有权——她是上帝而不是公仆，是家长而不是朋友。

  她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中国工作，但事实是，她努力保持她丈夫的独裁政权和她自己的地位。尽管她经常用高超的华丽语言修饰民主原则和民主理想，但是她试图通过斥责和羞辱来改造中国人的尝试失败了，这点从新生活运动以及她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我将再起》系列文章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她没有做任何改变他丈夫统治性质的事，无论是在大陆或台湾——都是名义上一党专政，实际上一人独裁。相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她为了加强他的地位不知疲倦地工作。她是他最忠实的心腹和他的政权最明显、最直言不讳的对外宣传者。

  蒋夫人从来没有看到国民党统治的高压政策是有问题的，因此，她显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放弃了她的丈夫而选择了共产主义。由于她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她似乎无法或不愿意充分理解民主政治制度的精神。我们很难知道她对美国所鼓吹的民主的虚伪、腐败和不公正认识到何种程度，使她能够替自己辩解，替国民党的政治镇压行为辩解。人们很容易遗忘，1943年，在蒋夫人著名的访美之行中，作为有色人种之一，她被禁止进入餐馆、酒店和这个国家其他大部分公共管辖区。然而，她无疑是十分清楚这个事实的。当时和现在一样，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明显的缺陷。无法解释她为什么故意地、深刻地扭曲民主的含义并将它运用到她丈夫的政府中去。

  她尝试贿赂当选的美国议员，不仅是为了给她丈夫的政府提供援助，而且还为了公开抨击那些反对国民党政权、支持共产党的美国人。目前还不清楚她在美国近代史上那段最可耻的时期与美国当局串通一气到何种程度，但是毫无疑问，她为麦卡锡政治迫害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她离开美国一个月后这场迫害就开始了。

  有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冷战时代，当时世界分化成了两个阵营，与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联盟才是民主的，宋美龄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她已经受到了挑战。然而，在战时的紧急情况下，蒋氏夫妇也会利用这个理论为一个远离民主的政权进行辩护，美国也就可以利用这个理论支持独裁的蒋氏政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都认为蒋夫人已经完全“西化”，并经常因此批评或排斥她，但她骨子里完完全全是中国人。事实上，心直口快、关注环境等所谓的“西方性格”只是她的表面，她的价值观、动力及行为准则很大程度上依然源自于她对中华文明的忠诚。

  对宗族的绝对忠诚和坚持人情大于原则的观点体现了她的“中国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中,任何对抽象的原则、意识形态或者目标的承诺都永远不及对个人的忠诚。在中国文化里，人情永远是最值得珍惜的。这种价值观的实际表现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大家相互合作、互惠互利。如果为了宗族或团体的利益，即便是犯罪也是值得的。生存取决于私人关系——这样的观念在政治动荡、压迫、战争、自然灾害、饥荒以及缺乏可靠的法律制度规范的中国历史中一直都是至理名言。在现代社会中，蒋氏家族表面上是在努力改造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然而，正是人情凌驾于法律和原则之上的这种不良机制，扭曲和妨碍了其建立现代国家机构的进程。当原则和宗族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她总是站在家人的一边。这样做不仅严重破坏了自己和她丈夫的公众形象，也削弱了国民党的执政根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因为它还带来了蒋氏政权乃至整个国民政府的困局。

  虽然在表面上，蒋夫人似乎是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女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她回国后一直依赖于一个庞大的侍女、秘书和奴仆群体的全方位服务。在她敢说敢做的背后是她对家人和丈夫权威的极度依赖，甚至顺从。从美国回来几年后，她已经完全放弃她的美国身份，并重新融入中国高度注重身份、等级森严的社会。

  由于缺乏自立的条件，她只能依赖她所依靠的社会阶层来确立她的社会地位。她缺乏动力、远见、勇气或意愿来独立面对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更不用说完全藐视它们了。

  宋美龄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她自称是基督徒，却又不得不为他丈夫暴虐的政权服务。很多学者不屑于研究宋美龄以及她丈夫的信仰，认为没有深入探究的价值。但是很显然，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暴君还是民主党派，宗教信仰一直生动地体现着领导人的政治信仰，并在关键时刻左右着他们的决定。蒋夫人曾说，如果人人都是基督徒，世界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这句话听起来难以让人信服，尤其在蒋氏政权的统治下。

