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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杀死了加里·吉尔摩？

  作者：尤里卡 发布时间：2023-03-01 12:36:52

  耐克在商业市场的成功，与其品牌口号“Just Do It”有很大关系。这句口号简洁明快，直入人心，贴合了年轻人追求新潮、叛逆不羁的个性，因此也被美国《广告时代》杂志评为 20 世纪最成功的营销活动之一。但鲜有人知道的是，这句口号的背后是一桩臭名昭著、惨无人性的谋杀案，那就是发生在犹他州的加里·吉尔摩谋杀案。

  1976年，加里·吉尔摩在假释期间杀害了在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工作的两名年轻员工，在初审被判处死刑后，他不仅放弃了上诉以免于死刑的机会，反而一心求死，成了全美各大新闻头条上的热门事件。在被执行枪刑时，加里·吉尔摩的遗言中有这么一句话——Let's do this。正是这句话，为耐克公司的广告执行主管丹·威登提供了灵感。

  这桩简单案件其实牵扯了太多复杂的背景因素，引起了很多人的热切关注，其中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以此为题创作了《刽子手之歌》这部非虚构作品，其好友、也是电影制片人劳伦斯·席勒则拍摄出了同名电影。

  无论书籍还是电影，都是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叙述，在冷静客观的表象下不免掺杂想象与建构。《利弹穿心》则是另一部反映这个案件的作品，该书作者为加里·吉尔摩的米卡尔·吉尔摩，因为共同成长的经历，作者以局内人的视角，讲述加里·吉尔摩是如何从一个孩童变为少年犯，最终成为震惊全美的杀人恶魔的。

  但这个案件只占据了全书很少一部分，更为确切地说，这是一部“蜿蜒曲折”、绵延万里的家庭史诗。作者追溯了祖辈的生命轨迹，详细讲述了父母的相遇与家庭的扩充，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性格特质、人生经历和命运走向，也从侧面巨细靡遗地梳理了加里·吉尔摩案件的来龙去脉，为案件的发生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解释视角。

  有人将《利弹穿心》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相比，的确，两本书可以互文阅读，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同质性。两位主人公/叙述者都成长于一个摩门教家庭，这个教派独特的教义和信仰，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她们的价值观念，而他/她们也都选择了“出走”，离开封闭的地域和守旧的思想，在见识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之后，再来回顾和书写这段不堪回首的家庭往事。更为重要的，则是两人所成长的家庭环境，都伴随着强制、辱骂和暴力，不正常且不健康。这种原生家庭对各个孩子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有的温和、坚毅，从阴霾中走向了明媚的阳光地带，如《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塔拉及其哥哥泰勒，或者《利弹穿心》中的作者米卡尔及其哥哥小弗兰克；有的则愤怒、暴戾，滑向了另一个不可救药的极端，如塔拉的另一个哥哥肖恩，米卡尔的另一个哥哥盖伦。加里·吉尔摩毫无疑问属于后者，并且将其中的劣性演绎到了极致。

  尽管只占据很少篇幅，加里·吉尔摩却是全书最突出的人物，正是他催生了这部作品。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一直在等待这桩谋杀案，而作者做了极为漫呈现厚重的铺垫，才终于将这桩案件讲述出来。这当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只有读懂了本书前大半部分，才能更好地理解加里·吉尔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逻辑。

  如果要深度切入加里·吉尔摩案件，只从刑法学或者犯罪学的角度显然是不够的，还要将其置于社会法学甚至是社会学的宏大理论框架之中。近代刑法学的祖师爷贝卡利亚，早就在其1764年的“刑法学圣经”《论犯罪与刑罚》中，以唯物主义感觉论和机械决定论为立论基础，提出犯罪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提出了包括犯罪预防和社会预防的双重预防论。

  涂尔干则更进一步，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不仅不是社会疾病，还有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是社会改良的催化剂，“罪犯已不再是绝对的反社会存在，不再是社会内部的寄生物，即不可同化的异物，而是社会生活的正常成分。不应该把犯罪放在极窄的范围内观察，当犯罪率下降到明显低于一般水平时，那不但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而且可以肯定，与这种表面的进步同时出现并密切相关的是某种社会紊乱。”

  加里·吉尔摩的谋杀案为贝卡利亚、涂尔干等人的理论提供了绝佳的示例，因为犯罪的社会学解释更适用于青少年群体。由于从小被父亲怀疑为非亲生子，经常受到父亲的辱骂和殴打；不断变动的生活环境、痛苦难堪的监狱经历，更是加剧了他的反社会人格，最终导致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无差别攻击。这让我想到了1924年发生在芝加哥的利奥波德-勒伯谋杀案，他们的辩护律师、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的克拉伦斯·丹诺曾有这么一句辩词——“当童年的梦想、童年的幻觉还在一个人身上徘徊不去时，当一个人生理上正在逐渐长成大人，心理上还是个孩子，还具有孩子一样的情感、感受和幻觉时，你就可以说，正是这些童年的梦想和幻觉应当对这个人的行为负责。”

