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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佳楠的上海滩

  作者：辉城啊 发布时间：2014-10-28 21:08:34

  今日与朋友谈及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觉得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农业社会，文学趣味和审美都不免带上农业文明的烙印。中国古代的城市，按照格非的定义，其实是相当于大市场，城市与农村并无明显的分野（见《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第一辑）。细细思量，古时候的城市应当如今天的县级城市一般，有城市的便利，但也有农村的风格。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应该起始于民国——或者，更为极端一点，应该是起始于改革开放。城市文明的核心是商业，琳琅满目的商品扑面而来。商业之核，又是契约。费孝通把中国视为乡土社会，原因是重人情，轻契约，社会规则的弹性极大，可操作空间也大。这是个深刻的洞见，所以，即使在城市化如此高的今天，中国其实也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乡土文学的发达，可以说是传统的惯性所致。城市文学的匮乏，或许是因为是我们对于城市文明缺乏深刻的了解。任晓雯写过一篇评论村上春树的文章，极其精彩，言村上春树的意义，便是他写活了城市（任晓雯：《被误解的村上春树》）。事实上也是如此，村上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典型的城市人格，无时无刻不充溢着孤独。城市是个庞大的物体，人生活在其中，便是会遭遇到原子化的危机。即，在城市里，人会越来越孤独。我们看以往的城市文学，大多都着力于表现城市物质与欲望的一面。这跟乡土文学着力于表现农村文化落后与愚昧一样，都是令人不安和取巧的方法。城市和乡村一样，被标签化了。其实，文学是不应该分城市和乡村的，它所要叙述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困境。

  钱佳楠是我喜欢的作者，最初接触她的小说，是发表在《鲤》上的《死的诞生》，觉得想象力实在是精巧，令人惊奇。小说既调皮又沉重，探索了时间与记忆的关系。多年后，我读到卡尔维诺对“轻盈”的定义：“像鸟儿一样轻盈”。钱佳楠的一些小说，是体现出这样的诗意的。像《食人鱼》，一看就是作者上下班无聊，生出诡异而美的梦境来。这些都是精巧的文章，很好，但还不够。若是细心品读一番，会觉得“意犹未尽”——是的，鸟儿有雏形了，但它的重量还没有被人清晰地感知到。读者是不应该满足于作者的精巧的想象力，理应要求更多。

  书上的序言和后记，我都很喜欢，弥漫着很浓重的哀伤，对死亡和时间流逝无可奈何。作者却又倔强得很，“让我们存在过的印迹和生命留下的启示，不至于全被时间偷走”，这真是了不起的野心。从《回家的第三条路》起，钱佳楠一直在努力地重构着“存在过的印迹和生命留下的启示”。有童年的温情和恐惧，也有贫穷所带来的不堪与绝望。《河上有座桥》是值得注意的小说，虽然从技巧方面上来讲，它显得稚嫩，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把玩的细节：一群小学生发现桥上有个洞之后，便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去探索洞里乾坤。钱佳楠就是如此，以自己的生命的体验去探索上海这座城。在《一颗死牙》里，她把刀子剜向自己，把贫穷所带来的不堪，一一呈现。这篇小说里体现出她的敏捷的细节捕捉能力。我喜欢这样“冷漠无情”的文章，因为它可以说是揭示了作者作为小说家，未来可以成长到何种地步。

  王德威评论阿城，“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关心，这一姿态，似远实近，是阿城写作的特色”，钱佳楠身上也有类似的特质。像阿城那样写作，太难，但我希望她能像奥康纳那样写作，对人性认知更深刻，态度更冷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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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公式，并不神奇

  作者：Greenwicher 发布时间：2014-12-06 18:14:46

  更多，请见

  我的个人网站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任何高度复杂化的体系都是由最基础的要素逐渐丰富构建所得的，而当越来越多的新手打算进入一个『世界』当中之时，这个『世界』一定是产生了某种有趣的东西足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新手。换句话说，这时的『世界』已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了。复杂的『世界』不容易理解，而当你把它拆分还原为最初的形态，把握最本质的东西，问题便变得简单了。不仅如此，如果可能的话，进行进一步推衍，可以试图重现已有的元素和发现未知的元素。信息、知识以几何增长的速度充斥着这个世界，若迷乱于这复杂的表象之中，以有涯随无涯，则殆矣。有些问题，不是你想的不够复杂，而是你想的不够简单。技术分析，量化投资无疑增加了投资的复杂度，同时敏感度又十分大，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是好的方法。万变不离其宗，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也增加了这个世界的趣味性。但各种大路之中，目的一定最终都是朝向罗马的，大部分路径可能都有着相同的特征，而把握的本质便是去伪存真找出最关键的因素出来。具体到股票投资而言，选股选时是最基本但最重要的两个决策。《股市稳赚》主要介绍了如何利用神奇公式进行选股，具体本书的思维框架请见

