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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标准品《悬崖山庄》看阿婆流水线

  作者：违天择 发布时间：2008-06-07 15:39:33

  说明：这是一篇以《悬崖山庄奇案》文本为主要标本，讨论阿婆写作技巧的技术分析，对《悬崖山庄奇案》完全泄底，对《高尔夫球场的疑云》、《斯塔福特疑案》和《啤酒谋杀案》的情节有暗示，请慎读。其中标识的页码指人民文学版《悬崖山庄疑案》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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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为什么忘掉了《悬崖山庄》？

     对于一个习惯了阿婆作品的读者来说，《悬崖山庄奇案》（以下简称《悬》）是一部读过之后既没有多少惊喜也不会太失望的作品。这部拥有着诸多阿婆作品典型特质的小说资质上应该在阿婆平均水准之上，然而在得到了读者一定赞扬的同时，阿婆却在自传中写道：“《悬》是我又一部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刻的作品，我甚至不记得创作过这样一部作品。”

      一般而言，作家对于自己比较优秀的作品应该是印象深刻的，因为作品优秀往往意味着作者的努力，然而阿婆却几乎将它忘掉了，而且从“又一部”的说法来看，阿婆几乎记不得的作品还不止这一部。以我对阿婆的理解，以及将自己的某些经验推己及人，我相信阿婆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自谦，也不是为了语出惊人，而是实话实说。阿婆曾说过，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找到了写作的小窍门。当然阿婆发现的可不是“小”窍门，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创作原则体系，当这套体系成熟之后，也便形成看一条量产作品的流水线。事实上阿婆多数作品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而《悬》则堪称这条流水线上出产的标准品。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和很多同学一样，做过大量的数学题目。但对于某道具体的题目，我却很少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假如考试时试卷上有一道大家都做过的原题，很多同学都能解的轻车熟路，而我则像面对一个新题目，不会因为曾经做过而使解题速度变快。然而在同学之间的分数竞赛中，我通常是赢。因为我有自己的一套解题体系，一道题目，无论新旧，只要用我的体系能够顺利的解出来，那我很快就会将它忘掉。脑子里只保存一个体系比保存大量的实例容易得多。我只会记住那些用我的体系解答困难的题目，我称之为体系的补丁。我猜，阿婆应该是有一个类似的模式的，尽管《悬》质量不错，但充其量只是把那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娴熟的应用了一遍而已，并不值得记住。而让阿婆印象深刻的作品也未必就是上乘之作，只不过是阿婆付出了跳出套路的努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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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永远是类型！

      如何形容阿婆的作品，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比喻。比如王安忆，她把阿婆写书打比方成妇女编织衣服（《华丽家族》）。阿婆自己也有过一些说法，在《藏书室女尸之谜》的前言里，阿婆写道：“我像写菜谱一样给我的故事添加了以下配料：一个职业网球手、一个年轻的舞女、一位艺术家、一个女童子军、一个舞女领班等等，最后把他们全部以马普尔小姐的点菜方式奉献给大家。”而我则愿意把阿婆写作品比作是设计残局，在想好一盘残局的核心招法之后，阿婆会将需要的棋子一颗一颗加上去。阿婆说要有炮，于是就有了炮。说的直白一些，阿婆首先想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假线索各需要那种类型的人，然后为“这一类型”的人添加一个身份安插进故事。

      阿婆很少会去想一个角色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是否会存在个人化的行为特征。在阿婆看来，每个角色都属于一个先天就存在的类型，而每个类型的人各有自己的程序。因此，角色们口中的永远是套话，谁能说出两本不同的书里的有点神经质的傻姑娘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无论阿婆自己，还是她笔下的波洛、马普尔甚至帕克派恩，都持以相同看法，即不同时间地点的人之间其实在人性上没有什么不同。这一观点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阿婆对这一观点的使用却是相当简单化的。也许阿婆的写作状态很像她笔下的奥利弗夫人，坐在浴缸里吃着苹果，考虑着如何给自己的新小说添加点什么新元素。把侦探写成挪威人或者芬兰人？是让神秘男人从事间谍活动还是从事高科技？其实这些元素和小说的核心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尽管阿婆写过古代（《死亡终局》），写过其他国度（埃及等等），但添加了这些元素的故事并没有展现出新特色，最多像是给软件换个皮肤，或是一个游戏换了张地图。

      波洛（也包括马普尔、黑斯廷斯等）在遇到一个陌生人时，喜欢通过简单的接触，甚至单单观察其外表来确定人的类型。“他看上去是那种典型的苏格兰人”、“她是那种典型的乡下女人”，类似的表述在阿婆的作品里已司空见惯。而角色之间的相互评价也常常是从“天性”角度来概括的。以《悬》为例，典型的叙述包括“你知道吗？她是个天字第一号的说谎专家。真叫人奇怪——这也是一种天赋。”（P19）、“不错，是有那么一种神经错乱的人，会凭空想出种种死里逃生的离奇故事，还硬要别人相信……”（P45）、“但此阶层之妇女对凶杀向来有本能之兴奋感”（P108）……这些概括是非常粗糙的，但在阿婆的小说世界里这么想问题是天经地义。为了弄清楚查尔斯到底是哪个类型的人，波洛说“我宁愿上他办公室通过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商讨来形成对他的印象（而不是通过去他家拜访他）”。这种观点很值得推敲，且不论简单的谈话是否能形成一个客观的印象，工作场所真的比家里更能透露出人的性格吗？在工作场合，人以其社会身份存在，其本性恰恰可能是隐藏最深的。然而，当波洛面临逻辑的岔路时，他为嫌疑人做的类型分析将成为极其重要的参考。这样能行吗？只有阿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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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如棋

  一 纯洁的傻姑娘

      纯洁的傻姑娘常常成为受害者，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为利益攸关方却察觉不到危险的存在（比如马吉这种），而是看见了什么她不该看见的东西，想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却无意的透漏给了别人，于是被罪犯灭口。倘若纯洁的傻姑娘没有遇害，那她的走向就相当复杂了：

  （一）她以重要线索提供者的功能存在，无意说了什么表面看没用的信息，几经辗转被波洛听去了，成为了波洛逻辑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二）因为太纯洁，被人利用成为罪犯圈套的一部分，不小心做了伪证。或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提供了干扰推理的信息。总之，姑娘是好姑娘，但是帮了倒忙。

  （三）她根本不是什么纯洁的傻姑娘，而是演技高超的美女蛇，这时她不是凶手就是共犯。

  二 自作聪明的孩子

      童言无忌，小孩子很多特质和傻姑娘是接近的，但是傻姑娘常常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机灵，小孩子却常常是自作聪明。小孩子的走向也有很多：

  （一）对某些人产生了比较孩子气的爱或恨（一般是恨），因而产生了想杀掉某人的想法，干扰推理。

  （二）喜爱侦探小说，玩推理游戏，因而可能因为偷听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或者搞恶作剧而恰好卷入案件。

  （三）因为父母曾是杀人凶手（或被指控为杀人凶手），而被认为可能遗传了犯罪基因，因此成为受怀疑的嫌疑人。阿婆不止一次提到遗传犯罪基因的事情，这让我很异样。比如一个年轻了姑娘因为是杀人犯的女儿而影响了她的婚约，其主要原因倒不是对方担心名声问题，而是担心她是否会遗传有犯罪的倾向……

  三 多嘴的女仆

      多嘴的女仆是大量信息的来源，而这一角色类型的发展走向更多：

  （一）发表一些垃圾看法，比如某某很善良，某某和某某有暧昧的感情关系等等。这些想法常常是家庭妇女那种主观猜测，准确性得不到保证，干扰推理。

  （二）因职业之便，可能偷看偷听到重要信息，比如涉及遗嘱的信息或者某人犯罪的证据等。这样她可能会成为敲诈者或者把信息透漏给了罪犯。

  （三）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陋习，为了掩饰自己的陋习而对侦探说谎，干扰推理。

  （四）这一点比较无聊，正如波洛在《悬》中怀疑埃伦时的分析，此阶层之妇女对凶杀向来有本能之兴奋感，因此她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五）身份可能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做的伪装，其真实身份可能是利益攸关方，但这一身份我们一时不知道。