  毫无疑问，相比基督教，蒋夫人真正的信仰带来了更多实际的效果。这种信仰使她和她丈夫坚信他们是受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就是被上天指派来统治中国的。正是这种观念使蒋氏夫妇坚信他们是真命天子，高高在上。蒋氏夫妇的宗教信仰也有助于欺骗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相信蒋氏夫妇拥有相同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正带领中国走西方式民主的道路。蒋氏夫妇信仰基督教还可以和共产主义者的“无神论”区别开来，从而使信仰基督教的美国难以放弃国民政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西斯主义与基督教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它们都信仰救世主，相信因果轮回。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西斯政权往往试图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向政治意识形态里注入宗教信仰，而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被用来诱导信徒崇拜一个凡人，而不是神。“上帝送来了拯救德国的人。”这是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的原话。“我们深信，希特勒就是上帝指派来拯救德国的。”蒋介石也向他的国民灌输同样的思想，但收效甚微。他和他的妻子用基督教来激励、辩护，并延续他们的救世主情结。他企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粉饰为像耶稣基督或伟大的精神领袖甘地一样的中国圣人，却没有像4世纪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那样将基督教作为国教。蒋介石最终确实建立了个人崇拜，而作为他首席助手的宋美龄也沾了光。

  我们始终无法确定蒋氏夫妇的真实信仰，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很多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基督教教义。腐败、警察镇压、“再教育”集中营与大范围的逮捕、失踪、酷刑以及以保卫国家为名枪杀共产党人，这些行为很难与蒋介石所谓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

  蒋夫人越来越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可能是为了掩盖、转移或弥补其日益严重的心理疾病。然而，过度强调她的宗教信仰也会使人产生更多的疑问。到底是矛盾的个性导致了反复发作的健康问题，还是健康问题造成其矛盾的个性？我们不得而知。蒋夫人过分担忧她的健康问题，而由此引起了长期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症状。为此，她咨询了无数的医生，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和药物。强迫症可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诊断，但可能也不准确。她的健康问题看起来已是不争的事实，是否有心理疾病也值得我们去讨论。

  显然，蒋夫人几乎是一本活生生的自恋教材，有很多自恋特征，诸如：孤傲、浮夸、喜欢被溜须拍马、渴望获得各种头衔、得到各种破格优待、强势，即便受到很轻微的批评也会极力反击。蒋夫人和其他自恋狂一样，会巧妙利用自恋吸引别人，表现出的往往是超凡的能力和迷人的魅力，并且往往会取得很高的成就。

  在她的丈夫失去对大陆的控制以后，她似乎暂时学乖了，但她的狂妄自大和沽名钓誉的个性却有增无减。她始终以画家自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年学画，得到了一个业余画家的名头，然后就开始大肆宣扬。台湾有很多才华横溢的画家，但是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像宋美龄一样用作邮票发行，就因为她是蒋夫人。

  我们不能确定蒋夫人的自恋与哪些情况有联系，也不知道原因。自恋往往与为躁狂抑郁症（躁郁症）之类的心理障碍疾病有关，她的症状也证明这个事实，并且可能是由长期滥用药物所引起的。很多症状也有很强的药物依赖性。事实上，在一些场合，蒋夫人私下对朋友说，她没有安眠药就无法睡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很多这样的病例都是因为过度服用安眠药而引起了失眠症。在1942年12月到1943年5月在纽约接受治疗的时候，医生规定她每天的必服药物之一就是如今最好的安眠药水合氯醛。这种药物本身具有高度的成瘾性，可以缓解戒除海洛因和其他毒瘾时带来的痛苦。即使用正常剂量，水合氯醛也会导致肠胃不适，而肠胃病正是蒋夫人另外一个长期的症状。在19世纪，有许多水合氯醛成瘾者，其中包括但丁、加百列、罗塞蒂和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没有医疗记录，很难知道蒋夫人健康问题的确切性质。即使有医疗记录,她的病情也可能不明朗，因为她咨询过许多著名的医生，他们都不能完全解决她多方面的健康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对心理疾病和成瘾性的认知、诊断还处于初级阶段。治疗主要是实验性的，而且往往会使问题变得更糟。至少，从她的寿命和坚强的性格来看，蒋夫人都不会是一个身体、心理和情感脆弱的女人。