  http://goo.gl/hNTLCr

  。

    之所以说，神奇公式并不神奇，是因为神奇公式所体现的背后思想是一个普世的真理，低买高卖便能获取超额收益。神奇公式便是通过投资回报率发现一家质优的好公司，通过收益率发现一家价低的好股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首先，如何定义投资回报率以及收益率？*本文作者在附录中有提到他认为的指标，即投资回报率=EBIT/（净流动资本+净固定资产），收益率=EBIT/企业价值。好的指标需要有很好的财务会计理解，辅以普世真理即可。豆瓣上有个『神奇公式』小组，组长土丁记录了他自己两年多来的选股记录，并且提供了自己的指标（详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2275731/

  ][点我])。*其次，如何把握神奇公式的结果一定准确？*这里需要安全边际的概念，即选择严重低估质优的股票，至于如何选择，大致选择排序最前的股票就可以。但个人也得注意一些异常的数据，如果能在最终购买之前研读相关股票的报表公告和分析基本面的话最好。

    然而，神奇公式的有效性也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因为一是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等待市场先生回归理性，二是这个等待的截止日期不确定。换言之，如果最终确实上涨了，那是因为你等到了市场理性回归，若目前还未上涨，那是因为时机还未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建议神奇公式的信徒一定要矢志不移的信服，显得有些可疑，至于最终信或不信是你自己的问题。至于我本人而言，我觉得神奇公式还是可信的。一是其中的内在逻辑值得信服，就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可能各有理解。二是我大致回测了土丁神奇公式小组的股票记录，表现确实不错。唯一不足的就是，何时卖出并没有很好的依据。一种可能的指标可能是看股票排序过去一段时间的下降速度是否增大，若增大很有可能是市场即将回归理性。这一思路也可以反着用，即通过股票排序上升速度来看某一股票最近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市场不理性。其次，神奇公式最好还是只是作为选股的一个前期筛选器，后期还是需要研读财报和分析竞争优势，壁垒来判断基本面的。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神奇公式真的有价值，作者为什么会把它贡献出来？如果大家都知道了，那不会影响神奇公式的有效性么。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作者掌握更加全面复杂的神奇公式。所谓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作者所处的层次可能要比我们高好几层，他有更好的策略来实施。第二，这是一个圈套。如果很多人都使用神奇公式的话，那么作者便可以了解这一类投资者的投资模式，进而有更好的策略针对这种策略来进行投资。第三，作者是一个好人。他希望资源能够得到合理分配，市场最终能够及早理性，好公司能一展宏图，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在赚钱之后这一章，作者就表明了很多赚钱之后做好事的倾向。另外，从资源的合理分配而言，金融市场并不是都做恶的，比如索罗斯导致的亚洲金融风暴，从某种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是件坏事，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只有有了问题不纠正才会出现问题，如果纠正了便不会出现。这时，便有好事者替天行道，敲醒不愿直面现实的人们，赚钱只是最终的副产品（当然，最后这些钱还是会以合理的方式流入到社会需要资源的地方）。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总体而言，本书的目的是*在了解公司、投资、股市、股票的本质基础上，利用市场先生短期的非理性，通过神奇公式筛选出质优价低的股票，长期持有（股票组合的数量因投资人专业能力而异，持有时间因避税等等而异）直至市场先生重新回归理性，给予质优价低股票合理的价格牟取盈利。*本书重在选股，以及信念的树立，选时（尤其卖出）方面讲的比较少。虽然拥有神奇公式可以一劳永逸，但是作者一直申明对你所做决策一定要明白理解，想得通透才可以。本书小巧精简，也不啰嗦，通过柏拉图式的自问自答逐渐寻求真理。提一个好的问题远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对当前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的足够了解是发现问题的基础，时时审视自己，构造逻辑链，推理链。真理在很长时间内是一成不变的，寻求到了真理，把握住便成功了。本书值得多读多品味，其实神奇公式的初衷便是发现质优价低的股票，而如何发现才是最关键的，这一步需要对财务会计有很深的理解才能构建自己的指标。关于神奇公式筛选机制的应用可以参考：

    + ［

  http://www.douban.com/group/423430

  ][豆瓣神奇公式小组]

    + ［

  http://www.ichangtou.com/#filter:main.html

  ][长投网的搜搜栏目]

    + ［

  https://github.com/prstcsnpr/qmagicformula

  ][土丁的神奇公式中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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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31 16:01:00

  一、《礼记》的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小戴记》，凡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编纂。[1]

  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17篇……而瑕丘萧奋以《礼》（案亦指《仪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据《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守。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可见戴圣师事后仓，本为今文《仪礼》学博士。