  从作者的观点来看，加里·吉尔摩也是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尽管带有艺术化加工成分，本书还是还原了吉尔摩家族一幅生动细致的残酷图景，揭示出加里·吉尔摩不幸的生活与命运，进而挖掘出谋杀案件背后更为复杂和根源的系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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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稍纵即逝的沧海一粟到光年飞驰的无垠宇宙，粒子物理学带你见微知著、心系宇宙

  作者：Tracy 发布时间：2022-03-31 17:15:43

  撰写《格列佛游记》的爱尔兰作家乔森纳·斯威夫特曾写到：“大跳蚤身上有小跳蚤，小跳蚤爬上后背咬大跳蚤，小跳蚤身上有更小的跳蚤，跳蚤跳蚤无穷匮……”

  小跳蚤待在大跳蚤身上，层层往上，有更大的跳蚤等着它们，直至宇宙尽头；小跳蚤身上有更小的跳蚤，层层向下，始终有更小的跳蚤潜伏在身边，直至粒子尽头。

  

  图片来源网络

  科学家奥古斯塔斯·德摩根

  ，在“跳蚤”诗句中窥见了尺度大小对物质结构的影响，认为只要人类仔细观测，所有名义上的无结构物质都会呈现出丰富的底层结构。作为顶夸克粒子的共同发现者，

  物理学家唐·林肯编著了《从夸克到宇宙》

  一书，不仅为读者讲述了粒子的前世今生，还同我们一起探讨了宇宙万物。

  

  从夸克到宇宙

  8.8

  【美】唐·林肯 著 / 2022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从夸克到宇宙》书中写道：“广义相对论旨在描述大尺寸尺度上的引力行为，例如围绕黑洞的高强度引力场，而粒子物理学关注的是最小尺寸尺度上的物质行为。”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唐·林肯的步伐，去了解更小的跳蚤、更精细的粒子，感受粒子物理学的魅力所在吧。

  认知之路

  2000多年前，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

  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斋戒，一位朋友给了他一块面包，以慰藉他空荡荡的肚子。其实，在朋友拿出面包之前，德谟克利特就已经闻到了面包的香味，他猜测，一定是面包里的细小颗粒通过空气传播，传到了自己的鼻子里。随后，德谟克利特还拿奶酪做实验，试图将它切到无法再分割的地步，他曾经认为的“不可切分的”物质，正是现今我们称之“原子”的物质，德谟克利特也成为了世界公认的第一个提出类似于现代物质理论学说的科学家。

  

  图片来源网络

  19世纪，

  约翰·道尔顿

  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作业，提出某些物质是由氢气、氧气、氮气等元素构成，且这些元素都有最小的粒子，这些粒子可以统称为

  原子

  。原子论观点一出，让物理学家有了研究的新方向，也让人类对物质的组成构造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897年5月，

  科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孙

  发表论文，指出：“在阴极附近的非常强烈的电场中，气体的分子被解离并且分裂，不是分解成普通的化学原子，而是分解成这些本初粒子，我们将其简称为微粒。”自此，人类对原子的认知重新刷新，原子不再是最小的粒子，它的内部存在结构，

  现代粒子物理时代

  正向人类迎面走来。

  随后，众多的物理学家开始探索原子的内部结构，研究放射性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在经历大量的实验后，正确推导出原子的基本性质：原子内部有一个直径约为米的原子核，以及环绕原子核做运动的电子云。随后，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詹姆斯·查德威克在成为卢瑟福的研究助理后，一边攻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一边进一步研究原子核的内部结构，他通过测量离开氢气的质子的能量来反推该中性粒子的质量，最终找到了是质子质量的1.006倍的中子。至此，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原子核结构也被物理学家们揭开了面纱。

  

  图片来源网络

  20世纪，是粒子物理学全面开花的世纪。1925年，罗伯特·密立根发现了宇宙射线；1931年，沃尔夫冈·泡利提出了中微子的可能性；1932年，卡尔·戴维·安德森观测到了正电子；1934年，恩里科·费米发现了β衰变的现象；1956年，弗雷德里克·莱茵斯和克莱德·科温观测到了中微子。随着基本粒子数量越来越多，普通的实验已经满足不了物理学家对粒子的观测，于是大型粒子加速器和探测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探索之路

  1960年后，物理学家已经观测到了数百种粒子，有质量较大的强子、质量较轻的介子，以及质量更轻的轻子，只是它们之间都缺少一个统一的原则，加州理工学院的默里·盖尔曼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乔治·茨威格提出，如果强子和介子中还包含了更小的粒子，那么它们的行为模式规律就有迹可循了。

  为了制造新的、大质量的粒子，物理学家必须将传统的粒子加速到很高的能量级，然后让它们撞到一起，以观察是否会有新的粒子被碰撞出来。与我们生活最切近的

  粒子加速器

  就是我们常用的电视或电脑显示屏。电子在加速到大约35keV（千伏特）的能量时，就会撞倒屏幕上，快速变化的电场能让电子束扫过屏幕，我们就能看到画面了。如果没有这些快速变化的电场，电子束就会沿着直线移动，并在屏幕中心形成一个白点。

