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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刘浦江：《辽史》的纂修与整理（外一篇）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08:54:26

  研究辽代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尽管契丹立国两百余年（907-1125），但存留至今系统记载辽朝一代史事的可靠文献，惟有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而已。且从辽人编修本国史至今本《辽史》之纂成，又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辽朝的“实录”编纂

  辽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虽有修起居注、日历的记载，但似未形成制度，亦未成书，其官修史书仅有“实录”可考。据《辽史》记载，辽朝曾先后四次纂修实录。最早的一次由枢密使室昉监修，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同修，于圣宗统和九年（991）撰进《实录》二十卷。第二次由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监领，命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等编集自契丹建国前遥辇可汗至兴宗重熙以来事迹，至重熙十三年（1044）亦修成《实录》二十卷。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进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卷数不详。第四次就是辽末耶律俨纂修《皇朝实录》七十卷。

  《皇朝实录》编纂于辽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年间。《辽史·耶律俨传》称俨寿昌中“修《皇朝实录》七十卷”，《王师儒墓志》谓师儒于寿昌六年（1100）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国史已绝笔”。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录》，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年。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照理说，寿昌六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乾统三年再修实录，可能是命耶律俨续修道宗一朝。至于其最终成书时间，也有线索可寻。《天祚纪》乾统六年十二月有“封耶律俨为漆水郡王，余官进爵有差”的记载，虽未说明事由，但从时间及封爵对象来判断，估计此次封爵的起因很可能与《皇朝实录》成书进呈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而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据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研究，耶律俨《皇朝实录》篇目之可考者，既有从太祖至道宗的各朝帝纪，又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等专志，还有《后妃传》等列传。其他几部“实录”虽有记事详略的不同，但从它们的内容断限来判断，大概也都是纪传体的国史。熟悉中原王朝修史制度的人们也许会心存疑问，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为“实录”呢？其实这种情况在辽朝并不奇怪。由于契丹汉化程度有限，像这样误用汉式名词术语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譬如，宰相、三师、三公、京师等名号的滥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历代王朝的宰相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而契丹人却误将其当作一个固定的职官名称来使用，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而且在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可见其使用之滥。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三公名号，辽朝除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还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另外，“京师”一词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但由于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概念，对“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以致辽五京皆有“京师”之称。此外，辽太宗还误封其弟李胡为“皇太子”、道宗时人误称皇孙燕国王延禧为“皇子”，都很能说明问题。元朝史官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沿名之风”，所谓“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袭汉“名”而又“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之为“实录”。

  金朝二修《辽史》

  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第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由辽朝遗老耶律固主持修纂，后成于其弟子萧永祺之手。《金史·萧永祺传》记载：“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据此可知，萧永祺《辽史》亦为纪传体史书，凡七十五卷。据《金史·熙宗纪》，知此书修成于皇统八年（1148）。但当时未曾刊行，后来便再无有关此书的任何消息，估计到元修《辽史》时其稿本早已散佚无存。

  金朝第二次纂修的《辽史》，就是所谓陈大任《辽史》。章宗即位之初，命臣下重修《辽史》，《金史·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乙亥有“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的记载。《党怀英传》于此事始末言之最详：“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关于陈大任与修《辽史》的情况，《章宗纪》也有相应的记载：泰和六年（1206）七月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次年十二月壬寅，《辽史》修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辽史》之纂修，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历经十八年之久，几乎贯穿整个章宗一朝。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指出，这是由于受到章宗朝德运之争的影响，以致《辽史》延宕多年不能成书。金末人修端在《辩辽宋金正统》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冯家昇据此认为，陈大任《辽史》最后并未真正完成，因泰和七年南宋函韩侂胄首请和，臣下指出金当承宋统而不当承辽统，章宗遂罢修《辽史》，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结论恐怕还值得仔细斟酌。章宗时期的金朝德运之争，主要是三派意见相持不下：一派是坚持传统的金德说，一派是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是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自明昌四年至泰和二年，历经十年的反复论争，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既然泰和二年已确定承宋统而不承辽统，当时为何不罢修《辽史》，反倒在泰和六年又命陈大任专修《辽史》？直至南宋开禧北伐失败后向金求和，经臣下提醒本朝“当承宋统”，这才想起来应罢修《辽史》，其间周折似不合于情理。如此看来，修端的上述说法很难让人相信，大概是出自金末士人的某种传闻和附会罢了。