  然而《仪礼》仅17篇，而其中《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实际只有15篇。这15篇所记又大多为士礼，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大一统而欲建立一整套礼仪制度的西汉王朝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汉代的礼家从当时流传的有关礼的《记》文中吸取材料，以补《仪礼》经文之不足，就是很自然的事。

  当时有关礼的《记》文是很多的。洪业先生有“《记》无算”的说法，曰：

  所谓记无算者，以其种类多而难计其数也。且立于学官之礼，经也（案即指《仪礼》），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兹姑略举其他。案《汉书·艺文志》列《礼》十三家，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明云“记”者，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记”；“《曲台后仓》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是亦皆记也。至于“《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中庸说》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礼记》中者，是亦记之属欤？又《礼》家以外，《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类之记也。略举此数端，已见“礼记”之称甚为广泛矣。[2]

  如此众多的记文，礼家根据需要，选抄一定的篇数，以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49篇之《礼记》，以及戴德的85篇之《礼记》。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见前引《汉书·儒林传》），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大戴礼记》。

  戴圣的49篇《礼记》，据郑玄《礼记目录》，每篇都有此于《别录》属某类的记载。如《曲礼上第一》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通论”，《王制第五》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等等。《别录》是刘向所撰，由郑玄《目录》所引《别录》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礼记》49篇的抄辑时间，当在成帝命刘向校书之前；其二，由《别录》的分类可见，49篇之《礼记》确系从各种记文中抄合而成。如《月令第六》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第十四》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说明这二篇都是抄自《汉志》“《礼》家”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第十九》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说明此篇是抄自《汉志》“《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又《哀公问》一篇，文同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于孔子》篇，《汉志》的“《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是可见大、小《戴记》名异而实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诸篇盖亦如此，只是今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处罢了。

  《礼记》49篇自戴圣抄辑编纂成书，在其辗转传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盖因传抄者有意无意地对其进行改字、增删所致。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后仓之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议中皆引用得有《记》文，其中见于《礼记》者，当即戴圣所辑《礼记》初本之文。《石渠阁奏议》今已不可见，而《通典》中尚保留有当时的若干材料。如《通典》卷83《初丧》记闻人通汉引《礼记·杂记上》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今本《杂记上》则曰：“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通典》所载闻人通汉之语盖约《杂记上》之文，而“赴”字今本作“讣”，则当为传抄者所改。又《通典》卷73《继宗子议》记闻人通汉引《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此条为今本《礼记》所无，颇疑为《礼记·曲礼》初本之文而为后人传抄所删或所遗漏。又《说文》中亦有若干条引用《礼记》的材料，其所引亦有类似的情况。如《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说文句读》以为此所引是《礼器》之文。而今本《礼记·礼器》此条曰：“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者也。”《说文》所引，盖约《礼器》之文，然今本无“士二”之说，则可能为传抄者所遗。又《亻部》“偭”字注曰：“《少仪》曰：‘尊壶者偭其鼻。’”而今本《礼记·少仪》此句作“尊壶者面其鼻”。是《说文》所据本之“偭”字，今本作“面”，显为传抄者所改。

  关于这一点，大量的证据，还在今本《礼记》郑《注》中。郑《注》于《礼记》正文某字之下，往往注曰：“某，或为某”，或“某，或作某”。陈寿祺曰：“郑氏《礼记注》，引出本经异文，及所改经字，凡言‘或为某’者，《礼记》他本也。”[3]兹仅从《曲礼上》中举出数例。“宦学事师，非礼不行”，《注》曰：“学，或为御。”“席间函丈”，《注》曰：“丈，或为杖。”“跪而迁屦”，《注》曰：“迁，或为还。”“其饭不泽手”，《注》曰：“泽，或为择。”类似的例子，仅《曲礼上》中就有十余条之多。据台湾学者李云光先生统计：“如此者，全书《注》中共计二百零六条。其中时有一字连举二种异文者，如《檀弓》云：‘袵每束一。’《注》云：‘袵，或作漆，或作髹。’《郊特牲》云：‘乡人裼。’《注》云：“裼，或为献，或为傩。’此一字而举二或本异文者，共十一条。”[4](P38)由上可见，《礼记》在其流传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异本、异文之多。