  四 古怪的老太婆

      很难想象老太婆会成为凶手，但是在阿婆的小说里，老太婆常常比较迷信，并且有胡思乱想的习惯，因而可能产生幻觉。这样一来，老太婆说的话的真实程度就很难得到保证了。此外，老太婆特别喜欢用自己固执的经验去评论身边的人和事。其语气通常都是武断的。因此，老太婆提供垃圾信息的可能性很大，然而读过《罗杰疑案》的人都知道，老太婆的唠唠叨叨，是武断还是睿智，全看阿婆心情而定。

      综上，阿婆的棋子种类还包括失业中的小伙子，孩子气的男人等等，这里不再详细讨论。考虑到阿婆写了那么多故事，棋子的种类并不算多。关于每一种角色在故事发展中的走向，我只写了较为常见的，这些走向，有一些具有普遍的合理性，另有一些则只有在阿婆的故事里才被看作天经地义。但是归结起来，就是当故事里出现了一种类型的角色时，他（她）的行为言谈可能看上去和另一本书里身份类似的人物完全一样，但是可能发展出合乎阿婆逻辑的本质上却对立的走向。所以阿婆的棋子不多，但个个以一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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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金钱

      人心难测，所以人物关系我们一时理不清本属正常，但是在阿婆的作品里，关系悱恻则是另一种含义。维系人物的关系的，无外乎感情和金钱：

  一 感情关系

      把感情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是最基本的分类。阿婆的作品里通常亲情并不重要，为继承财产或者争夺遗产杀人是阿婆最喜欢的杀人动机，而遗产问题通常都是在家族之中。因此我们根本不能指望阿婆笔下的人物能在亲情的驱使下有什么对故事有重大贡献的行动（《啤酒谋杀案》比较例外）。友情和爱情的界限本就是暧昧不明的，而且在阿婆的案件里，波洛左邻右舍打听一圈之后，大家七嘴八舌，男女朋友之间可能都有各种传闻了，就像《悬》里面查尔斯和尼克这种。人们议论并传播这些关系，有些纯属是被表面假象蒙蔽而主观臆断，另有一些可能确是真知灼见，这其中的区别我们无法区分，只有等到案件真相大白而事后诸葛了。阿婆对于感情的处理原则和处理人物走向时是一样的，任何表面看上去别无二致的感情关系都永远暗示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1）同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常常游走在喜爱和厌恶之间。无论我们看到的故事里两个同性朋友的关系多么好，我们看不见的嫉妒会趁我们不注意时改变整个故事。比如尼克和赖斯太太，我们是看不出尼克其实因为嫉妒赖斯太太而和她形同陌路的，纵使我们觉察到了她们之间一时疏远了，我们也判断不出原因。这既可能是因为头疼失眠或者心情抑郁造成的短期现象，也可能是因为深刻的原因使感情有了质变。再比如《斯塔福特疑案》中的布尔纳比少校和策列维里安上尉这对老朋友，浓厚的友情和暗藏的杀机似乎并行不悖。

  （2）夫妻（已订婚的情侣）关系：事实上不到故事结尾，我们很难判断一对男女之间知否真的存在这种关系。恩爱的夫妻可能只是一对搭伙的骗子，而真正的夫妻，可能因为某种目的而看上去毫无瓜葛甚至相互仇恨（这种似是而非的关系成为了阿婆两部名作中较为核心的情节）。

  （3）即使并不涉及犯罪因素，感情关系我们仍然难以断定。阿婆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学，即对于某一些人，他的情感常常以反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啤酒谋杀案》是展现这种心理学的极端例子，我们了解到的恩恩怨怨其实都不是那么回事。这并不是为了故意掩盖什么案情，仅仅是心理作怪，而这种心理状态，不但亲友看不出来，自己也未必能完全觉察，真正明了的只有侦探。当波洛应用这种心理学解析“五只小猪”的真实感情关系时，他是那么的肯定，把一切看的那么自然而然。但是翻翻其他作品，波洛并不是经常用这种心理学去分析。要知道用还是不用这种心理学去解释，其结果可是截然相反啊！

  二 金钱关系

      作家马原在《阅读大师》里谈到阿婆的小说时说“克里斯蒂的小说，几乎所有的动机都是钱，都是所谓谋财害命。”。纵然不是绝对，可也是十之八九了。从道理上讲，在阿婆的小说里，摸清财产关系比摸清感情关系更有助于了解真相，而且也应该是更容易的，因为毕竟人心难测，财产关系却是法律上确定清楚的。可事实上，金钱关系在阿婆这里一点不比感情关系明了。《悬》恰好就是一个以寻找金钱动机为主题的故事。从一开始，波洛就把案件动机定性为遗产继承，但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究竟是谁要继承什么。遗嘱的发展方向极为复杂：

  （一）遗嘱不一定能如实执行。在《悬》里就出现了这样的事，人物中有伪造遗嘱的高手，无论我们事先知道的遗嘱是什么内容，只要这样的高手存在，通过继承人找动机的方法就失效了。

  （二）遗嘱的受益人不止一个。《悬》就是这样，至少有查尔斯和赖斯太太两个受益人。有的故事里，受益人更多。我们甚至确定不了女佣会不会因为主人留给她一百镑而杀人。

  （三）对遗嘱的了解有误。我们了解遗嘱可以通过立遗嘱者本人或者其律师，这都是权威的渠道。但我们怎样了解遗嘱情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里的人物对遗嘱有什么样的了解。有些人在无遗嘱情况下是继承人，而他并不知道有遗嘱存在；有些人知道的那份遗嘱可能已经作废了，立了新遗嘱他却不知道……

      此外，并不是只有缺钱的人才急切的需要继承遗产，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有钱人”是否真的有钱。在《悬》中波洛就是这样怀疑拉扎勒斯的经济情况的，看上去有钱的人可能早已陷入财政危机，只不过为了面子以及以后借钱方便而硬撑门面。反过来，立遗嘱者如果根本没有什么遗产留下，也并不代表继承人不会起杀心，因为继承人也可能不知道立遗嘱者的经济状况，就像克罗夫特根本不知道尼克自己有没有钱一样。

      综上，当我们抱着“谁因谋杀受益谁就有嫌疑”的陈旧经验去审视人物时，一切都是徒劳。没错，阿婆送上了一份写的清清楚楚的遗嘱，可对于致力于揭开真相的读者来说，不过是废纸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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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话

      同样来自马原的《阅读大师》，马原评价阿婆的作品时说道：“所有的细节全部是复杂故事链中的环节，你找不到游离在故事链之外的细节，非常奇特。”，“克里斯蒂把所有的‘闲笔’都变成风景”……就强调阿婆悄无声息的布置线索的技巧上来讲，这样的赞美并不过分。然而如果做技术分析，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推理小说是一项隐藏谜底的工作，不存在垃圾信息是不可思议的。既然把树叶藏起来的最好方法是放入森林，那隐藏线索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线索放入垃圾信息之中了。在阿婆的作品中，垃圾话的数量绝对不少。我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一）纯垃圾话，指毫不负责的言论，而且这类垃圾话只管说，不用收拾。在《悬》中，垃圾话包括克罗夫特夫妇对几个年轻人的言论（P64），马吉的言论，什么“谁会想去伤害尼克？在这个世界上她不会有任何仇敌的”之类（P77）。这些言论中的观点纯属混淆视听，克罗夫特夫妇只是来了没多久的陌生人，连尼克有没有钱都没弄清楚就去犯罪，而马吉则是那种典型的傻姑娘，谁能指望他们说出有价值的话来？