  

  图片来源网络

  1967年，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利克·费米的名字命名的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巴达维亚附近草原上建立

  。该实验室占地约6800英亩，它不仅立志恢复原始草原上的植物群和动物群，还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拥有兆电子伏特加速器和粒子碰撞探测器。2011年，费米实验室的兆电子伏特加速器停止了运行，现在最新最强的粒子加速器，是位于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此外还有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和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的KEK B对撞机。

  除了加速器，物理学家们还需要粒子探测器

  。这种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照相机，可以帮助物理学家们观测到，碰撞后的数百个粒子的能量和移动的方向。若将粒子之间的碰撞比作是一辆失控的汽车撞向一片小树林的话，那树木被撞飞的现象就是电子被从物质中的原子中击出的现象，汽车在撞树之后减速、直至停止的过程，也是粒子被撞掉后所停下来的过程。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测得汽车的行驶速度，物理学家也可以观测到粒子的速度。

  

  图片来源网络

  在加速器和探测器的共同检测下，物理学家开始对质子施加能量，让质子在某个靶上撞碎，来分解质子，进而找到了上夸克、下夸克和奇夸克等不同类型的夸克粒子。他们还发现，由于夸克携带非整数的电荷量，因此它们极其容易被分辨出来。1992年，费米实验室的D〇探测器和CDF探测器同时启动，对质子进行无数碰撞，来检测不同夸克粒子的轨迹。1994年，作者唐·林肯加入费米实验室，与其他物理学家共同研究夸克粒子。唐·林肯发现，夸克是具有最丰富的受力行为的粒子，可以受到强力、电磁力和弱力的影响。碰撞结果除了有最初找到了的夸克粒子外，林肯他们还找到了顶夸克粒子。

  未来之路

  对那些选择以粒子物理学为事业的人们来说，从研究生、博士生，到某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到参与某项实验，再到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怎么也得花费20年左右的时间。

  对实验本身来说，如果由一个实验室单独完成，则需要500位物理学家共同协作，如果是几个实验室同时合作，那它就会需要上千位物理学家了。此外，实验的进行还是要相同数量的技术人员：工程师、计算机专业人员等。一项实验，一般会花5-10年的时间做计划，再花5-10年的时间来建设，最后再花5年时间做实验。

  

  图片来源网络

  前路漫漫，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实验，都是一场拉锯战。可即便如此，依然有无数对未知充满激情的科学家，他们依然对很多事情感到好奇：

  还存在有更多代的粒子吗？

  为什么会存在夸克和轻子？

  为什么物质粒子是费米子，携带力的粒子就是玻色子？

  广义相对论和量子之间是否能实现统合？

  宇宙学与粒子物理学的关联？

  星系中的物质又有哪些？

  未来未知，但依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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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制造伊藤博文的高大全形象？

  作者：读史拼命三郎 发布时间：2022-12-08 15:40:22

  文/王绍贝

  王汎森先生曾在《人的消失？！》一文中提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进行分析和反思，所谓“非个人性历史力量”是指在历史书写中“人”的分量的递减，其更激烈的表现即忽视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忽略“人格性力量”在历史中的作用。譬如新史学强调“团体”、“社会势力”，左翼史学强调社会经济的变迁才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任何思想走到极端，都会出现物极必反，日本学者研究明治维新历史，在二战后也出现了从忽略个人性力量，到重视个人性力量的变化，从过去重视社会经济变迁，到今天似乎开始重视明治维新元老和重要倒幕人物的研究。伊藤之雄对日本近代元老群体的研究就是这个趋向的代表，他通过对明治维新时期元老们的细致的传记式研究，将明治维新的政治变迁内在理路分析得非常透彻。

  伊藤之雄这部《伊藤博文：近代日本的奠基人》正是他20年来孜孜不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书通过大量战后才逐渐公布的伊藤博文档案、日记、书信等原始史料，全方位研究和展现了伊藤博文作为日本明治宪法之父的政治家波澜壮阔的一生，同时兼及他的家庭私生活等方面，伊藤之雄力图反驳过去流俗认为伊藤博文是个“肤浅草率”的政客形象，展现伊藤博文“刚强耿直”的一生。伊藤之雄的学生泷井一博在老师的研究基础上，又深入探讨了伊藤博文的政治学思想，写成了《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一书，我们将二书对读，可以更全面深入理解伊藤博文对近代东亚历史的巨大影响。不过在我看来，师徒二人——特别是伊藤之雄，对于明治“元老”群体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从重视个人的历史作用滑向了某种程度的“英雄史观”，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固然有必要，但用一种几乎满满的、毫无批判意识的、赞美的姿态来研究伊藤博文等元老，过分夸大了政治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也许他们这么做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日本现实中缺乏有才干政治家的批判，但结果仍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倒幕运动成功后，主导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元老”群体，而元老的本质其实是政治学上的寡头——“一群有着坚定的主张，也并未听命于某位独裁者的人们，因此他们试图设计出一种能让彼此和睦共事的制度。他们是自我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一些非选举的途径来了解民众对公共服务最低限度的要求，以防止民众发动叛乱。”（《寡头政治：帝国日本的制度选择》第2章）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伊藤博文这样的个人领袖在制定明治宪法方面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与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没有行政经验的书呆子不同，伊藤既深入研究了西方各派宪法学说，又充分考虑到日本政治传统的现实，制定了表面上天皇是最高权力，实际上是“君主机构说”的宪法方案。但如跳出伟人史观，从当时政治大环境、历史背景来看，明治宪法也是各藩阀势力妥协的产物。明治体制的两个特征——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和独立的军队——其实都是寡头间合作失败的产物。等到1922年山县有朋一死，除了有名无实的天皇以外，军队实际上就不再向任何人负责了。由于军队是独立的，发生政变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时运不济。寡头们并未给予选民及其代表充分的否决权，他们可以通过敕令来立法，可以采用上一年度的预算案，还可以在必要时通过紧缩通货来追加预算。因此既不应否认伊藤对立宪的巨大功绩，但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他对于明治宪法的作用，毕竟他也只是“元老”（寡头）中的一员。