  元修《辽史》与义例之争

  今本《辽史》系元人所修，其成书过程颇为复杂。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就曾建言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讫于元文宗朝，朝廷屡次议修三史，前后不下六七次之多，但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其间的主要分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已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当时史馆中有人主张采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提出的南、北史说，张绅《通鉴续编序》曰：“曩时朝廷纂修三史，一时士论，虽知宋为正统，物议以宋胜国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欲以辽为《北史》，金亦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但主张独尊宋统者则坚持应以宋为本纪，以辽金为载记。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元文类》卷四七载宋本《乡试策问》曰：“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覈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即主张三史各自成书，各为正统，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直到至正三年（1343），时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领衔纂修三史都总裁，才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其中《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自至正三年四月至次年三月，前后费时不到一年，《辽史》就率先告成。五年，《辽史》与《金史》同时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此即《辽史》的最早版本——元至正初刻本。

  今本《辽史》的缺陷

  元人所修《辽史》大概是以金陈大任《辽史》为蓝本，参以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以及其他一些宋代文献而成的。由于辽代文献本身记载欠详，加之元朝史官杂抄史料，仓促成书，使得这部《辽史》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历来评价不高，如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及四库馆臣等都曾指陈过它的缺陷，而尤以近人冯家昇的批评最为尖锐：“今之廿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概括起来说，《辽史》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记事每多疏漏，史实不乏错误。在历代正史中，记事疏漏、史实错误之类的问题本不足为奇，不过《辽史》的情况显得比较极端。元修《辽史》之所以屡遭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但《辽史》中却仅能见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国号大辽”的惟一一条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劄记》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辽史》提要亦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又如关于契丹建国年代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根据今天的研究，阿保机在907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诸如建国年代及更改国号这样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抑或语焉不详，或记载不确，《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不过，《辽史》存在的这些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元朝史官，而主要是原始史料的欠缺所造成的。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已知第一部官修史书是成书于统和九年的室昉《实录》，时距契丹建国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自然难免疏漏。

  第二，篇幅过于简略，内容多有重复。辽朝立国二百余载，若算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则近三百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反观元人所修《辽史》，虽有一百十六卷之多，但由于每卷篇幅很短，内容显得相当简略。若与同时修成的《金史》和《宋史》做一比较，即可看出《辽史》卷帙的单薄。《金史》一百三十六卷，文字至少比《辽史》要多出一倍；《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文字大约是《辽史》的十倍。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又多有重复。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如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屡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传，往往是由本纪、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摘录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货志》的内容大都可以从纪、传中找到出处，且由于抄取不当，内容或有重出。又如元朝史官新设的《二国外记》（包括《高丽传》和《西夏传》），也明显是摘抄诸帝纪的相关内容而杂糅成篇的。由于《辽史》本身篇幅就很简略，加之内容又多重复，这样就不免会脱漏许多重要的史实。

  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惟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点校本与修订本

  《辽史》至正初刻本早已失传，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至正初刻本原貌的本子是《永乐大典》残本所引《辽史》，但仅存本纪十五卷及其他一些只言片语。此后，无论是较早的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还是刻印的明嘉靖八年（1529）南京国子监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本及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乃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百衲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版本问题。

  《辽史》一书先天不足，且又缺乏比较理想的善本，再加之书中含有大量民族语译名，其整理点校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冯家昇先生首先承担起《辽史》点校与整理工作，1970年冯氏去世后，遂转由陈述先生接手，历时四年最终完成了全部点校工作，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经读者近四十年的验证，《辽史》的点校质量堪称上乘，从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