      这类垃圾话对于初读阿婆的新手和阿婆的老读者有不同的作用。对于菜鸟读者，他可能会把这些观点都看作是非常有用的线索，因而干扰其正确推理，对于老读者则起麻痹作用，这些言论实在是老套，会让人放松警惕，反而可能会忽略藏在其中的有价值的线索。在《悬》中，藏在这类纯垃圾话里的线索包括赖斯太太说尼克是说谎专家，以及女仆埃伦认为庄园气氛诡异的言论。当事实证明这些言论竟然对了的时候，波洛只要轻松的赞扬一下这些人眼光独到就行了，如果这些言论不对呢，也没有那个读者会计较这些神经质的言论干扰了他的思路。所以这种纯垃圾话，阿婆的态度是能说就尽量说，说的越多，故事弹性越强，不会伤害作品。

  （二）波洛点出的疑点，指波洛明确质疑了却迟迟不解释的疑点。比如波洛质疑为什么拉扎勒斯愿意花五十镑去买尼克的只值二十镑的画等等。

      和纯垃圾话不同，这类话既然出自波洛之口，就受到了读者的重视，所以在结局时，这类垃圾话是必须处理一下的。波洛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喜欢了解所有细节，即使与案件无关。所以他什么都怀疑，都去查，把读者和黑斯廷斯至于迷惑之中。阿婆擅于风趣的处理掉这些波洛提出的干扰性极强的疑点来为小说添色，但这类疑点还是不宜过多，多了解释起来就难免牵强，对作品的严密性有一定的损害。

  （三）模棱两可的话，主要指主要人物那种没有实质内容的观点。波洛的类似言辞总会让黑斯廷斯误解，因为其双关性极强。比如“……没有人知道这个谜。也许她什么也不是。不过我告诉你，我的朋友，她是个点燃指路灯的人。”（P53），“这个埃伦——她是个谜，我不喜欢这个谜！这儿有些东西我还弄不懂。”（P148）。作为故事叙述者的黑斯廷斯也喜欢说类似的话，比如：“我听得出她话里有话，但那是什么呢？”（P115）之类的。而在阿婆作品里最普遍存在的则是“他知道的肯定比说出来的多”之类。这类话永远正确，说了等于没说。

        当然此类垃圾话也有其作用。无论小说的情节是什么样，侦探其实已经通过作者本人在“潜意识”里事先知道真相了，虽然推理作品总是尽力作出侦探是和读者同时起步的姿态，但侦探是借助他和作者的关系而不是借助于自己的才智知道真相的这一点却是事实。有些作品就很得意忘形，比如江户川乱步的作品，经常很久也没见侦探有什么行动和看法，任案情发展，可是快尾声时，侦探突然来一句“我早料到啦”就明白了一切，这样情节的突兀感就过于强了。让神探和助手们时不时说上一两句这样的垃圾话，会加强一下侦探在作品里的存在感，给人一种侦探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和读者一样介入案子的感觉，其实这是对侦探事先从作者那里明白了真相这一事实的掩饰。因此这类垃圾话在写作节奏上是一种有效的调节，但同样不宜过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废话一句，对读者破案毫无帮助，说多了就让人产生厌倦感。

      综上，阿婆对如何适时添加每种类型的垃圾话有一种近乎天赋的才能，她几乎总是知道什么垃圾话在何时说，说多少，这让阿婆的作品读起来十分流畅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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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的伟大之处

      虽然说阿婆创造出了许多犯罪模式，被后人频繁仿效，但我认为阿婆最伟大之处还是在于她写推理小说的语气和节奏。推理小说发展到现在，推理核心能够跳出窠臼的作品已经很少，那么多作家绞尽脑汁想各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手法上的可能性，几乎样样都被人尝试过。或许可以想象，就算很多模式（比如《无人生还》、《东方快车》等等）阿婆并没去写，它们也很有可能被后辈作家们最终尝试出来，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同样的情节被不同的作家写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最直观的就是写作语气。至今似乎也没有作家能像阿婆一样能够既笔调轻松又逻辑严密的去完成一部作品，作家们要么阴沉着脸严肃的写作，要么就是写一些不疼不痒的轻松推理了（而轻松之余推理成分却被大大弱化）。

     波洛和福尔摩斯类型的侦探不一样，福尔摩斯把一个小证据充实成大段事实的能力无人能及，虽然一些推理迷评价认为福尔摩斯擅于观察、推理细密，我倒不以为然（通过手上一个伤疤，拐杖的磨痕说出那么多事实来，很难称其为推理细密吧）。与福尔摩斯超强的思维跳跃性相比，波洛的思路和常人就较为接近。他有他自己的模式，按照自己的一贯章程对待每一个案子，他几乎是领着读者挨门挨户去搜集线索，他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跟得上，只是我们对线索真伪的辨别能力不如波洛强罢了。即使是这样，阿婆还是怕读者思维跟不上，常常让波洛把行动的目的说出来，或者从头到尾了捋一捋思路什么的。

      阿婆这样的节奏和她的推理类型有关。她和奎恩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写作模式，奎恩隐藏谜底的方法是弱化线索，把线索都装扮的毫不起眼，这样读者常常会无从下手，但是真相大白时，我们发现奎恩是诚实的，只是我们不能明察秋毫，而阿婆隐藏谜底的方法是强化伪线索，即把不是线索的东西搞得神经兮兮，和线索混淆起来，都比较明显的摆在明面上（事实上弱化线索比强化伪线索要难）。所以在写小说时阿婆要推着读者走，她生怕读者不中圈套，所以通过不停的唠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来替我们思考，你想不和阿婆搞互动都不行，而当读者和作者搞起了互动，就说明读者已经被作者吸引了。

      由于阿婆这样的写法，让读者在读阿婆小说时比读其他推理小说省脑子（前提是这是对于那些对独立找出答案有兴趣的读者），因为解弱化线索类作品像做一道填空题，解强化伪线索的作品则像解一道选择题，难度差异是明显的，当然答不答得对是另一回事，这里仅指思考强度。也就是说，读阿婆作品时读者想的很多，但想的不费劲。所以阿婆的书读起来节奏更顺，更适合用作消遣读物。《人猿泰山》的作者巴勒斯谈到他的成功之道时说，他的成功秘诀是用不着读者费脑子，事实上这是绝大多数畅销书的模式。要么根本不用读者动脑子，要么就是虽然想得多，却想得不费劲。即使是对于相对比较爱动脑的推理小说读者群来说，这一模式仍然适用，所以阿婆的书比其他作家卖的好一点也不奇怪。

      马普尔小姐的系列普遍不如波洛系列精彩，其原因多半也在节奏上。马普尔的故事节奏过于舒缓，而在结尾时就会真相大爆发，前松后紧，阅读舒适度就会下降。波洛系列里也有一些作品，比如《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这种，阿婆小说的各种特质俱全，但就是不经典，原因也主要在于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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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洛凭什么比我们强？

      不要说是波洛或者马普尔，就连巴特警长也比我们强得太多，这当然是首先得益于阿婆的偏袒。记得三年前我读完《走向决定性的时刻》之后把书借给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从来没读过阿婆小说的，可能读推理也不多。她读完之后告诉我，她觉得其实结局并不那么难猜，只是因为克里斯蒂的叙述才猜不到。而记得在报纸上看到过一项科学研究，研究者认为阿婆的小说词汇量非常少，经常重复使用，而且句子有节奏，有一种近似于催眠的效果，使读者被她牵着走，当然这个研究成果对中译本有没有说服力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一点能肯定，就是我们比波洛受到了更多来自阿婆叙述特点的干扰。当然这只是我们斗不过波洛的一个小原因，其主要原因还在于阿婆赋予波洛的种种优势。