  伊藤之雄对于近代日本所走的帝国主义路线也是缺乏批判的，并倾向于将对外侵略解释为内部政治斗争的延续，也就是说，对外侵略其实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明治立国初期的“征韩论”和1871年的台湾生番杀人事件，明治政府都有对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的压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伊藤之雄则特别强调伊藤博文主张先完善内政，对外走与清朝和列强协调的和平路线，而实际上伊藤博文并非一味反对战争，而是期待日本内部建设完善，实力强大之后再走对外扩张路线，而非反对帝国主义路线。关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责任问题，伊藤之雄也特别强调了伊藤博文是在努力走协调、避免战争，但实际上伊藤博文在高层决策开战之后，都是扮演了积极的侵略者形象的，这一点也不应被否认。伊藤之雄也特别强调了伊藤博文在这两场战争背后的“文明传道士”立场，也就是类似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非洲的心态，认为自己是高等文明，殖民地处于“野蛮状态”，侵略者是给“蛮夷”带去先进文明的“文明传道士”，日本对清朝、朝鲜的侵略，变成了老师教育学生，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早日进入文明社会。竹内好曾指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背后的逻辑就是一种“优等生”文化，而“文明传道士”号称要给“野蛮”的国家带去“文明”和“秩序”，“强加的和平/秩序就是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所谓的“东亚新秩序”，背后的“大义名分”都是如此，而这样的一种逻辑无论如何都是遭受日本近代侵略之苦的东亚各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甲午战争前，伊藤内阁决定，无论清国是否同意，日本都将对朝鲜进行改革。今后，如果清国对于日本干涉朝鲜一事袖手旁观，日本和清国就不会开战，反之则会开战。战争开始后，伊藤列席大本营会议虽然是维新之后文官参与军事的惯例，但他也是唯一被允许列席会议的文官。不管是从内政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说，伊藤都认为日清战争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在军部前线先斩后奏和元老集体决策面前，他不得不支持战争，并且积极领导作战、制定了攻陷旅顺，并向天津发起猛攻，直到清朝主动提出求和为止。伊藤与陆奥，通过《马关条约》剥夺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将朝鲜变为一个“独立”，以便日本下一步侵略朝鲜。

  日俄在远东有利益冲突，尽管伊藤奉行日俄协调路线，希望避免战争，但在日本最高集团决策层和军部处心积虑的推动下，加上俄国对日外交的傲慢态度——沙皇尼古拉二世一直认为只要自己不发动战争，远东就没有战争，加之俄国的外交决策效率过于低下。日俄战争正是日本基于俄国必然发动战争，因此日本必须先下手为强的逻辑，但其实俄国从来没有在远东发动战争的计划，日俄战争无疑是日本单方面挑衅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开始前，伊藤默许了强硬的日俄谈判路线，这也是挑起战争的重要原因。尽管此时的日本战时体制已经彻底将文官排除出战争决策系统，伊藤也不再列席大本营会议，但战争开始后伊藤仍是积极配合，派自己心腹、贵族院议员金子坚太郎和末松谦澄前往美国活动，让美国舆论支持日本，消除德皇威廉二世散布的“黄祸论”，声称日本人如能将清国人“教育”成“文明之民”，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对在远东地区拥有利益的西方各国也有利。清国、韩国在日本的“帮助”下走向现代化，贸易往来增加，对于日本和西方列强都有利，这其实也是伊藤的想法。