  《礼记》在汉代流传过程中之异本，见于文献而今可考者，有刘向的《别录》本。《释文·序录》自注曰：“向《别录》有49篇，其编次与今《礼记》同。”案刘向校书在二戴之后，经刘向校后的《礼记》，与戴圣的初本自不能无异。《汉书·儒林传》曰：“小戴圣授梁人桥仁季君、杨荣子孙（师古《注》：‘子孙，荣之字也。’）……由是……小戴有桥、杨氏学。”而《后汉书·桥玄传》曰：“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案‘德’乃‘圣’字之误）学，著《礼记》章句49篇，号曰桥君学。”是《礼记》又有桥氏本。而杨荣既与桥仁同师于小戴，且学成后亦独自名家，则可见《礼记》当亦有杨氏本，不过史书缺载罢了。据《后汉书·曹褒传》，褒“持庆氏《礼》”，又“传《礼记》49篇，授诸生千余人”，是《礼记》又有曹氏本。据《后汉书·马融传》，马融所注诸经中有《三礼》，当是兼《周礼》、《仪礼》、《礼记》而言。又据《释文·序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礼记》是也。”是《礼记》又有马融校注本。据《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所著书，有《三礼解诂》，是亦兼《周礼》、《仪礼》、《礼记》言；又载卢植上书曰：“臣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敢率愚浅，为之解诂。”《释文·序录》即载有“卢植注《礼记》二十卷”，可知《礼记》又有卢植校注本。至于流传于当时而今已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几。而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将当时流传的《礼记》的各种本子相互参校，并为之作《注》，从而使《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

  郑玄校订《礼记》的一大特点，就是既于诸异本、异文中择善而从，又在《注》中存其异文。正如李云光先生所说：“郑氏不没别本异文，以待后贤考定，亦多闻缺疑之意，与他家之有伪窜经文流传后世者异其趣矣。”[4](P42)又李氏对于郑玄校书的体例和方法，考述至为详密，其《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之第二章，即专论郑氏对《三礼》之校勘，凡十节，兹仅录其目如下：

  第一节　以别本校之

  第二节　以他书校之。其中又有三细目。曰：

  一、以所引用之书校之

  二、以相因袭之书校之

  三、以相关之书校之

  第三节　以本书内他篇经文校之

  第四节　以本书内上下经文校之

  第五节　以字形校之

  第六节　以字音校之

  第七节　以字义校之

  第八节　以文例校之

  第九节　以算术校之

  第十节　以审定正字之法校之

  其中仅第九节“以算术校之”未举《礼记》之例。是可见郑校《礼记》体例之严密。

  郑玄不仅对《礼记》49篇之文字进行校订，又对《记》文作了注解。郑玄的《注》，博综兼采，择善而从，且一反有汉以来学者（尤其是今文学家）解经愈益烦琐化的趋势，而欲“以一持万”，“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5]力求简约，以至于往往《注》文少于《记》文。如《学记》、《乐记》2篇，凡6495字，而《注》仅5533字；《祭法》、《祭义》、《祭统》3篇，凡7128字，《注》仅5409字，等等。这种“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而又至为简约的《注》，比起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万言”，致使“学徒劳而少功”[6]的繁琐的旧《注》来，其优越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郑注本《礼记》一出，即深受广大学者欢迎。与此同时，篇目繁多的《大戴礼记》，则很少有人研习，后来逐渐佚失，到唐代，原书的85篇，就只剩下39篇了。

  至于郑注《礼记》的体例，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中，自第三章至第六章，凡78节，作了详密而出色的考述。又已故学者张舜徽先生在其所著《郑氏校雠学发微》和《郑氏经注释例》中[7]，对于郑玄校注《礼记》的体例考述亦精，读者可参看，兹不赘述。

  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礼记》学

  东汉末年，由于党锢之祸迭起，嗣后继之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经学急剧衰落。然而郑玄所注诸经，当时称为郑学，却大行于世。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在此儒风寂寥之际，唯郑学“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矣。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又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8]据刘汝霖考证，曹魏所立19博士，除《公羊》、《谷梁》和《论语》三经外，《易》、《书》、《毛诗》、《仪礼》、《周官》、《礼记》和《孝经》，初皆宗郑学[9]，是皮氏所谓郑学“小统一时代”，确非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礼记》本是附属于经（《仪礼》）的，而自郑玄为之作《注》以后，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而魏时又第一次为之立学官。《礼记》在经学中这种地位的变化，实由郑《注》的影响所致。

  然而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王肃亦博通今古文经学，并遍注群经（其中包括《礼记》30卷，见于《释文·序录》、《隋志》以及二《唐志》），却处处与郑玄立异，有“集《圣证论》以讥短玄”[10]，当时称为王学。王肃党于司马氏，其女又嫁给了司马昭，因此凭借政治势力和姻戚关系，其所注诸经“皆列于学官”[10]。案司马氏控制曹魏政权，当是在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了曹爽之后，第二年即改元为嘉平，是王肃所注诸经立学官，盖不早于嘉平年间，这时已是曹魏中后期。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临幸太学，问诸儒经义，帝执郑氏说，而博士之对，则以王肃之义为长，“故于此时，王学几欲夺郑学之席”。[11]