      按照一般侦探的模式，如果发现某一个角色隐瞒东西不说或者撒谎，那这个人不是凶手也基本是和案件真相密切相关的一分子了。或者是，侦探发现了某个奇特的物证，而这个物证只有在某个特定的人是凶手时才会出现。侦探先是通过这些依据戳穿犯人，此后才是犯人自供动机的时间。以上这些特征在动画片《名侦探柯南》里体现的极其明显。然而对于阿婆的作品来说刚好是反过来，嫌疑人说谎根本没什么好奇怪，因为每个人都会说一点谎或者隐瞒一部分事实，一个人可能就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酗酒而百般阻挠推理，因为不这样写伪线索就出不来了。而由于阿婆本身是那种喜欢写强化伪线索类型推理的作家，她笔下的侦探对于物证一类东西持不屑的态度也就很好理解了。证据指向某人没有意义，它极可能是有人故布疑阵，想想《东快》这样的案子，波洛从一开始就嫌证据太多而不是太少。而出现波洛破获发生在十六年前的毫无证据了的案件的极端例子会存在也不足为奇了（《啤酒谋杀案》）。

      波洛（包括马普尔）在面对一个案件时，最先想到的是两个问题：动机与模式。首先想被害人是个什么类型的人？嫌疑人都是什么类型的人？而某种类型的人杀害某种类型的人的话可能存在什么动机呢？或者是，这个案子的犯罪模式以前似乎见过，那时是怎样的情形？

      这些可能在以帕克派恩为主角的小说里更直白一些。帕克派恩自己就说过他解决案件的技巧是把不同的犯罪模式详细分类。在《钻石之谜》这个案件里，帕克派恩在解释他为什么相信某个嫌疑人没有偷钻石时说：“……就是说，不是偷窃珠宝的特定作案类型。当然，你可能会作其它什么案，可是我们并不涉及这个话题。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都看不出你是偷窃晨星的人。”这就是说，他判断这个人不是窃贼是不是因为相信其人品，而是因为这个人不属于进行这种犯罪模式的类型。而他破这个案子用的是相同的方法，“阿玛菲团伙。当你告诉我你的遭遇，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他们。我断定那是他们惯用的作案方式。后来你向我一一描述了那些客人的面貌特征，我心里就越发确信是他们了。”、“很简单。姓名是意大利姓名，血统无疑也是意大利血统，然而老阿玛菲出生于美国。他的作案方式大都雷同。他装扮成一个真正的商人，把自己介绍给某个欧洲国家珠宝行业的某个重要人物，然后开始耍他的小花招。”……

      因此在波洛他们看来，只要弄清楚当事人的性格类型和案件的犯罪模式的话一切就都会一清二楚。在《高尔夫球场的疑云》里，波洛讽刺那个吉罗警探是条搜找物证的猎狗，但是在《悬》里面，波洛又很有自豪感的把自己比喻为了猎犬。事实上侦探永远都是猎犬型的人物，只不过搜找的东西不一样。然而，短期内介入一个案件，寻找动机比寻找物证难得多，所以为了帮助波洛快速破案，阿婆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另设置了一些前提。

      《怪屋》里虽然没有波洛等侦探，但是里面“我”的老爹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总结出的罪犯特征却几乎在阿婆所有作品里适用，即凶手都是很自负、喜欢说话的一类人（这个假设在其他作家的作品里经常不适用 ）。因此当波洛四处打听的时候，凶手不但会自曝其性格类型，而且会主动提供大量的信息给波洛，好像没有太多自我保护意识。而其他的角色也是要么健谈要么很容易被人推断出其观点。更重要的，所有人物都非常符合波洛的人物归类体系，这样一来波洛那套陈词滥调（黑斯廷斯在《悬》里就是这么说的）就百试百灵了。

      波洛本人也拥有许多女人特质，喜欢偷听偷看，热衷八卦，这些都为他破获阿婆笔下罪犯的案件提供了不少帮助。更重要的，波洛拥有并倚重他那女人般的直觉，可以没有障碍的把两件看上去并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在《悬》里，波洛居然一下就把尼克和冒险家塞顿联系在了一起，只因为这些年轻人谈论了他。事实上年轻人平时讨论一些名人的八卦再正常不过。波洛能在构想动机时那么异想天开（P101），把尼克和塞顿联系在一起怎么就一点也不愿意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我只能说是波洛靠直觉了。

      波洛神奇的直觉还体现在他对线索真伪的判断上，不但能从角色们啰里啰嗦的话语中快速筛选出有用部分，还能有效的把角色说谎的部分极其准确的识别出来。波洛和赖斯太太只谈了几句话，就极其肯定她说了谎，她当时不在塔维斯托克。这怎么看都有些武断，且不说完全不能肯定赖斯太太是否真的说了谎，就算是说了谎，也不一定说明赖斯太太不在塔维斯托克，仅仅是因为赖斯太太不肯说出她在塔维斯托克的朋友的名字？

      波洛偷听偷看得来的信息完全与读者共享，从大量垃圾信息里筛选有用的信息虽然难可理论上还是办得到，分析人物是否说谎也勉强办得到，在这些环节上，理论上读者尚可与波洛匹敌。但波洛另一个优势读者就没法比了，那就是波洛“在现场”。

      波洛对感官印象非常信任，在《高尔夫球场的疑云》里，波洛仔细观察了昏过去的雷诺夫人后眉头一皱，从此思路就开始逆转，却把读者留在了原来错误的思路上，原因是波洛发现雷诺夫人是真的昏了，由此判断她真的没有预料到她丈夫会死，这种感觉是读者绝对不会有的。在比如在《悬》里面，波洛拜访查尔斯之后判断说，“但是在查尔斯·维斯身上，我看不出有这种动机存在”（P103）。仅一个“看不出”，波洛就可以否掉一个逻辑走向。在谈到尼克时，波洛说，“但用那样的语气说出那样的话来，不，不是自然的。”（P112）。此间玄妙的语气也不是读者可以感受的。而“看不出”、“那样的语气”一类不在现场就感受不到的模糊词汇，在阿婆的作品里极其普遍。

      综上，就算人定胜天，也休想胜过波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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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在和阿婆斗智吗？

      范达因在写他的推理小说二十条原则之前有一段话：“推理小说是一种智性游戏，但更像一种竞赛，作者必须公平地和读者玩这场比赛，他必须在使用策略和诡计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诚实，绝不能过分到像玩桥牌时作弊一样。他必须以智取胜，透过精巧又不失诚实的设计引起读者的兴趣……”。在范达因看来，读者阅读推理小说的过程是和作者斗智的过程。奎恩在揭开案件真相之前，一旦自认为把该给的证据给全，也会挑战读者，这显然也是在遵循这一总原则。然而，对于案件的脉络，作者是正向思维，读者是逆向思维，难度差异不同，而作者的智力体现也绝不仅在想出这样一个案件，而在于如何去讲述这个案件，作者与读者的智力工作不体现在一个层面，理想的竞赛状态很难形成。

      对于一个业余推理爱好者来说，构思出一个离奇的案子未必很难，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编排多个巧合，并配上一大堆故弄玄虚的假线索，任何一个人藏一件东西，其他人都是很难找到的。写作的真正难度是构思好之后如何有条不紊的展开案件，并在离奇性和合情合理之间寻求平衡。有一些作品即便读者事先猜出真相仍是好作品，另有一些作品让人匪夷所思，绝对猜不到，但是却无聊的很。

      具体到阿婆的流水线作品，我认为其结局是不可预测的。换句话说，你可能猜到真相，但没什么意义。奎恩的弱化线索型作品，我们可能完全找不出像罪犯的人，但奎恩指出各个证据时，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人。如果我们阅读时察觉到一部分线索，也基本可以把视线投向罪犯了，逻辑上讲，故事没发展到结束时犯人就已经有唯一性了。阿婆这种强化伪线索的作品（在此类型作品里阿婆已做到极致，即使是喜欢设陷阱的作家也很少有下阿婆那么多陷阱的）里，一条线索是不是伪线索可能在故事快结束时阿婆仍可自由选择，多条可以随时补完整的逻辑链通向不同的“真相”，而补全线索的最后一环可能是远方发给波洛的电报，或者波洛设局之后，究竟是谁会去上当等等（无论是谁上了当波洛只要说事先怀疑的就是他，那在逻辑上都是合理的）。