  伊藤博文作为东亚“文明传道士”的巅峰形象则是在他担任了韩国“统监”时期。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强迫“独立”的韩国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要求将韩国的外交权委任给日本。伊藤认为韩国人十分“幼稚”，不懂外交，不知“世界大势”，将朝鲜人民地下抗日活动视为：一部分人煽动国民对日本进行无益的反抗。尽管条约中还规定日本保证维护韩国皇室的“安泰与尊严”，并规定条约期限是“直到确认韩国实现富强之时”，不管伊藤如何狡辩，这个条约的实质都是将朝鲜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明白宣示！伊藤被任命为韩国“统监”后，伊藤之雄认为伊藤博文苦心为韩国谋划现代化建设，以韩国关税做担保，贷款1000万日元，主要用于初级教育、改善韩国农业、建设道路、排水、灌溉、植树造林、扩充警力、维护治安等，当然，伊藤希望有一天韩国人能为实现本国的近代化自行负担费用，日本在韩国的投资最终是要得到回报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大的回报。伊藤之雄认为伊藤博文对于韩国的近代化，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对日本有利，但他也坚信这会对韩国有利，尽管韩国人反对，也要坚持下去。日本侵略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韩“合并”，由于保存朝鲜皇室，导致朝鲜地下抗战的持续，伊藤最终决定进行日韩“合并”来彻底解决殖民地问题。但伊藤之雄提出，伊藤的这个主张其实也是为了压制日本领导人根深蒂固的大陆膨胀欲望，维持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平衡，避免军事对决。但伊藤之雄这样的逻辑实在令人困惑，实际上朝鲜从殖民地变成日本的领土，不是更加刺激军部的野心、增加日后军部坚定对外扩张的信心吗？伊藤之雄还指出，伊藤博文在日韩合并后计划让韩国参照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建立国会两院和内阁，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在日本人的指导下，那么这样的宪法体制真是朝鲜人民想要的吗？伊藤博文有设身处地地考虑过“蛮夷们”的感受吗？安重根代表朝鲜人民做出了回答，伊藤博文最终死于哈尔滨火车站安重根的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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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易懂

  作者：黑山小妖 发布时间：2019-12-25 10:35:11

  优点：

  薄。才100页左右，给人一种肯定能看完的感觉。我也终于看完了，对于门外汉来说，还确实是比较容易读懂的。

  通俗易懂，因为是讲课的稿子，所以语言平实，不会故作高深。

  有配图，在无法想象的时候，有手绘图可做参考。

  缺点：

  缺乏彩页。有些举例之处，说彩绘版有彩图，而这版没有，所以只能自己去网上搜索，对照看了。

  手绘图有点太手绘了，因为采用的是作者手绘的图，可能有些还是比较急的状况下画出来的，有些卡哇伊。

  作为一个对古建筑有兴趣爱好的人，看此书，需要手边有随时可查的工具，以便在读文字时，可以边查边看，有助于在脑中构筑画面。

  中国古建筑博大精深，好比一城辉煌的建筑群。每次读一本书，理解其中一个词的意思，就好比建造这座城时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我在心中、脑中构筑自己的一座古建筑群。路漫漫其修远兮。

  此次了解了享堂、七朱八白、散水、阙、剪边琉璃、彻上露明造等名词。

  发现了唐代大明宫含元殿有东西两阁，分别为翔鸾阁和栖凤阁，为凤和鸾相对，而并非凤和龙相对。但书中写到：程大昌《雍录》卷三引《两京新记》：含元殿左右有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是否当时，龙凤并未并列？此为我一个疑惑，也不想特地去查，只先记录以后看书时留意。

  最后有一段文字：从现代掌握的古建实物看：屋顶越来越高，斗拱越来越小，开间越来越大，这当然反映了我们建筑技术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用木材越来越高大，高大的木料稀少了，就出现了上述的拼接问题。也正由于木料的难求，使得我国古建系统的等级差距愈来愈大，到了明清，殿式建筑与一般的民间建筑（小式，包括大部分的大式）大小，高低越来越悬殊。这种情况实际是越来越限制了木建筑的发展，实际上，也可以说木建筑由于原料的日益稀少，日益衰落已是难以挽回的了。

  看到这里有点难受。工艺的传承需要物料的配合，而物料的多寡又取决于自然的馈赠。人与自然如能相互融洽，互相补充，才能维持长久。但前人留给后人的，后人拼命用，竭泽而渔，后人能留给再后来的人什么呢？

  日本三代宫殿木匠的《树之生命木之心》所说的，生长年限较长的木材越来越少，珍贵不易得，所以每次使用时都要谨慎小心，不能浪费。

  只能希望每个人对待自然都能诚惶诚恐、尊重感恩，以待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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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彭玉平：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探论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3-27 11:53:44

  摘要：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宋词选本之一。《宋词三百首》的编选 ,既体现了朱祖谋的词学观念和词学倾向 ,又在词学普及方面为后学开辟了一条相对宽阔的学词途径。经过唐圭璋等人的笺注 ,《宋词三百首》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成为词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宋词；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唐圭璋笺注本

  作者简介：彭玉平，江苏溧阳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等。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 2002(10)

  