  她一直在与疾病做身心的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方面，她是值得同情的，她的韧性和毅力值得所有人赞赏，她可以给那些身患心理疾病的人以鼓舞。

  蒋夫人的生活是中国人的活教材，也是美国人的。那时美国人和现在一样，欣赏个性，喜欢用美国式的“友谊”和肤浅的美国黑话以及“美国价值观”之类的词汇。美国人喜欢制造英雄，当他们最终被证明是人类后又非常失望。宋美龄就是如此。

  蒋夫人历史遗产的主要部分是她用她对美国人的了解，来确保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定位。但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认识到，20世纪下半叶台湾在跟美国的关系中定位模糊。尽管美国政府几乎就是蒋介石的专制政权的同谋，但是蒋氏政权在台湾的前几十年里，华盛顿也在默默地推动台湾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和平过渡到真正的民主制度。自1950年以来，台湾已由单纯接受美国的援助，发展到在其帮助下进行建设，最后终于达到了美国式的民主。

  对于女性来说，蒋夫人的遗产是模糊、令人敬佩且困惑的。她是历史上第二个——也是第一个有色人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1937年，她和丈夫一起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夫妇”，她是自1927开始推选“年度风云人物”以来仅有的四位女性之一，其他三位是沃利斯•辛普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科拉松•阿基诺。

  无论是她的缺点、个性或政治，女人们都不可避免地把蒋介石夫人当做模范——尽管不无保留意见——只是因为她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人的美德。历史上任何女性克服困难赢得国际声誉都将成为先驱。这个群体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通过出生或者结婚得到她们的地位，蒋夫人也不例外。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她努力呈现了跨越国界的形象。这或许是在向世人宣告：中国需要一个女大使到西方国家。而她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

  毫无疑问，蒋夫人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女英雄，然而，尽管她是矛盾的，但她的勇气、不屈不挠的精神、热爱生活和完全不受变化影响的精神受人钦佩。

  蒋夫人的故事最终是一个悲剧，不是因为她从崇高的中国第一夫人的位置上下台，也不是因为她大部分的公众形象都是伪装的，而是因为没有把握住转变国家命运的宝贵机会。她的政党一开始被看做解决中国问题的政党，但不幸的是，最后政党本身成了问题之源。

  当美国人看到她，他们既没有看到真实的中国，也没有看到真实的蒋夫人，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错误的看法。因此，她的一生预示了中美两国长达一个世纪的误解，这种不安的矛盾情绪一直持续存到现在的两国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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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里那些真正本质真正要紧的东西

  作者：路人甲以目 发布时间：2012-05-26 17:31:43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路过福州南后街旁的林觉民故居。我会想，让林觉民抛妻弃家参加革命的动力是什么？今日要在这样的地段起一座这等规模的林家大宅，恐怕要好几个亿，在当时也不会是小数目。这样的富贵之家，无论如何，属于“既得利益”阶层，那么为什么要去抛头颅洒热血呢？如果不是后来林觉民真的舍生取义了，我甚至恶毒地认为《与妻书》不过是一篇漂亮的大话。今日之时代，漂亮的大话，我们见得还少吗？

  所以，我这样的人来阅读《复活》，就感觉特别吃力。1999年，在旧书摊上买了《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几次打开来，看看扉页上托尔斯泰的大胡子像，就觉得蛮沉重的，然后就阖上了。2002年，终于硬着头皮读了一遍，却是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可能是由于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沉迷于中国古典文学那种悠远、宁静、淡然的情调之中吧。这几年，世事翻覆，种种乱象，都到眼前来，内心生出无数的困惑与不解。终于下决心，好好地读一读《复活》。本来40万字，两三天也就够了，这一次，硬是用了两周。

  《复活》的情节其实很简单。十年前，聂赫留朵夫曾经真诚地爱过玛丝洛娃。七年前，他占有了她，留给她一百卢布，就走掉了。这的确是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