      读者猜阿婆书里的凶手时，一般先是排除表面看上去可能性最大的（不需要逻辑，仅是经验），而阿婆的案件格局一般都不大，剩下几个主要人物又都有一点疑点，这样就可以按照上面叙述过的人物走向去猜。可是这样已于逻辑无关，我们猜凶手实际猜的是阿婆的写作习惯了。而我自己，除了《ABC谋杀案》和《蓝色特快上的秘密》我完全看穿了真相之外，其他的我都确定不了。而我读阿婆的乐趣变成了“我倒要看看这个有意思的老太太这次又想玩什么花样”了。

      或许与阿婆斗智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去掉尾声部分，自己提供一个“同人版”结局。就阿婆的作品特点来说，很多流水线作品要想提供合理的“同人版”结局都是可能的，而我想比一比我和阿婆谁的结局更精彩。在读完《悬崖山庄》之前，我就自己设计了结局，首先我在出现那张奇怪的脸之前早已猜测到赖斯太太的丈夫可能会出现这种可能性，按照多嘴的女仆可能的走向，我选择女仆埃伦可能和赖斯太太的丈夫有什么亲缘关系。埃伦完全可能偷看到塞顿的来信推测出继承大笔遗产的可能性，她选择杀死尼克，由赖斯太太继承，既然她和丈夫没有离婚，那她丈夫分走赖斯太太遗产的一半也很理想，或者趁赖斯太太没来得及立遗嘱时再把赖斯太太也干掉。这样一来女仆埃伦和赖斯太太的丈夫就成了合谋凶手，她没有去看焰火是因为和赖斯太太的丈夫秘会，她见死的是马吉而不是尼克，意识到是同伙出了错，因而一时疏忽把自己的意外感透露了出来，后来为了弥补这一点就编了什么庄园不详一类的鬼话。我觉得这样是完全说得通的，但是对比一下，阿婆的收尾确实精彩得多，而我的故事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缺少亮点了。因此不得不说，尽管阿婆的故事有随意性，但阿婆有天赋能从众多可能的结局中挑出最精彩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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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的窍门

      阿婆确实是有窍门的，正是因为有窍门，所以阿婆才能在量产作品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持了作品的整体水准。其窍门归根结底在于，阿婆构建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逻辑世界。

      很多被严重简单化的东西只有在阿婆的世界里才是完全合理的，比如在阿婆作品里，可怜的A爱B爱得都快发疯了；A有时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A这样的人对谋杀有天生的兴奋感；A被B的魅力所吸引，但并没有陷进去……这些是阿婆作品里很基本的要素。在大多数作家笔下，这里的每一个感情状态、心理状态都是要用细腻的描写才能表达清楚的，可对于阿婆，这些涉及感情深处、人性深处的状态只需要一句话就能描述。要进入阿婆的作品，就必须先承认这些规则，可一旦接受，这个逻辑世界就似是而非了。

      在《捕鼠器》里有个叫克里斯多夫的角色说了一段话——“每个人都有意思，因为不管是谁，您永远都不会真正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点什么。比如，您就不知道我现在想什么，是吗？”，接着他又说：“您知道吗？只有艺术家才能真正弄懂别人的底细——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弄得懂！……”

      这两段话差不多可以看成是阿婆对读者的告诫，即无论我的人物在干什么说什么你都找不到规律可循，这不需要道理，相反，我会创造这样一个人物（艺术家），他就是能看透这种规律从而弄懂一切，这也不需要道理（因为他自己也弄不懂）。那么，这种别人怎么也弄不懂艺术家却不需要理由就能弄懂的规律如何能存在呢？这就是一个悖论。

      波洛办案最大的技巧是给人归类，然后找动机，可这种人物类别事实上并不存在。正如前面对角色棋子的走向分析以及《捕鼠器》中的那段台词所言，同样的身份，同样的表面行为特征在阿婆的逻辑里都会暗藏着对立的逻辑方向，那通过对表象的观察所做的分门别类究竟有什么用处？在《悬》这部小说的142页，波洛评价尼克说：“这些年轻小姐现在根本得不到应有的训练，在条理性方面简直毫无教养，也根本不懂得办事的方法。这位尼克小姐，她是有魅力的，但她的头脑里只有些棉花、稻草！她是只绣花枕头！”。可是最后的事实证明，尼克和波洛此时说的完全不一样，一个做事不周密，没有条理的绣花枕头怎么能设计出几乎骗过了波洛的案件（如果没有黑斯廷斯对马吉名字的调侃的话）？事实上波洛后来之所以转而怀疑尼克，也必然是自己推翻了自己对于尼克的归类。有什么事实使波洛对一个人的性格本质的看法产生了重大转变吗？没有！波洛只是按原有的想法推理不下去了。不需要事实，仅靠推理，人的本性就可以跳来跳去，既然对人本性的判断这样不稳定，又如何能赖此解决了那么多案子呢？这种矛盾在阿婆的悖论逻辑世界里不可解释。对读者阿婆奉行的是不可知论，对波洛阿婆奉行的却是方法至上论。

      阿婆笔下的人物从来都不会碰上道德困境，所以在几乎所有的故事里，基本每一种人物的各种走向都可以合理存在。又由于阿婆在角色人物刻画时有千人一面的特点，事实上它永远是几个类型的人拼凑在一起的故事，而不是几个特定的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啤酒谋杀案》仍然可算例外），所以我们没有了为某个人物做设身处地考虑的能力。这两点共同保证了阿婆的每个角色都可以在故事进展中在几种人性之间自由跳跃，即使案件的格局很小，排列组合一下，阿婆能设计出的可能性也会多得惊人。

      所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充满悖论的小世界，对读者和侦探采用双重解释标准就是阿婆的小窍门。

      因此，阿婆的成功其实是以“刻画人物千人一面”和“缺乏人性深层挖掘”为代价换取来的，也许很少有作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但阿婆有意无意的这样做了。这种交换的结果，是阿婆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谋杀童话，从而在推理界取得了不可撼动的女王地位，与此同时她的这些作品在文学价值上却贡献寥寥，是那种也许“正统”作家（马原倒是例外）即使爱看也不会敬佩，更不会以此为榜样的作品。阿婆也不会像有些推理名家一样得到推理圈和“正统”文学圈的双料承认。

      当然，阿婆创作出了《无人生还》、《罗杰疑案》还有《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样根本不能用流水线原则去理解的经典，这本身就已经证明的阿婆不是个只会用“小窍门”的那种自我复制的作家。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阿婆的一些非推理作品，比如《裁缝的洋娃娃》和《神秘的镜子》等短篇，其女人细腻的情感加上奇特的构思，信手拈来的诡异气氛绝非横沟正史们那种刻意营造的氛围可比，这类作品的文学价值可能被严重低估了。可惜这些作品在数量上都是少数，大部分时间里阿婆都是在她的流水线上工作。因为即便是流水线，它的变化多端仍然足够有趣，足够这个聪明的女人乐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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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Or人生通鉴

  作者：smarttree 发布时间：2012-11-11 20:58:56

      走出校门、踏入职场的第五个年头，我开始成为一名中层管理者。非自愿，领导安排的。此前，即这初次被“委以重任”之前，我做过的最像样的“官儿”不过是一班之长而已。而这两种任职之间也相隔了十五年之久。少年时候的班长生涯中，我就是一个“无为而治”、对什么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与同学一团和气，当然也相当听老师的话，和光同尘。这种“但求无事”的心态历经岁月颠簸始终不改，在我成人后的职场生涯中依然一以贯之。我和下属打成一片，凡事亲力亲为（比如总是周末加班，脑力活和体力活兼做），累得要命求下属帮忙而不得之后我还不敢怎么着，继续埋头苦干；而一旦领导有任何不满首先拿我找茬儿，各种质疑指责源源不绝……啊，尽管彼时我都快三十岁了，却经常是因为觉得受了气而背着人流泪——到最后，竟然有两次爆发当着人流泪了，搞得众人惶惶……那时，我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地怀疑自己的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天天泡在书店和超市图书货架翻看各种关于如何管理、尤其如何做好中层的书籍。可惜那些道理看着明白，实践中总是不会用。——说到底我就是个喜欢“无事”的自由的小文人、老少年，爱好将分内事（指的是业务）做得足够好，然后安然地想干吗干吗，工作之外可学习，可悠游可以接受被人管，但实在不爱管人。偏偏自那番涕泪交流忧心忡忡开始至今，我始终没能恢复我的“平民身份”，以至于至今都没有从“管理”中解放出来（管的事和人海越来越多了）。“自由”于我始终成了梦里时光——几乎夜夜，我都梦回我还是一个平民少年，追星、学习、好鲜衣美食、一天一天走向长大。