  朱祖谋

  朱祖谋编于 1924年的《宋词三百首》，自问世至今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广为流行的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注》，从编成、出版至今也已经历了 70余年。以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为底本的笺注、今译、赏析等，在内地、香港、台湾等地出版的各类版本也有 20余种。①但相关的研究或介绍文章仅有两篇:一篇是香港罗坑烈先生的《朱疆村两订<宋词三百首>》，②另一篇是台湾张素贞女士的《<宋词三百首>为学者指引门径》。③虽皆属介绍性的文章，亦引人关注。中国内地的专题研究论文，笔者至今未能见到。选本的长盛不衰与研究的相对滞后，形成了极不相称的局面。实际上对于朱祖谋何以要编选这本词选，具体的编选情形以及通过这部选本反映了他怎样的词学观等问题，也一直停留在似是而非的阶段。笔者近年多涉及清末民初的有关词学资料，发现不少与朱祖谋此选本相关的材料，因草成此文，提请学界批评。

  一、编选背景

  清代常州词派自周济《宋四家词选》之后，其导源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学词途径几成词坛不二法则。特别是清末以来，经端木畴、王鹏运、况周颐等鼓吹，以合刻《薇省同声集》复振周济余绪，影响日深。常州词派亦以此从江南而移植燕都，复由燕都而播及于岭表，遂使这一原本区域性的词派变成全国性的词派。朱祖谋中岁治词，深受王鹏运等导引，故其词学宗尚也前后相继。精力所在，尤在梦窗一集。既与王鹏运合校梦窗词，历20余年校勘至四遍，使因错处而难以卒读的梦窗词终成定谶;又以《梦窗词集小笺》拓展梦窗词的接受疆域，复以词学宗师的身份组织词社，指引后学专研梦窗。但正如况周顾所说:“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若非雕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 《蕙风词话》卷二)又说:“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同上卷一)所以学梦窗本身要以学力和才情作为基础。但事实上，在学梦窗的热潮中，确实有许多词人并不具备这一基础，结果只能停留在形似甚至不伦不类的阶段，且一味求僻涩迷离，求空际转身，求奇思壮采，反而使人莫测其命意所在，导致词坛生气索然。作为晚清词学的领袖人物，朱祖谋不能不察觉到他的初衷与实际情形的巨大差异，所以他在后期的词学活动中，自然要对其前期的词学思想作一些必要的修正。这一修正的动机除了与朱祖谋自身词学思想的转变有关外，也有其直接的词学渊源。即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他与王鹏运以词唱和及共同校勘词集之时，就耳濡目染了王鹏运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的不满王鹏运作词虽然“取义于周氏，取谱于万氏”(沈曾植《福村填词图序》)，但他对周济的退苏进辛，并以王沂孙位列四家领袖之一，深觉轻重不伦，他自己的创作其实在后期是加入了苏就的清雄的。朱祖谋一生对梦窗词和东坡词独具青眼，四校梦窗词编年东坡词，都在在可证。他自己的创作也颇措意于二家，卢冀野《望江南·饮虹论清词百家百十四集》评其词云:“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大妙于言。”④夏承焘《瞿论词绝句》 评朱祖说:“论定强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一轮墨淡胡尘里，谁画虞渊落照红?”都揭示了他的创作特点。清词的意格是清末词人引以自豪的，朱祖谋虽有“律博士”之称，但晚年折衷至当，仍以意格为尚。张尔田曾评价朱祖谋晚年所作词，似杜甫婆州以后之诗，则朱祖谋自身也是梦窗所不能局限的。故其在周济词选之外，另辑《宋词三百首》，虽仍隐然以周邦彦、吴文英为宗，但对苏轼、柳永、委几道、贺铸、姜要词的热情已是明显增加，试图以不偏不倚为宗旨，对流行已久的常州派重要选本《词选》、《宋四家词选》作补直漏的工作。材玫仪根据强村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的批评之语，(龙沐勋《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晚近词风之转变》和《选词标准论》诸文次提及强村此语)而认为“强村对此必甚介意，此其所以后来有《宋词三百首》之选也”，⑤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作为人室弟子的龙榆生深明强村词学的曲折变化，他在《论常州词派》一文中直言:“盛邮晚辑《宋词三百首》，于张、周二选所标举外，复参己意，稍扬东坡而抑辛、王，益以柳者卿、晏小山、贺方回，黄以救止庵之偏失。”⑥可见他的编选宗旨是在大体坚持常州派门户的基础上，拓宽其路径和门庭而已。渊源所自，终不可掩。

  所以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 ，既是他与当时词学家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顾等互相切磋而形成相对一致的词学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朱祖谋积数十年学词经历，经斟酌权衡后自出手眼，为后学另辟的一条相对宽阔的学词途径。从方便初学的角度来说，在《宋词三百首》编选之前，其《强村从书》虽校勘精审，但蔚为巨铁，学者以卒业为难，

  故欲明词学之覃奥，也需要有一简明选本来昭示后学途径。而前此端木课仿东汉《古诗十九首》之例，手抄《宋词赏心录》(一名《宋词十九首》)赠送词友王鹏运清玩，虽兼含了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之“四家”和戈载《宋七家词选》之家”，但仅选 17家词人 19 首词作，取义不免过苛。故从既便于一窥宋词之貌又便于初学的角度来说，也确实需要一部折衷于《强村从书》与《宋词十九首》之间，又与二书消息相通的选本。朱祖谋仿《唐诗三百首》之例，成此《宋词三百首》之选，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很实际的考虑。