  晋承魏绪，崇奉儒学，而尤重王学，因此魏晋之际郊庙之礼，“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12]，而不用郑氏说。然王学之盛，仅昙花一现。到了东晋，王学博士俱废。元帝初年，简省博士，“博士旧制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12]（《荀崧传》）。而所置九博士，除《周易》、《古文尚书》、《论语》、《孝经》，则皆宗郑氏[13]。可见东晋经学虽衰，郑学则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三礼》中惟独盛行于两汉的《仪礼》未立学官，原来附属于《仪礼》的《礼记》反而立了博士，可见《礼记》学的传习，已胜过《仪礼》了。

  南北朝时期，天下分为南北，经学亦分为南学、北学。据《隋书·儒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于《三礼》，则“同遵于郑氏”。南朝疆域狭小，人尚清淡，家藏释典，经学益衰。到梁武帝时，始较重视经学，经学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但到了陈朝，又迅速衰落了。南朝的经学，最可称道者，要数《三礼》学了。《南史·儒林传》于何佟之、严植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俊、皇侃、沈洙、戚衮、郑灼诸儒，或称“少好《三礼》”，或称“遍习郑氏《礼》”，或称“尤明《三礼》”，或称“尤精《三礼》”，或称“通《三礼》”，或称“善《三礼》”，或称“受《三礼》”，而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诸儒，也都以礼学称名于世。

  北朝经学，稍盛于南朝，其间如孝文帝、周武帝，崇奖尤至。北朝号称大儒，能开宗立派的，首推徐遵明。徐遵明博通群经，北朝诸经传授，多自徐遵明始。据《北史·儒林传·序》说：“《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遵明的《三礼》学传于李铉等人，李铉又传于熊安生等人，安生又传于孙灵晖、郭仲坚、丁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诸儒尽通《小戴礼》（案即指《礼记》），于《周》、《仪》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见北朝诸儒于《三礼》中，尤重《礼记》学。

  又南北学虽趣尚互殊，而治经方法，则大体相同。汉人治经，多以本经为主，所作传注，本为解经。魏晋以后人治经，则多以疏释经注为主，名为经学，实为注学，于是义疏之体日起。我们只要稍翻看《隋书·经籍志》和《南史》、《北史》之《儒林传》，即可见南北朝时期义疏体著作之多。其间为《礼记》郑《注》作义疏而声名较著者，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隋志》著录皇侃《礼记义疏》48卷，又有《礼记讲疏》99卷。熊安生《礼记义疏》30卷，见于《北史·儒林传》。皇、熊二氏的《义疏》，即为唐初《礼记正义》所取材。

  隋、唐天下统一，经学亦归于统一。隋朝祚短，经学罕可称道者。隋立博士，《三礼》仍宗郑氏。然据《隋书·儒林传》所载，以礼学名家者，惟称马光“尤明《三礼》”，褚辉“以《三礼》学称于江南”而已。又隋朝大儒，共推刘焯、刘铉，二刘于诸经皆有《义疏》，并曾“问礼于熊安生”，然并非礼学专门。

  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经学，于是自汉末以来经历四百年后，经学重又振兴。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古久远，文字多讹谬，诏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师古奉诏校订经文，撰成《五经定本》。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以统一经说。贞观十六年（642年），书成，凡180卷。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于是有诏更令裁定，功未成。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诸臣考订，加以增删，永徽四年，始以《五经正义》之名正式颁布于天下。据《新唐书·艺文志》，《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16卷（据《旧唐志》则为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6卷（据《旧唐志》则为37卷），总计182卷（据《旧唐志》则为181卷）。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书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于是天下之士民，皆奉以为圭臬。自汉以来，经学的统一，未有如此之专者。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于是《三礼》之学，在唐代形成了《礼记》独盛的局面。《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侃《义疏》为底本，以熊安生《义疏》为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批评皇、熊二氏之书说：“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益乱也。皇氏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可见孔颖达之学宗郑氏，而偏尚南学。又唐人之《正义》，守《疏》不驳《注》的原则，因此《四库提要》批评说：“其书务伸郑《注》，未免附会之处。”[14]

  三、宋元明时期的《礼记》学

  由上可见，《礼记》之学，自汉末至隋唐，除魏晋之际一度几为王学夺席，皆以郑学为中心。然而这种情况，到北宋庆历以后，为之一变。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案作者为刘敞）出，而稍稍新奇矣。至《三经新义》（案作者为王安石）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15]可见庆历以后，宋儒治经，务反汉人之说，治《礼记》亦不例外。皮锡瑞说：“以礼而论，如郊湜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案参见《礼记·祭法》‘有虞氏湜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下郑《注》及孔《疏》所引王肃《圣证论》之说）。湜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参见同上郑《注》及陆淳《春秋纂例》卷一所引赵匡说）。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8]（《经学变古时代》）案皮氏所举之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论，宋人的《礼记》学不再宗郑《注》，则于此可见一斑。