  回想当初我四处寻找浏览管理学书籍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是一种“观照”类的品鉴，一种心态上的安慰。毕竟管理只是一门技术，技术学得再精，无非是一个匠人。擅管理者，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气场和定力，足够坚强（在我看来是勇敢），勇于面对一切风云进退；而其中尤其witty者，应该看透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纷纷扰扰，从容笑对人生。

  不过如此。

  我也无非是做一个中层管理者，已经如此不快乐和乏累了，那么如果是很大很大的领导，很高级很高级，甚至是位极人臣的人君呢？

  一切的历史都是通鉴。都是story。本着看story的心态，我一头扎进了张宏杰的新书《坐天下很累》中。光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高级管理品鉴——当然，说的都是中国皇帝那些事儿。序章用了二十多页，章名触目惊心“皇帝，最不幸的人”。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如果位高权重，必定伴随失去身心的自由，甚至是灵魂的自由。（想也如此啊！）接下来，自西汉开始，到晚清，书中选了若干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一生跌宕起伏、人格也极其“丰富”的人君进行了描述。——当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能成为“正统”的皇帝，比如王莽、洪秀全等。这些人中，有从来就处心积虑要获取最高权力、成为万人之上者，也有本无心做皇帝，但因着时势安排、经过种种阴差阳错无论如何都成为了皇帝的。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都曾经英武智巧、意气风发过，而最终，或悔恨或惊惶或落寞或抑郁，都没能善终。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作者在书中的的议论，尤其把每个人的故事写到最后总要升到关于“人性”（贪得无厌）的阐发。（当然，他的议论还是很让人赞同的，比如说到谈到草莽豪杰们为什么总是不成器，谈到中国的革命总是血性少年来担、最后总以悲剧终结。）可我喜欢那些故事。这些历史名君们不再是实录里、课本上刻板而冷冰冰的一个个名字，而是骨肉丰满、情态各异、令人感同身受的具体的人。百姓和文臣们捧杀王莽，我为其叹息；杨广智勇双全却峙才放旷，导致极盛转极衰，我为其叹息；朱厚照活泼奔放、贪恋人间生活却不得不被“皇帝”这一身份禁锢住，以至于一生郁郁，我为其叹息；光绪从怯懦文弱的孩童到血性莽撞之青年，毕生与慈禧爱恨纠缠至万念俱灰，我为其叹息……这二十余万精彩纷呈的描述，于我看来，就是一本叹息集。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若拍成单元剧，这必是一部可看性非常强的好剧（当然，得由最擅单元剧的BBC制作）。尤其那些本无心做皇帝，硬是被命运架上皇帝之位，却无论如何努力都没能有多大作为，反倒令世人不满、后人诟病的例子，最让我唏嘘——还好，还好，这些都是history，千万莫要让其变成our story。哦，不是说皇帝，我只是感同身受的说作为管理者。“坐天下很累”，其实，坐一方小小的办公室，也非常并不轻松。张宏杰讲故事的本事和文采一直都不错，我很期待他的下一本书能讲讲史上那些有意思的“人臣”的事儿——有皇帝和更大的官儿管着，但又管着另一些人和一些事儿的人们。很适合现在的小中层们看着解气儿。一切历史都是通鉴嘛——不光是资治通鉴，更重要的，是人生通鉴。

  坐天下很累，但做其他的事情也不轻松。在这个世界上，各种营巧，各种活法儿，都需要付出心力。你能最终看透吗？作者在书末说的一番话突然让我冷汗顿下：“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情。”我赞成这样的态度，也希望读完这本充满惊涛骇浪和斑斑血泪的书后，明天的我能更豁达、更豪迈、更自信勃勃地处理好工作上的每一件事。可为什么我还是只愿意做一个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乐于享受更多的文艺小趣味，个人小情怀，而离“管理”这种事愈远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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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家里手说备孕

  作者：春了春天 发布时间：2021-01-09 16:04:49

  生命的繁衍是神奇的，伟大的，千万年来，有关于生命传承各地有各地的“说法”，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类发展至今，无数的人前赴后继，经过各种实践，从五花八门的“说法”里，提炼出了医学界比较认可的的科学论断。

  然后，千百米养育千样人，对待生命传承的看法和做法，并不都是科学且行之有效的。

  有的人，因为生长环境封建落后，父母和学校都不曾教导过生理课，那些人闷头闷脑的长大，被周边社会环境和家长裹挟，稀里糊涂的就结婚生子，对备孕和生育的认识完全来自身边人言传身教，比如，吃酸碱调身体可选择生男生女，比如生什么属相的孩子会聪明，比如看个某度小广告就以为自己想生什么生什么。

  种种洋相，令人啼笑皆非。

  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 生经过多年经验总结，击破各种关于备孕的流言蜚语，揭开怀孕误区， 还给出细致的孕前身体调养方案。 对一些月经不调、痛经的女性，给予调养方式，另外书中提供的各式营养餐，原材料易得，花样餐易做，配比科学，营养丰富，可照谱实操。

  可圈可点的是，作者很重视提倡定时做孕前检查，听从医嘱，莫要怀侥幸之心偷懒，毕竟，孩子一旦出生，就不可逆，一定要做好产检，致力育把出健康孩子。

  对于一些新手妈妈，按章寻迹，书看明白了，才能分辨出身边那些关心备孕的亲人提出来的建议，到底哪些是科学的，有效的，哪些是道听途说的文化糟粕，备孕是件顶顶严格的事，有这需求的人，还是需要看看专业人士写的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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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心力了，我憔悴了

  作者：Sean Hou 发布时间：2022-08-11 09: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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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赵林：刺向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双刃剑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2-15 07:56:39

  作者简介：赵林，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汉　430072）。

  原发期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第 3-9 页

  关键词：康德/ 经验/ 通灵术/ 独断论/

  摘要：《通灵者之梦》是康德早年所写的一篇长篇论文。在该文中，康德不仅以经验为根据，对神秘主义通灵术和形而上学独断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对形而上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进行了区分，初步表达了关于理性的界限和道德的信仰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构成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基本内容。

  一、前批判时期康德思想的转变与《通灵者之梦》

  众所周知，康德最初是在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影响之下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的。康德早年在哥尼斯堡大学接受教育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位老师马丁·克努森就是沃尔夫的弟子；而当康德开始在哥尼斯堡大学讲授形而上学的课程时，他所采用的教材则是另一位沃尔夫主义者鲍姆加登所撰写的《形而上学》。虽然他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地用自己的新思考来取代鲍姆加登《形而上学》的旧内容，但理性主义独断论对于他早年思想的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康德思想的研究者们通常把康德1770年发表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性和知性世界之形式与原理》作为他最终摆脱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影响，进而开始创建自己的批判哲学的重要标志，并且把1770年作为康德哲学的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之间的分水岭。然而早在1770年以前很久，例如在1755年撰写的《形而上学知识基本原理新释》一文中，康德就已经开始表现出对沃尔夫主义独断论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随着康德思想的日益成熟而变得愈加强烈，最终导致了康德与沃尔夫主义的彻底决裂。