  二、编选过程及选本特色

  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 ，大致与《警音集》的编订同时，1924 年正式问世。这一时期他位居吴下听枫园，与当时词人况周颐 张尔田、赵尊岳等过从甚密，故其选词当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其中况周顾的作用至为明显。张尔田《词林新语》云:“归安朱强村，词学宗师。方其选三百首来词时，辄携钞峡，过慈风籍，寒夜啜粥，相与探论。继时风雪甫定，清气盈宇，曼诵之声，直充闻巷。”⑦其门人赵尊岳也自称曾与朱祖谋“相互其订”此选。⑧则此选编者虽仅标疆村之名，实也有况周顾和赵尊岳的切磋裁定之功在内。⑨而且据况周即序中所说:“强村先生尝选《宋词三百着》，为小阮逸馨诵习之资。”“小阮”云云，乃用魏晋间阮籍、阮咸叔侄相亲的典故，“小阮”一词后世遂成为侄子之代称。况周颐是全面了解并部分参与朱相谋此选工作的，书成并为之撰序，则其称朱氏此选有方便其侄子学词诵习的便利的初衷在内，自然是可信的。

  

  如果说朱祖谋对梦窗词的细心校勘可以称为专家之学，并以此带动了当时词学界的学术视野的转变的话，他的《宋词三百首》 则是一部既体现其词学倾向又在词学普及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选本。“晚清词人，颇喜选录，以寄其论词宗尚。各矜手眼，比类观之，亦可见当时词坛趋向。”⑩清代词派的建立和发展几乎都是以选本为标志的，浙西派朱彝尊的《词综》、常州派张惠言的《词选》和周济《宋四家词选》都是推广其词学主张的重要工具。晚清词家编选词的选本也不乏其人，如陈廷焯编有《云韶集》和《词则》，樊增祥辑有《微云树词选》，谭献有《簧中词》，冯照编有《宋六十一家词选》，梁令娴、麦孟华合编有《艺著馆词选》 况周颐编有《蕙风笈词选》，郑文焯也曾拟编选《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词选》 ，陈匪石拟编《宋十二家词选》(今流传之《宋词举》即为此选缩本)。但这些选本有的只是初具纲目，有的未能完稿，有的虽已编成，但影响寥寥，唯有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既在当时令词学界侧目，也在以后经唐主琦之袋注而影响整个 20世纪。况周顾在序中说:“能循途守辙于《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宏于《三百首》之外。益神明变化于词外求之，则夫体格神致间，尤有无形之诉合、自然之妙造，即更进于浑成，要亦未为止境。夫无止境之学，可不有以端其始基乎?则强村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矣。”况周顾实际上是把《宋词三百首》作为词学正途和起点来看待的，其希望以此垂范来世的意思是显而易见去:

  朱祖谋先后三订此选，初选自来徽宗至李清照凡八十七家，数量适三百首。超过二十首入选的仅有周邦彦和吴文英，分别为二十三首和二十四首重编本增录张孝样、范成大、姜夔、蒋捷、张炎王沂孙各一首，辛弃疾二首，吴文英三首，合十首。又删去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吴文英等二十家共二十八首。仅余词人八十一家词二百八十三首。第三稿又增林通、柳永各一首，最后的收录情况是:词人八十二人，词二百八十五首。昔龙榆生曾作《选词标准论》，认为选词之目的大略有四: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唐宋之时，词以演唱为第一职能，故其时选本亦以“便歌”为主，而后此选本则以传人、开宗、尊体为理论导向。如果按照这一理论，则朱祖谋此选，诚如龙榆生所说:

  (《宋词三百首》)录宋词八十七家，而柳永十三首，要几道十八首，苏轼十二首，周邦彦二十三首，贺铸十二首，姜萋十六首，吴文英二十四首;七家之作，乃占今书三分之一以上，俨然推为宗主;而疏密兼收，情辞并重，其目的固一以度人为本，而兼崇体制;然不偏不颇，信能舍浙常二派之所短，而取其所长，更从而恢张之，为学词者之正鹄矣。⑪