  宋儒治《礼记》而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当推卫湜。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日编月削，历三十余载而成。《四库提要》说，该书“采摭群言，最为该博，取去亦最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14]从《提要》的评价，可见此书的价值。然此书不宗《注》《疏》，以《注》《疏》与所采众家相并列而举之，亦宋学风气所使然。

  宋人不仅不信《注》《疏》，进而至于疑经、改经、删经，或移易经文。如《礼记》之《大学》篇，先有二程“为之次其简编”，继而朱熹为之“更考经文，别为次序”，[16]即其显例。又程、朱既以倡明道学自任，因此特重《大学》、《中庸》，将此二篇从《礼记》中抽出，以与《论语》、《孟子》并行，以为这是道统之所在。朱熹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合称《四书》，遂使《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而独自成学。朱熹死后，朝廷以其所撰《四书》立于学官，于是《四书》亦为一经，此亦可谓《礼记》学之一变。此后治《礼记》而宗宋学者，即皆置《大学》、《中庸》二篇而不释（如元陈澔的《礼记集说》即其例），且于其原文亦不录，以示对朱熹《章句》的尊崇，遂使《礼记》由49篇而变为47篇了。

  元代崇奉宋学。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了“考试程式”，即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熹《集传》为主，《尚书》用蔡沈（朱熹弟子）《集传》为主，《周易》用程颐《传》和朱熹《本义》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为主（案胡安国学宗二程），《礼记》用郑《注》、孔《疏》。[17]由此可见元人经学所尚。然因二程、朱熹于《礼记》无所作，故仍用古《注》《疏》。所立考试科目，《三礼》亦仅用《礼记》，益可见自唐以来，统治者重视《礼记》之学，远胜《周礼》和《仪礼》。

  元儒研究《礼记》之作，影响较著者，当数吴澄的《礼记纂言》和陈澔的《礼记集解》。吴澄当时号称大儒，于诸经皆有注述，其《纂言》到晚年始成。吴氏治经，虽不为朱熹之学所囿，然其注述，于诸经文字率皆有所点窜，而于《礼记》则以意改并，以成“通礼”9篇，“丧礼”11篇，“祭礼”4篇，“通论”11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五书，《投壶》、《奔丧》篇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改并旧文，俨然删述。”[14]可见吴澄之学，实蹈宋学之迹。陈澔《集说》，浅显简明，然详于礼义而疏于名物。据《四库提要》，其父大猷师事饶鲁，饶鲁师事黄榦，黄榦为朱熹高足弟子，且为朱熹之婿，是陈澔之学渊源甚明[14]。可见《礼记》一学，虽科举用古《注》《疏》，而元儒之研治者，学风已大变。

  明人所颁“科举定式”，经书所主，仍沿元代之旧，《礼记》仍用古《注》《疏》。到永乐年间，《礼记》始改为“止用陈澔《集说》”。[18]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命胡广等修纂《五经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书即告成，计有《书传大全》10卷，《诗经大全》20卷，《礼记大全》30卷，《春秋大全》70卷，《四书大全》36卷。成祖亲为制《序》，颁行天下，科举试士，以此为则，而“废《注》《疏》不用”[18]。皮锡瑞批评说，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得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不过“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而所取之书，不过是“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盛”。[8]（《经学积衰时代》）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42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可见明代经学，不过宋学之遗，而较元为尤陋。明人关于《礼记》的著作，见于《四库存目》者甚多，然几无可称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礼记通解》22卷，“于郑义多所驳难”[14]，是亦宋学习气也。

  四、清代的《礼记》学

  清代号称汉学复兴，然清初仍是宋学占上风。顺治二年（1645年）所定试士例，“《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澔《集说》”[19]，是仍袭元、明旧制。然清初私学，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已启汉、宋兼采之风。如王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著述宏富，于礼则有《礼记章句》。其后治《礼记》者，如万斯大撰《礼记偶笺》，郑元庆撰《礼记集说》，方苞撰《礼记析疑》等，皆杂采汉、宋之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其中《礼记义疏》82卷），广摭群言，混淆汉、宋，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打破了元、明以来宋学对于经学的垄断。其时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博采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实亦汉、宋兼采之作。

  清代真正以复兴汉学为标帜的，始于乾嘉学派，这是清代的古文经学派。然乾嘉学派重考据，《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之盛。如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仅自《檀弓》撰至《杂记》），短促而不具大体；朱彬的《礼记训纂》，又过于简约，远不及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严密详审。道、咸时期今文经学派崛起，则又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对于《礼记》的研究，不过重在其中若干篇（如《礼运》、《王制》等）的“微言大义”，以宣扬所谓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虽号称“经学复盛”[8]（《经学复盛时代》），然于《礼记》之学的研究，则未堪其称。清人于《十三经》，唯《礼记》无新《疏》。

  原文参考文献：

  [1]杨天宇.论礼记49篇的初本确为西汉戴圣所编纂[J].孔子研究，1996，(4)：56-63

  [2]洪业.礼记引得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转引自陈乔樅.曲礼上[A].礼记郑读考[M].《清经解续编》本.