  在18世纪60年代，康德开始受到英国的经验论，尤其是休谟怀疑论思想的影响，从而使得他早年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质疑进一步加强，并且逐渐形成了其独立的批判视野。在1762至1763年之间，康德先后写了四篇论著，它们分别是《三段论法四格的诡辩》、《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原则之明晰性的探讨》和《将负数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在这些论著中，康德表述了一个共同的经验主义原则，即我们关于实存世界的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离开了经验，仅仅凭着逻辑推理，我们不可能产生任何关于实在事物的知识。此时的康德已经开始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所在，那就是把思想之逻辑与实在之事物混为一谈，用纯粹思辨的逻辑关系来取代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因果关系，以为仅仅凭着逻辑的演绎就可以获得关于实在世界的一切知识，甚至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完全缺乏经验证据的问题也妄加推论。在这些论著中，康德已经开始注意到逻辑推理与经验事实二者对于形成科学知识的不同作用，开始强调逻辑的对立与现实的对立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且把传统的形式逻辑称为“泥足巨人”，把形而上学描述成“无底深渊”和“一片一望无际、没有灯塔的漆黑的大洋”。尤其是在《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这一长篇论文中，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事实上，康德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中对理性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的深刻批判，在《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一文中都已经初具规模了。在这篇长文中，康德考察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繁琐论证并不能获得关于上帝存在的确切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获得像数学知识那样确定无疑的证明。上帝的存在与其说是一个逻辑论证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①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初步看到康德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表达的那个基本思想，即传统理性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无效的，上帝的存在不属于思辨理性的范围。然而，此时的康德毕竟刚刚开始对理性主义独断论产生怀疑，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对他的深刻影响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消除干净。因此，那些后来在三大批判中明确表述的精辟思想，在康德18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中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在许多地方，康德的思想还是充满了混乱和矛盾。此时的康德还没有成为一个怀着对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坚定信念、对一切传统哲学和神学进行根本清算的批判者，而只是一个徘徊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与休谟的怀疑论之间的探索者。

  在1762～1763年撰写的这几篇文章与1770年发表的教授就职论文之间，康德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长篇论文值得研究者们关注，这就是他于1766年匿名发表的《通灵者之梦》。撰写这篇论文的直接起因，是由于瑞典的一位著名通灵者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g， 1688～1772)的神秘事迹。这位当时在欧洲颇具盛名的通灵者，原来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晚年时由于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开始转向宗教神秘主义。史威登堡先生自称拥有一种特殊能力，能够直接与灵界沟通，并且撰写了一部八卷本的巨著《天上的奥秘》来宣扬他的神秘主义经验和灵界见闻。一时之间，他的崇拜者和信徒们遍布于北欧和北美的许多国家。

  早在1763年8月10日康德写给一位贵族小姐的信中，就谈到了关于这位史威登堡先生的奇闻。这位神奇的通灵者曾经告诉康德的一位朋友，上帝赋予他一种“异常的禀性”，可以与死去的灵魂相沟通。虽然康德对于这种说法不太相信，②但是由于史威登堡先生的名气太大，康德还是花费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买了一部《天上的奥秘》。但是读完之后却令康德大失所望，这种既损失了钱财又花费了时间的上当感觉，可能是促使康德撰写《通灵者之梦》的直接原因之一。③当然，在这个表面上的原因背后还潜藏着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康德想借题发挥，即通过对通灵者的神奇幻象的批判，同时也对自己已经开始进行深刻反省的形而上学独断论进行一次大清算。

  因此，《通灵者之梦》一文不仅明确表达了康德对神秘主义通灵术的基本态度(受启蒙理性影响至深的康德一向对这类稀奇古怪的事物嗤之以鼻)，而且也标志着康德对沃尔夫主义的批判走向深入。如果说在《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中康德对沃尔夫主义的理性神学(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进行了驳斥，那么在《通灵者之梦》中康德则对沃尔夫主义的理性心理学进行了批判。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康德明确地突出了经验对于形成关于实在事物的知识的重要性。如果对照《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与《通灵者之梦》这两篇文章，我们就会发现，康德思想中的经验主义色彩越来越明显了。由于康德在《通灵者之梦》中藉以批判神秘主义通灵术和形而上学独断论的一把双刃剑就是经验，而且由于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没有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那样系统地论述先天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因此这篇文章几乎可以说就是一篇经验主义的杰作。此外，与康德后来所写的那些艰深晦涩的论著不同，在这篇内容轻松、文字流畅的长文中，康德表现了一种亦庄亦谐的文风。面对着虚妄荒唐的神秘主义通灵术和空泛玄奥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康德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从而展现了一个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老学究完全不同的康德形象。

  二、《通灵者之梦》的基本内容

  与其一贯的写作风格相一致，在《通灵者之梦》中，康德也是一上来首先就对一个基本概念“精神”(Geist，或译为“神灵”、“灵魂”等)进行了辨析。④这个概念是沃尔夫主义理性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而沃尔夫主义的理性心理学是建立在笛卡尔的“自我”理论之上的。笛卡尔的哲学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把“我”从一个思维的逻辑主体偷换成一个实在的精神实体，不仅把精神实体化，而且把单纯性、人格性、观念性等属性都加诸于其上。此外，为了说明身心之间的交感，笛卡尔还把大脑中的某个器官——松果腺——作为这个精神实体的栖息之所。沃尔夫主义的理性心理学就是在此基础上探讨灵魂的实在性和不朽性的一门学问，它首先就已经独断地预设了“精神”的独立实在性。正因为如此，康德在这篇文章的开端处就追问“精神”或“神灵”一词的确切含义，他发现，尽管人们(包括那些学院派的博学之士)非常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对这个概念并未加以细致地探究，通常只是把“精神”或“神灵”定义为一个“拥有理性的存在者”。那么，这样一个具有实在性的“精神”概念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康德指出，它显然不是从经验中抽取出来的，而是一种错误推论的结果。“许多概念是在经验底机缘中靠秘密而隐晦的推理产生的，然后又传播给他人，而无该经验本身或者推论(它建立关于该经验的概念)底意识。这种概念我们可称之为剽窃的概念。”[1](P8注②)

  既然这个实体性的“精神”概念只是一个缺乏经验基础的“剽窃的”概念，那么人们关于“精神”的单纯性、不朽性，以及精神在大脑中的居所、身心交感等问题的见解就都是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臆断。即使我们承认精神是一个单纯的实体，但它到底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是充实的还是空虚的?它存在于哪里?它如何与物质性的身体相交通?这些问题都是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而笛卡尔和沃尔夫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答案都是独断的和经不起推敲的。对于笛卡尔的“松果腺”理论，康德挖苦道：

  没有经验教我把我的感觉底若干部分视为远离于我，而把我不可分的自我闭锁在脑中一个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微小位置中，以便由此使我的身体机器之杠杆活动，或使自己由此途径被触及。[1](P14)

  对于笛卡尔的身心交感说，康德则反诘道：

  一个非物质性的实体如何能阻碍物质，而使物质在运动时碰撞到一个精神呢?而有形之物又如何能对一个不以不可穿透性抗拒它们的异物产生作用呢？[1](P17)

  至于沃尔夫学派所津津乐道的灵魂不朽问题，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如果我们连精神与身体的关系都弄不清楚，我们又如何能够了解它与身体分离之后的不朽性呢？

  一个精神与一个躯体是由于何种必然性而合为一体呢?而在某种毁灭底情况中，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统一再度废止呢?这些问题连同其他各种问题远超乎我们的理解。[1](P18)