  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和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来的《辽史》点校本逐渐显现出其所存在的缺憾。上世纪初次点校“二十四史”，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众阅读的通行本，诸史点校采用的是以某一版本为工作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这种做法对文字校改主观性较强，且大多不出校勘记，从而抹杀了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可取。如《辽史》即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但在具体点校中，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这并不符合现代的古籍整理规范。另外，这几十年辽史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深度加深，而且还刊布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出土了许多辽代墓志石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文字的释读与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对于《辽史》的整理点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亟须组织学术力量对《辽史》进行重新校订。

  此次《辽史》修订摒弃了原来“工作本”的做法，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对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切忌擅改原文，尽量遵从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质化，严把校勘尺度，尽可能恢复《辽史》的本来面目。在版本校的基础上，此次修订还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注意利用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在内的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尽量参考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够给读者呈现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的《辽史》升级版本，以便学界能够更好地利用此书。

  本文系刘浦江撰，由邱靖嘉整理，发表于2016年5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外一篇】

  杜羽：

  从“天书”到“善本”—— 刘浦江与点校本《辽史》修订

  初夏，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小院里，两棵鹅掌楸亭亭如盖，花儿开得正盛。

  9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也是这个小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开始了点校本《辽史》的修订。此后6年间，他和学生们每周一次的《辽史》读书课，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今年5月15日，点校本《辽史》修订版面世，出版座谈会就选在小院里举行。同学们回来了，同事、同行们来了，可刘浦江不在了。他用尽了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留下了一部全新的点校本《辽史》。

  再修《辽史》，首选一人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读书课上，回顾过往与《辽史》相伴的两千多个日夜，刘浦江感慨万千：“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下这么大功夫去做。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统治了南至燕云汉地、北及蒙古高原的辽王朝，有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但专记辽朝历史的典籍，如今只有《辽史》和《契丹国志》存世。据学者研究， 《契丹国志》是元代书贾的赝作，内容多不可信据。这使得元代官修的《辽史》显得更加弥足珍贵。然而，《辽史》的编纂质量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辽史》是‘二十四史’中编得最糟的一本，这已经成为定论了。我们年轻时读民国时影印的百衲本《辽史》，简直就像看‘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宋史专家王曾瑜说，《辽史》记事疏漏、错误很多，再加上人名、地名复杂，给学者带来了很多麻烦。

  1974年点校本《辽史》的出版，使这种情况有了改观。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果之一，史学家冯家昇、陈述点校的《辽史》，一直是 40多年来最为可靠、易读的《辽史》版本。“经过冯家昇和陈述两位先生的不懈努力，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了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在修订版《前 言》中，刘浦江这样评价两位前辈的工作。

  点校本《辽史》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为了避免“烦琐考据”的指摘，点校本《辽史》没有严格按底本校勘，而且大多不出校勘记，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只能略加参考。2005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开始筹备修订，《辽史》修订也在其中。对于修订主持人，学界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浦江。

  刘浦江的本科同学李鸿宾记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刘浦江就表现出对文献学浓厚的兴趣。1988年，在史学家邓广铭的力荐下，27岁的刘浦 江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古史中心，几年后就在辽金史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渐成长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既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又有深厚的文献功底，是同行对刘浦 江一致的评价。这正符合点校本修订对主持人的要求。

  “历史典籍的整理校订，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靠的是硬碰硬的学术成果。此次《辽史》的修订，是将历史研究带入史籍校订的突出范例。”同事邓小南说，点校本《辽史》修订版凝聚了刘浦江对辽代历史的深厚心得，也凝聚着他建设学科标准，树立学术典范的全部心血。

  小院修史，人才传承

  2007年5月，刘浦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小院里开设了《辽史》读书课，修订团队随之组成——成员就是历史系的学生。

  邱靖嘉记得第一次《辽史》读书课的情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刘浦江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 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从此，每到周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分头点校的同学汇集到中心小院，对着投影，将负责点校的内容逐字逐句诵读出来，在刘浦江的带领下，逐一 讨论定稿。2013年6月，几十万字的《辽史》终于读完了，刘浦江又独自承担起全书统稿的重任。几个月后，他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

  “他在病中继续统稿，预期半年完成。实际上，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回忆，在化疗间隙刘浦江坚持工作，于2014年11月又提交了前言定稿、凡例及引用文献。