  [4]李云光.郑氏三礼学发凡[M].台湾：学生书局，1967.

  [5]郑玄.诗谱序[A].毛诗正义：卷首[M].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6]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张舜徽.郑学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84.

  [8]皮锡瑞.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刘汝霖.三国·魏·文帝·五年甲辰[A].汉晋学术编年：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陈寿.魏志·王肃传[A].三国志：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马宗霍.魏晋之经学[A].中国经学史：第七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4.

  [12]房玄龄等.志第九·礼上[A].晋书：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杜佑.礼十三[A].通典：卷五十三[M].《十通》本。

  [14]纪昀等.经部·礼类三·礼记[A].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王应麟，经学[A].困学纪闻：卷八[M].

  [16]朱熹.大学章句序及首章[A].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宋濂等.选举一·科目[A].元史：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张廷玉等.选举二[A].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选举一[A].清通典：卷十八[M].《十通》本.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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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元的平民公主

  作者：leechau 发布时间：2010-04-14 12:34:53

  有限元法现在是结构分析的主流技术，但多少有点被神秘化了，这本书告诉我们，有限元就是一行行的代码，任何人都可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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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的情与意志

  作者：北溟鱼 发布时间：2017-04-26 09:59:00

  读《史记》，时时都有司马迁。哪怕他并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你跟着他，他叫你，看这个，看那个，他叫你大概看看，他叫你仔细听好，你都亦步亦趋地跟着。篇章终了，你会期待听到他的解读，你会深深回味他的一点感想——太史公曰。

  后世史官觉得这个格式很好用，于是依样画葫芦，也在篇章最后留下传论。讲道理，谈得失。但这是一份工作，要讲“政治正确”，只能戴着镣铐跳舞。班固在《汉书》里写《司马迁传》，几乎原文照搬了司马迁自己写的《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但在《汉书》里，丢掉了重要的一句。司马迁评价孔子的《春秋》，说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然而在班固这里，“贬天子”一句不见了。

  甚至，班固在《司马迁传》的传论里，专门批评了司马迁的这种“张狂”。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认为司马迁崇尚道家黄老多于儒家六经，花了许多笔墨来写游侠刺客之类不法之徒，又写了货殖列传讲有钱人怎么发达，这是嫌贫爱富。

  但正因为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司马迁以后无来者的共情能力表达了对于卷入历史的人之理解，之同情。“古今”之变，也因此在它一步步走来的时候有血肉，有温度。他写刘邦，游手好闲，爱酒好色，出了事儿就会大叫，咋办啊！然而他也写英雄气概。项羽一箭当胸，射中刘邦。刘邦痛弯了腰，却掩饰说，被射中脚趾了哟！

  他写刺客，写游侠，写倡优，儒家传统里值得、不值得注目的，他都写。在这点上，司马迁不为任何学说摇旗呐喊，诸子百家，读书人与屠狗辈，他有足够大的胸怀去容纳，去理解，去共情。

  他有这样的心气与可能。司马迁虽然是“体制”里的人，但写史书于他，不算公务。司马迁做太史，用他自己的话讲，职责是“掌天官”——管天文历法的官。所以，在《汉书》里，我们看到他出场是与壶遂联名上的一封奏议，建议改历，于是才有汉武帝时候的“太初历”。写历史，写《太史公书》是私活，这样一点腾挪辗转的空间，加上汉初残存的那点意识形态领域的缝隙，让他能自由地取舍官方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古书分“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史是史书，子是成一家之言的诸子百家，而集，是文人的作品。《史记》自然是史部，但它又其实无法分类。它是历史，是看过成败兴亡，经历过风光与不幸的司马迁对于古今、天人的“一家之言”，也是文章家司马迁咏史、述怀的经典散文。

  司马迁写《孔子世家》便去鲁，去曲阜看孔子庙堂的车服礼器，看习礼的儒生，与他们一同讲学，所以他对于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仰慕才有比套话更多的真诚；他写《魏世家》写《信陵君列传》就去魏国曾经的都城大梁，看遗迹，依然居住在那里的人告诉他，秦破大梁，引河沟而灌，三月城坏。秦破大梁，不仅是材料里干枯的文字，还是他亲自到达过的场景。