  但伟大的作家，却能在俗套的故事里，开始不一样的灵魂探险。七年后，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团的位置里，玛丝洛娃是一个妓女，站在审判席里，被控谋杀。聂赫留朵夫认出了玛丝洛娃，却害怕被她认出。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并下决心赎罪，决定与玛丝洛娃结婚。然而，玛丝洛娃并不领他的情，她说：

  “你在尘世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救你自己。”

  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深深地体会玛丝洛娃的无奈与悲愤。当权贵在台上吟诗作赋，或者说要给全民建立道德档案之时，我也有着玛丝洛娃的无奈与悲愤。这些权贵，他们天然地拥有着金钱与权力的优势，他们居然还想拥有文化和道德的优势。他们和曾经的聂赫留朵夫公爵一样，坐在审判台上审判着他们侮辱过损害过的人，其实他们心里清楚，谁才是真正应该被审判的。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在失势之时，哀叹“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样的话。所以，我的不理解林觉民，是因为今日之时代，见多了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窃钩窃国的伪君子，却从未见到或听到过一个能勇敢抛弃既得利益而为天下谋利的人。也许是林觉民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吧？但可以肯定的是，是我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是一个顽固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从来都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但也是小心翼翼地捧着饭碗，生怕被砸碎。所以，当我看到聂赫留朵夫真心改悔，把父亲、母亲、还有姑妈家的土地，毫无保留地分给农民的时候，心里觉得好可惜呀。显然，我不是林觉民，也不是聂赫留朵夫，而更像复活之前的玛丝洛娃。

  在审判庭上，玛丝洛娃的眼光扫过聂赫留杂夫，并没有认出他。苦难太深太重了，以致于玛丝洛娃早已忘掉最直接造成这种苦难的人。后来，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去监狱探访，玛丝洛娃想到的，只是跟他要十卢布买酒喝。我们不也无数次地在台下鼓掌、喝彩、举手，然后巴望着得到一点点的好处？

  《复活》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打开了《复活》，托尔斯泰就把我们猝不及防地逼到墙角，然后直接逼问：你有没有罪？打算赎罪吗？又打算怎样赎罪？在这种逼问面前，我们即使选择逃遁，但“灵魂的复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的真正分量已纤毫毕现。当聂赫留朵夫打算告别旧我，迎向新生之时，玛丝洛娃不理解，他的贵族朋友们也不理解，而在为玛丝洛娃奔走的日子里，他更加地体会到“特权”的存在与滋味，只要稍微一松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温柔富贵乡。然而，聂赫留朵夫还是选择了义无反顾。因为彼时“灵魂的复活”已然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而旧日之种种，不过是前进路上的包袱，唯有彻底抛开，才能大步迈向新生。

  对于聂赫留朵夫而言，一方面他是想通过拯救玛丝洛娃来拯救自己，一方面，玛丝洛娃们的苦难，也唤醒了他生而为人的责任与担当。而玛丝洛娃，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主动寻求灵魂的复活。她陷落在命运的沼泽地里，挣扎，沉溺，再挣扎，再沉溺。对一个苦苦挣扎于基本生存的人来谈灵魂，似乎迂阔了一点。但聂赫留朵夫伸出了手，唤醒了她因困窘而沉睡的灵魂，同时在监狱和流放途中那些革命圣徒的思想与行为也感染了她——原来在沼泽地里，也可以仰望星空。她最终拒绝了聂赫留朵夫，也就意味着她在灵魂上不再需要他的拯救。她获得了复活，拥有了完全而独立的尊严、责任与爱。这使我想起了南朝时的范缜的一个比喻。他说，各人的命运，正如那一树飘落的花朵，有的拂触于帘幌飘坠在茵席之上，有的挂碍了篱墙而掉落粪溷之侧，所以富贵贫贱各各不同。是的，大地上的人们的命运，不过随风飘散，富贵与贫贱，并不是最本质最要紧的东西，并不能决定我们的灵魂能否复活。托尔斯泰在八十二岁的高龄，为了彻底地告别了旧生活，在寒冷的冬夜弃家出走，最后病逝于一个车站。他用《复活》，更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生命里那些真正本质真正要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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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约和实用