  一个多月后，2015年1月6日，刘浦江去世，年仅54岁。根据他在病中的嘱咐，学生们完成了未尽的修订工作。如今，修订版《辽史》呈现在读者 面前，从数百处标点改动、千余条校勘记增补删减中，人们不难看到它的学术价值。人们看不到的，是修订团队12名青年学人的成长。九年前，他们都是学生，现 在他们是教师、是研究员，是辽金史研究的未来。

  “刘浦江教授是中青年历史学者的佼佼者，可惜英年早逝。不过他的著作将长远地流传下去，他的衣钵也将在他的弟子们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宋德金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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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前辈致以敬意！

  作者：monna 发布时间：2015-05-05 22:32:12

        掩卷长叹~特别感谢梁思成等前辈在中国古建筑研究方面做出的这么伟大的贡献，而且是在战乱、饥荒、文革等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通过走访勘测大江南北各地的古建来比对论证如天书一般的《营造法式》原文，最终翻译甚至部分校正了《营造法式》。

         本科曾经开过古建测绘课程，乡野住宿条件艰苦，村里每到傍晚就拉闸断电，测绘工作也很繁重，特别是在没有电子辅助测量工具条件下，仅仅是测绘一栋民宅就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想到前辈在更艰苦的环境下测绘了众多体量庞大构件复杂的古建筑，就不得不致以敬意。

         虽然很多关于中国古建的书籍会从着重于它的规划设计、艺术成就等方面（我觉得是采用了西方建筑学的模式来系统化中国古建），而对中国古建构造方面的做法往往着墨的远不够多，远不能展现它的精华。而中国古建精美的木结构与构造做法，是它最基本也最成熟的理论成就与实践成就，《营造法式注释》便是将这理论与实践的成就汇在了一本册子中。原文中提到的每一个构件，书中都有对应的图解，不止实物照片还有清晰的测绘图。

         因《营造法式》为宋朝官方组织编修，所以介绍的全为官方建筑做法，这些建筑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我也是看过了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古建筑后，才萌发了应该认真研习一遍《营造法式》的念头。当站在蓟县观音阁前（尽管它是辽代的建筑），仰望它富有弹性的檐口和屋顶，我真的感受到了唐宋内敛而又自信的遗韵，悠悠然如晚钟回荡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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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师的书法被嘲笑，法国画家的马桶却卖天价，艺术到底是个啥

  作者：无斋公子 发布时间：2021-11-06 14: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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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叫人不武断

  作者：侯亮 发布时间：2009-04-21 22:41:51

  【博客原文：

  http://www.naowan.com/archives/2009/04/21/130

  】

  前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

  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

      "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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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意孤行的好意，荒诞不经的人性 | 卢丽安评《无辜》

  作者：中信大方 发布时间：2021-01-28 14:05:34

  本文节选自《幽微之处自有灵光：邂逅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刊发于《上海文化》2021年第一期，作者卢丽安。

  《无辜》的英语原著只有短短222页，但是它人物之多、轴线肌理之密、文化社会指涉之繁，比之《双城记》或《战争与和平》毫不逊色。这是它精彩所在，也是它的困难之处。比如，小说开头把读者带回1568年发生在佛罗伦萨里多尔菲家族的传说：当时，里多尔菲伯爵一家都是身高在一米三以下的袖珍人；伯爵夫妇为他们的千金公主刻意打造了一个迷你世界：家庭仆佣随扈都是小矮子，连刻意寻来的家庭女教师、女童玩伴杰玛也是如此。可是，有一天，杰玛居然开始长个子了！在庄园里，她不往迷你楼梯走，反而大迈步地往正常楼梯跑。眼见她唯一的好友日趋怪异、即将发觉自己与众人格格不入，伯爵千金十分悲伤，遂心生一计：为了不让杰玛意识到自己的异常，所以最好是把她的双眼弄瞎。为了避免杰玛恣意奔跑造成失足，最好就把她齐膝以下的双足削去，以保持她的“正常”。——这么恐怖血腥的传说，跟整个小说有何关联？如果，琪娅拉是20世纪中叶的伯爵千金的话，那么，当代的“杰玛”又是谁？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屡屡在小说里被提及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党人葛兰西——这又是什么用意？