  所以，《史记》当然是历史材料，是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殷殷托付的家族野心，是他作为学问家，眼光、学识与能力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与他的生命实践融为一体的立场。有人叫这种“立场”为“史观”，但在司马迁这里，“历史”已经超过了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是他的经验，也是他对于世界的判断。

  《史记》有一百三十篇，有十篇因为各种原因有录无书，但是从司马迁对于一百三十篇的编排，总可以大概窥探他的“立场”与他的“意图”。本纪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讲“为公”——尧老了，要找继承人，“贵戚及疏远隐匿者”都一视同仁。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讲“孝”——周太王有儿子三人，太伯，仲雍，季历。季历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的父亲，周太王爱季历，想要他做继承人，太伯与仲雍不忍父亲为难，一气跑到了吴地。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仁”——孤竹国的国君有两个儿子，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结伴跑了。原想定居西岐，武王伐纣，扣马而问，“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也不能力挽狂澜，于是采薇首阳山，求仁得仁，饿死了。

  有时候，他的立场更过于强烈，甚至跑到“事实”的对面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在《赵世家》里留下的那个“赵氏孤儿”的故事，多半是编的，而司马迁，必然看过另外的，更冰冷，也更符合常理与逻辑的版本。赵庄姬策划了赵家的覆灭。她与赵朔的叔叔赵婴私通，被赵家人发现，驱逐了赵婴。恼羞成怒而手握权力的公主庄姬告发赵家谋反，赵家倾巢之覆。

  但司马迁的故事里，赵朔被奸人屠岸贾陷害，庄姬留下遗腹子，在家臣程婴的忍辱负重中长大。在这个故事里，司马迁写了一个细节对话，公孙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孰难？”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这是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关于他为什么选择自请腐刑免去一死。为了意气，尊严去死，自然是高尚的，但高尚而脆弱。忍辱负重可以完成襟抱里尚且幼弱的志向，那就忍。不管咽不咽得下去。

  中国有“写史”的传统，“历史”是对于世道最后的冷酷而公平的批判。法律尚且还要讲“诉讼期限”，但历史是没有的。每一笔下去都是最终审判。所以我们读史书会读到这样的段落：楚共王死之前，心心念念不忘他死后的谥号——历史对他的结论。他招来大臣，给了他们两个选择，“灵”或者“厉”。都是恶谥。哪怕楚共王在以退为进，但起码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在“地狱”的概念尚且还没有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对一个人最有力，也最严厉的申戒是历史。

  司马迁的时代，对于“历史”不大友好。秦朝有一个高效而野蛮的措施，来对付历史手里的利剑——“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到了汉代，承秦制，虽然没有高压政策，却也没有恢复先秦的史官传统。但眼光卓绝的父亲司马谈承担起了这份额外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传给了儿子。作为作者，司马迁的目标是作“礼”的周公，作“春秋”的孔子，是绍明是非，善恶，贤与不肖，德行与规则的准绳。所以，在《太史公书》里，司马迁两次提到了“获麟”——孔子作《春秋》绝笔那年捕获了一头麟，在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元狩元年，这头神秘而寓意丰富的瑞兽又一次出现了。司马迁认为这是对他使命感的肯定与昭明，于是这也是他预备将要搁笔的时候。

  他既然拿了这支笔，便不辜负。

  前些年，各种各样的“某某某说史记”很流行，我也听过。但这些打着讲“史记”旗号的讲座，只把《史记》当做一个八卦故事的一种来源，既不告诉你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写，也不告诉你他怎样把他看见的材料组织成现在我们见到的《史记》篇章。他以怎样的宗旨做裁剪，他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的细节。一百三十篇《史记》，在“某某某说史记”中，不过是历史故事大全。

  但这恰恰是最买椟还珠的一种读法。司马迁所见到的材料，大多数我们也能见到。《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春秋公羊传》，《左传》（他也许看过也许没有？）诸子百家之言，甚至，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金石碑刻，看到了各种各样出土的帛书简册，睡虎地的秦简，清华简系年……我们拥有甚至比他更多的材料去补充和反驳他的叙述。这是我们用两千年换来的珍贵机会，去逼近他通过裁剪、安排所传达的“意图”。这就是读懂。也是司马迁自己讲过的他等待的读者——“后世圣人君子”（挟时间之便，况且打肿脸充当一会儿）。

  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说书人，是我们后人的无知与敷衍。司马迁，他不提供茶余饭后的八卦材料，他也不等待庸俗。他以不寻常的毅力与忍耐，等待不可能的到来，哪怕他死了再也看不见，他也期待后来的圣人君子读懂他，也读懂他所指向的是非和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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