  作者：东子 发布时间：2007-12-21 04:38:44

  　　基本是看过的和声学中最为简约和实用的。和声只是规则，至于在规则允许内和外的范围内做什么实在是另一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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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育一片世界戏剧之林 ——“外国剧作新选”丛书总序

  作者：世纪文睿 发布时间：2014-04-16 16:32:43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戏剧与外国戏剧，尤其是欧美戏剧，历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初始，世界局势瞬息万变，西方列强咄咄逼人，中国社会却是病入膏肓，传统戏剧日趋僵化，已经难以满足时代的发展与国人的需求。西风东渐之下，随着春柳社成功搬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目，尤其是随着“进化团”等剧团的创立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巡演，一场以“文明戏”为名的改革运动拉开了帷幕。“话剧”这种崭新的戏剧形式不久便名正言顺地成为其主要建设目标，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就此加快。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戏剧从一开始便与外国戏剧密不可分。而在其整个20世纪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是，外国戏剧始终与之如影随形，或为其借鉴的对象，或为其批判的靶子，在其发展道路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也正因为外国戏剧在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如此举足轻重，所以除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劫难的“文革”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与介绍工作在整个20世纪从来没有缺位，甚至还曾出现过两段堪称辉煌的时期：一是上半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代；一是下半期“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前十年。“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文学翻译家们除了回应时代需要译介了以易卜生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戏剧家作品之外，还把古希腊以降西方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戏剧家们的作品陆续引荐给了中国读者。令人感叹的是，在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还欠发达的条件之下，西方现代戏剧的重要流派及其标志性人物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被译介了过来，如唯美主义者王尔德、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易卜生的信徒萧伯纳、写实主义大师契诃夫、表现主义先驱斯特林堡、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以及以叶芝、沁孤（又译辛格或辛）、奥凯西等人为代表的爱尔兰民族复兴戏剧等，可以说欧美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要角几乎无一遗漏。而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外国戏剧的翻译、研究与出版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包括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等在内的经典剧作和现代重要戏剧流派作品得到了系统地翻译与出版。不仅如此，当代戏剧也同步得到了介绍与翻译。应该说，这一时期外国戏剧的译介努力为推动中国戏剧的转型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祥地，上海的戏剧活动曾经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作为中国现代戏剧高等教育的摇篮——上海戏剧学院虽然成立相对较晚，但其创始人顾仲彝、李健吾、黄佐临等前辈很早就活跃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舞台上。一方面，他们认真地翻译和介绍外国优秀剧作，另一方面则努力借鉴并创造本土剧作，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戏剧生活，在中国话剧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戏剧学院更是成为我国外国戏剧教学和研究的重镇之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率先编辑出版了“外国剧作选”丛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革”所造成的外国戏剧资料匮乏的缺憾，既满足了专业院校师生教学和研究的需求，更满足了一般读者了解和欣赏外国戏剧的愿望。因而，和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一样，这套丛书迅速奇货可居。

  六卷本“外国剧作选”系列分别收录了古希腊剧作、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戏剧流派的作品。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本该紧随其后的现代派戏剧作品选却长期不见踪影。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方有上海戏剧学院培养的首批外国戏剧专业硕士、著名戏剧学者汪义群教授担纲，编选出版了五卷本《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分别收入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叙事体戏剧和荒诞派戏剧等现当代重要戏剧流派的代表剧作，实际上乃是“外国剧作选”的一种自然延续。不过，该丛书的出版过程并不顺遂，从1989年的第一卷到2005年的最后一卷，整整耗时14年之久。所幸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认识的转变，尤其是国家经济的好转，这套丛书最终不仅如愿问世，而且得以再版。在出版社普遍不再问津文学剧本的时代，此举对中国戏剧界人士来说不啻为一种福音。