  25年前的我，就卡在这里，苦思不得，一头又转向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然后又被指引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或是阿尔都塞的观点，然后——我应该就迷路了，不然我怎么在重读之前，记不得这故事的结尾？

  从故事层面，这部小说聚焦于琪娅拉与萨尔瓦托的婚恋。萨尔瓦托的父亲是葛兰西的忠实信徒。出于想启发儿子接续宏大政治信仰的意图，他带着才刚10岁的萨尔瓦托去探视被囚禁在医院、不久人世的葛兰西。因为常年的禁锢与病痛，葛兰西面容扭曲丑陋，一点儿也没有传说中的伟大光环。这次会晤，让男孩立誓永远与政治保持距离；永远不让冲动左右他的理性；可以与女人保持情人关系，但是绝不轻言婚姻。

  但是，显然他疯狂地爱上琪娅拉，像个实至名归的满腔热血、义愤填膺的意大利男人。问题在于，这可怎么办呢？他来自意大利南部一个贫穷的村庄，是个苦读出身、怀抱对社会主义唯物辩证观的同情、从事脑神经医学治疗的医生；怎么可以爱上一个再怎么落魄也还是佛罗伦萨贵族的少女呢？Love blinds; love also makes him a cripple. 爱情不但是盲目的；爱情更让他举步艰难、进退两难。萨尔瓦托要面对职场的玻璃天花板、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及，突然来自玛塔莲娜姑妈的馈赠——姑妈把萨尔瓦托原先出售的祖产持份给买回来，赠予萨尔瓦托，认为这样做可以减轻这对小夫妻的矛盾与压力；她自认此举是“发自内心的礼物，就像恩典一样，不请自来，一举让事情回到正轨”，殊不知这严重打击了萨尔瓦托的男性尊严，让他倍觉屈辱、无法立足社会、几乎举枪自尽！

  从寄寓上来说，这部小说开篇说的是一种人性：总想一劳永逸地确保他人幸福无忧；总认为自己应该为他人的幸福主动负责，虽然是“用好心办事，却判断错误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这本小说里，不少人物都是这样地奉行这种“善意的冲动”：自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对旁人才是最好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善意及其衍生的决策，并无法保证必定带来预期的良善结果。

  书名原文是“innocence”，既是“无辜”，也是“无知”。藉由里多尔菲家族及其周边人物，《无辜》展现了一卷在大历史映衬之下，关于封闭、无知、善意、与伤害的众生图景；故事从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开始（里多尔菲家族的传说），随而转至19、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王国、一战期间的意大利（一战期间，詹卡洛是名骑兵）、法西斯当道的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抗争而死于11年囚禁的葛兰西）、以及，20世纪中叶，试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瓦砾中、从失能君主王国体制转向共和国之后、遥望“欧洲共同体理想”的意大利（琪娅拉与萨尔瓦托充满磕磕碰碰的婚姻历程）。小说里再现开始盛行的现代新情况——跨国婚姻、跨国教育、跨国置产养老，以及新兴的科学（脑神经医学）、新兴的民生行业（现代连锁洗衣房）、新兴的经济模式（社会福利制度与住房公积金）——似乎以此预示着一个比之过往更加开放、包容、幸福的未来。但是，小说的叙述声音却时而以后视回看的口吻来善意提醒，不要过于乐观，不要过于自信。

  所幸，这部作品是一部契科夫风格的，展示人性缺陷、爱情羁绊、现实磨合的意大利风俗喜趣小说。 凝练地说，小说的主旨在戏谑阐述人性中渴望/爱与占有、冲动与理性的共振影响。菲兹杰拉德把历史人物抽离出历史撰史视角的恢弘，把平凡人生的滑稽与荒诞拎出一种奋不顾身的奋斗努力。就像故事里，20世纪中叶的佛罗伦萨旅游局为了招揽观光客，决定在旅游手册中改写里多尔菲家族传说：开始长个子的杰玛幸而得以逃脱被致残的悲惨命运，留下伯爵一家这个袖珍世界淹没在“历史”的变化莫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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