  这一评价从总体上说是公允的，但其中对梦窗词的张扬极为明显，此就选目多寡即可窥见，故虽是“疏密兼收”，实有为“密”争夺席位之意。吴梅在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 序中也说:“翟村所尚在周、吴二家，故清真录二十二首，君特录二十五首，其义可思也。”唐圭璋的笺注于此也特为用心，备列宋以后各家特别是当世如陈廷焯、况周顾、梁启超、王国维、陈淘之说，力破清真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调言，可渭深得朱祖谋之心。朱祖谋此选以浑成为旨归，故其去取一以风格为准，非仅仅以人存词者可比。陈匪石认为:“盖词之总集前此已多，朱氏有作，决不肯蹈袭故常，而以自身所致力者，示人以矩范，且见若干家中皆有类此之境界。或以为在选政中实为别墨，然不能不认为超超元著，在宋清各总集之外，独开生面也。”⑫罗坑烈也认为疆村此选既以浑成为人选标准，则清真与梦窗的词多有入选，乃是符合词史实际的，且此二家章法井然，便于初学，故“强村是选之用心，非阿其所好也。”⑬况周顾于近代词选军有许可，而且对朱祖谋校勘词集不无微词，独于此选，青眼有加，认为是“取便初学，诚金针之度也”，⑭并在序中对其崇尚体格、神致巫为称赏。在其《词学讲义》附录中列为“词学初步必需之书”，况周顾并欲选温庭筠、李煜、苏轼、周邦彦、吴文英等十四家词为《十四家词》，以与《宋词三百首》相辅而行。李冰若评价此选“伦次谨严，昭示正轨”(《花间集评注自序》)，并尝为之笺释，以取便讲授。从当时人对《宋词三百首》众口一辞的称赞，以及唐丰璋、李冰若对此选笺注的热情，可以看出当时词学界对朱祖谋词学倾向的认同。

  三、流传与影

  在《宋词三百首》的传播过程中，唐主章先生居功至伟。大约在《宋词三百首》出版不久，唐先生即据厉鹗、查为仁二家笺释《绝妙好词》之体例，以朱祖谋第二稿为底本，博采词话，旁及小说杂记，为之笺注，历数年之久，大约在 1931年秋好告完成。吴梅在《笺序》 中概括唐圭璋的笺注“三善”: 其一，钩沉不少史料，将一些不为人知的词人生平作了初步梳理，便于读者知人论世;其二，博收广采有关词评及遗事珍闻汇于一编，便于读者对创作背景和词作主旨和艺术特色的把握;其三，广征宋以来至当世词话词论，申论朱祖谋瓣香清真、梦窗之说，凸现朱祖谋之词学观，故其引述材料虽至为繁富，但同时又能为后学辨别泾渭，指示门户，使笺注别具胸臆。除此之外，唐先生对原书体例也作了调整，将朱祖谋原以帝皇为先、妇女殿后的编次改为以年代为次，并将朱祖谋第二稿和第三稿的增删情况作为附录列于卷末。⑮遂以焕然新的面目问世。笺注本初以《宋词三百首笺》的书名，由汪辟疆推荐到神州国光社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印行，随即取代朱祖谋的纯粹选词而广为流传。此后一版再版，此书的影响也就日胜一日。

  整个 20世世纪，以朱祖谋的选词和唐主童的警注为基础的注释、今译和赏析本就有十余种，注释类有胡云翼的《详注宋词三百首》等，注释与分析结合的有汪中、周鹏飞与王黎雅、沈家庄三家的《宋词三百首注析》、郭伯勋的《宋词三百首详析》等，今译类有汪中的《新译宋词三百首》、弓保安的《宋词三百首今》 、沙灵娜的《宋词三百首全译》、王筱芸与郝敏的今译《宋词三百首》等，赏析类有《宋词三百首欣赏》等，如此以一种底本为基础繁衍出如此众多的著作，在有关宋词的选本中，确实是空前的，足可与诗歌选本《唐诗二百首》媲美。

  作为带有浓烈的 20 世纪前期词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选本，《宋词三百首》既创造了令人惊讶的接受历史，而其自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它已成为词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①参见林致仪主编词学论著总目》(1901 - 1992)第 1卷，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暂研究所筹备处印制发行，1995年，第441 - 442 页

  ②该文初刊于《明报月刊》第 20 卷第 1期 (总 229期)，1985年1月，后收录于其论文集《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

  ③发表于台湾《中央日报》，1992年 5月 22日。

  ④转引自杨家骆主编《清词别集百三十四种》，鼎文书局印行。

  ⑤林玫仪:《论晚清四大词家在词学上的贡献》《词学》第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62页。

  ⑥《龙愉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404页。

  ⑦转引自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 ，黄山书社1995年，第 318 页。

  ⑧参见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从书叙录》，《词学季刊》第3卷第 4号。

  ⑨朱氏选词，喜与人商榷，其大致与《宋词三百首》同时编选的清人词选《词别》，也是与张尔田“恒共商略去取”编成的。

  ⑩舍之:《历代词选集叙录》(六)之《微云榭词选》，《词学》第 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221 页。

  ⑪龙愉生:《选词标准论》 ，《词学季刊》第 1 卷第2号。

  ⑫陈匪石《宋词举》附《声执》卷下，金陵书画社1983 年，第 164 页。

  ⑬罗忼烈:《朱疆村两订 <宋词三百首>》，《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第9页。

  ⑭屈兴国:《蕙风词活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522 页。

  ⑮唐主璋先生在 1957 年新版时，又重新恢复了强村原来的顺序，其《自序》云:“......至目次，首录帝王，末录女流，乃当时沿袭旧书编选体例，今亦不复改易。”按，朱祖谋编辑作品，很少有按照作家的生卒年来编次的，他的论词名作《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二十四章》也大致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编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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