  然而，在已经步入新世纪十多个岁月后的今天，广大戏剧爱好者，尤其是从事戏剧学的专业人士仍然不无遗憾地发现，自上述“外国剧作选”丛书和《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问世之后，仅有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外国当代剧作选”（1988—1992）丛书，包括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阿瑟·密勒、彼得·谢弗等六位西方剧作家的作品。北京之外，上海、广西、安徽、浙江等地也都陆陆续续出现过一些外国剧作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上戏英国戏剧专家荣广润教授主编的《当代世界名家剧作》、旅美学者胡开奇先生翻译的当代英美剧作、范益松教授翻译的美国剧作等。无可否认，这些著作的问世客观上填补了我国当代外国戏剧领域里的空白，对中国戏剧学科的发展功莫大焉，但总体上说来，与浩繁的当代剧作数量相比实乃沧海一粟。更为遗憾的是，这些剧作选或由于其目的不在于教学研究而缺乏系统，或因为是内部出版而传播范围狭窄，或因为篇幅所限仅为节选，因而无论是普通的戏剧读者还是专业院校的师生都颇感难解饥渴。

  正是为了弥补这些缺憾，尤其是为了提升我国外国戏剧专业以及戏剧学的学科建设水平，促进当代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加深与国际戏剧学界和同行的交流，上海戏剧学院外国戏剧研究中心于2011年成立后，便把系统翻译出版当代外国戏剧代表作列为重点工作之一，立志用若干年时间将贝克特、尤奈斯库、品特、阿尔比等人之后亦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代表剧作有组织、成系统地翻译与出版。只不过中心的人力物力十分有限，实践中又无法完全依照国度或年代的顺序按部就班地进行，所以采取的是务实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亦即条件相对成熟的先出。就本丛书的形式而言，将会以戏剧流派作品选和代表性剧作家的个人集为两种主要模式。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陆续组织翻译和推出世界各国当代戏剧流派或代表剧作家的优秀作品。当然，就最初的状态而言，难免会让人产生凌乱无序之感，但只要我们长期坚持与努力，这一棵棵孤独的小树终将连成广袤的森林，并呈现一幅五彩斑斓的世界当代戏剧全景图。

  当然，这样一项算不上伟大却也相当不易的工程，若是离开上海戏剧学院的坚定支持、国内外翻译家的鼎力相助以及世纪文睿出版公司的古道热肠，不要说最终的顺利完成，即使是眼前这样的简单起步，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此，我谨以上海戏剧学院外国戏剧中心的名义，向所有为本项目付出过智慧与心血的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愿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我们的美梦能够早日成真！

  上海戏剧学院外国戏剧研究中心主任宫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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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上我还是喜欢曹操的

  作者：冰柠檬茶不加冰 发布时间：2023-12-05 22:12:51

  读毕｜张作耀《曹操传》

  《曹操传》的内容中规中矩，可以看出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分析的也都是史实，还对比了正史和《三国演义》的出入。喜欢曹操的可以读一读，没过分洗白也没过度贬低，挺客观的。

  有些重复性内容，不过影响不大。

  曹操这个人挺难评的，大体来说，我是喜欢曹操的。

  政治上来说，sha常侍，讨伐黄巾军，这些都是功劳的一面，但是sha杀伏皇后，董承一党，这些事又显出他的暴虐。

  军事上来说就众所周知了，胜于官渡败于赤壁，这两场战役对曹操的一生来说都很重要。前者是曹操的谋略让人为之一叹，后者是失误到可以说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还有一方面，屠城和坑杀，这点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我前面说，我大体上是喜欢曹操的，但有三点是我不会洗白，不想理解，不会共情的事。无论多想威慑天下，有无论疑心病多重，从我朴素的道德感来看，我是无法接受的。

  经济上采用的屯田制，只能说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方法，有功有过，没来得及完善人就没了。

  其他方面，曹操说他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有很多事没做完，那就好好活下去吧。哈哈，我是和我发小吐槽说“曹操精神状态领先我几千年。”

  前面提了三点我不理解曹操做的三件事，另外两件纯属我个人喜好了。一个是间接害S典韦，另一个是逼荀彧自S（另说荀彧是抑郁而S）。反正我觉着这两个人的S和曹操脱不了干系。

  荀彧，唉。

  所以我觉得吧，曹操这个人很难评。他能一方面坑杀降兵，另一方面又能对通袁绍的信件装作没看见。他本身的性格和行为就很复杂和矛盾，所以就更无法单纯的评价他的是与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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