  由以上引文可见，康德在对神秘主义通灵术进行批判之前，首先便把矛头对准了笛卡尔学派和莱布尼茨-沃尔夫主义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他从对“精神”或“神灵”概念的辨析入手，以经验为基础，对沃尔夫主义的理性心理学进行了质疑。但是，康德虽然诘难和批判了唯理主义的精神实体论、松果腺理论、身心交感说和灵魂不朽说等观点，他却并没有因此而转向唯物主义立场，从根本上否定精神实体的存在。他只是强调我们对于精神的实在性、不朽性以及身心关系等问题一无所知，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更多的是建立在信仰或期望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区分知识与信仰，并且对超出经验知识范围之外的东西保持一种审慎的怀疑态度，既不轻率地予以肯定，也不武断地加以否定，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带有显著的休谟怀疑论色彩。自从在18世纪60年代初期受到休谟思想的影响之后，康德就一直谨慎地对一切超验的对象——上帝、来世等——保持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并非对这些对象予以否定，而是对这些对象采取一种不置可否或者non liquet (拉丁语：“不清楚”)的态度，因为事实上我们对这些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对象缺乏任何知识。康德坚决反对纯粹理性在这些超验对象上独断地加以运用——无论是独断地肯定其存在(理性神学和理性心理学)，还是独断地否定其存在(无神论)。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中，康德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这种审慎的怀疑态度：

  我们可以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还会对我们的纯粹理性的两个基本命题“有上帝”和“有来世”找出自明的演证来。我宁可肯定这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理性从哪里能够为这样一些并不与经验的对象及其内部可能性相关的综合的主张取得根据呢?然而，同样无可置疑的是，永远也不会出来一个能够以起码的凭据、更不必说独断地来主张相反意见的人。因为既然他毕竟只能通过纯粹理性来阐明这一点，那他就必须设法去证明：一个最高存在者，一个在我们心里进行思维的主体，作为纯粹的理智都是不可能的。但他在何处能够获得那些使他有权超出一切可能经验之外而对事物作如此综合性的判断的知识呢？[2](P572)

  总而言之，关于超验对象的肯定性答案或否定性答案都不属于知识论的范围，它毋宁属于信仰或信念，它的根基不是思辨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关于这一思想，在《通灵者之梦》中已经初现端倪。在这篇文章中，康德虽然从理论上批判了沃尔夫主义关于精神的实体性和不朽性的观点，但是他却又从道德的角度肯定了灵魂不朽信念的意义。他指出，我们行为中的道德因素直接与精神相关，人们可以相信他们的灵魂依据其道德状态在宇宙精神实体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当灵魂由于肉体的死亡而与有形世界分离之后，将会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推进此生未竟的道德修为。这样一种期望虽然不是以思辨理性作为根据的，但是它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此时康德还没有使用“实践理性”一词)，即有助于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通灵者之梦》中，康德以一种朦胧的形式表述了他后来在三大批判中所强调的实践理性对于思辨理性的优先性观点：

  知性之秤本非完全公平，其载有“未来之期望”的题词的杆臂具有一种机械上的有利条件；其结果连落入此杆臂一端底秤皿的轻微理由都使得在另一端本身较重的思辨向上翘。这是我无法轻易消除的惟一不正，而且事实上我也决不想消除之。现在我承认：一切有关死去灵魂底出现或神灵感应的故事，以及一切关于精神性存有者底可能本性及它与我们之间的联结的理论，唯有在期望底秤皿中有显著重量；反之，在思辨底秤皿中，它们好像纯由空气所组成。[1](P28)

  在对沃尔夫主义的理性心理学进行了清算之后，康德把矛头转向了史威登堡的通灵术。

  康德对于所谓通灵术的基本看法是：它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欺骗，就是一种谵妄的精神病状态。通灵者往往都宣称自己能够看到神秘的异象，这恰恰说明他们是把由自己的心灵捏造出来的狂乱妄想当作了真实的精神感应，其实质就是把主观想象当作客观事实，把梦幻当作现实。究其原因，康德认为，这种精神异像是由于一种意外或疾病而造成的。意外或疾病使得人脑中的某些器官受到损害，从而使病人把思想中产生的幻想沿着一条向外延伸的方向线投射到客观世界中，把聚集点置于思想主体之外。这样，他的主观幻想就在他眼前呈现为一个真实的客观图像。这种情况就如同我们喝醉酒时所产生的幻象，或者像我们刚刚睡醒时呆滞的目光投注于蚊帐的小污点上所产生的幻觉，这都是由于血管的膨胀使我们无法正常地调整双眼的聚焦点，从而把一些心理幻象投射到身外。但不同之处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幻想的聚焦点多多少少还可以受到我们意念的支配；而在病态的情况下，患者就无法控制和阻止这种聚焦点的转移了。

  鉴于以上的分析，康德对所谓“通灵者”下了一个结论：他们并非“另一个世界的半公民”，而是“医院的候补者”；至于那位自称具有通神禀赋的史威登堡先生，更是被康德称为“一切妄想家中最严重者”。在中世纪时期，这类通灵者往往会遭到被烧死的悲惨命运；但是在今天，康德认为只要给他们服用一点泻药就够了，因为恰如英国诗人巴特勒(Samuel Butler，1612～1680)的一首诗中的主人公所言：

  当一股闷气在内脏中翻腾时，问题在于：其方向为何?如果它向下，由此就会生出一个F-；但如果它朝上，这就是个幻象或神圣的灵感。[1](P43)⑤

  《通灵者之梦》一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同时对神秘主义通灵术和形而上学独断论发起了攻击。在康德看来，通灵者是一些“感觉的梦幻者”，而独断论者则是一些“理性的梦幻者”，他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看到了正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都宣称自己能够认识“形而上学的极乐园”。然而，尽管他们对遥远天际的那些神奇玄奥的事物津津乐道，但他们对于眼前的经验事实却一无所知。康德援引丹麦天文学家布拉(Tycho de Brahe， 1546～1601)的马车夫的话来讽刺那些痴迷于理性梦幻的沃尔夫派哲学家：“老爷!对于天空您可能很了解，但是在这地球上您是个傻子。”

  三、《通灵者之梦》在康德哲学思想发展中的意义

  在1766年发表的《通灵者之梦》中，康德已经注意到“先天的”(a priori)东西与“后天的”(a posteriori)东西在形成知识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和各自的局限。经验论者从后天的立场出发，从经验事实逐渐上升到普遍概念，这种途径虽然很明智，但是却不足以说明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为什么”会从特殊性的经验中形成。唯理论者强调先天的东西，但是却无法解决“从何处开始”和“往何处去”的问题，其思辨性的推理永远都飘浮在远离经验的形而上学虚空中。对于“先天的”和“后天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以及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各自局限的看法，使得康德开始考虑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真正的科学知识。这种思考的最初结果表现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性和知性世界之形式与原理》中，而它的成熟形态则是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

  此外，在《通灵者之梦》中，康德还明确地把因果关系归于经验的范围，认为脱离了经验或者仅凭着理性是无法推出一个事物的原因的。理性法则仅仅只涉及同一性和矛盾的问题，不涉及到因果联系。“作为原因的事物底基本概念(力量与活动底基本概念)若非得自经验，便是完全武断的，而且既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否定。”[1](P74)这一思想显然也是来自于休谟，它此后一直被康德所坚持。康德在致门德尔松的信中也强调：“我们能否藉着理性推论来发现一种原始的力量，亦即原因对结果的最初的基本关系?而既然我确知这是不可能的，则如果我未在经验中得悉这些力量，它们便只能被虚构。”⑥后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驳斥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该证明的要害之一就是把因果关系运用到感性世界之外，从经验事物一下子跳到了形而上学的云端。

  除了上述那些重要思想之外，《通灵者之梦》中最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这两点后来构成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思想：第一点是关于人类理性的界限的问题，第二点是关于道德的信仰的观点。

  关于第一点，即人类理性的界限问题，康德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划分来表述的。康德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积极意义的形而上学，它试图凭借纯粹理性来对那些超验对象和事物的隐秘性质进行探究，并且形成了一种独断的意见(而非科学的知识)。这种积极意义的形而上学的最大特点在于，未加批判地将理性运用于一切领域，对于任何问题——包括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都敢狂妄地加以臆断。这恰恰就是沃尔夫学派的理性主义独断论的基本特点。与此相反，消极意义的形而上学则是建立在对人类理性的范围和界限的批判性意识之上：

  它明确地决定我们的洞识之界限，并且使我们相信：自然中的生命底各种现象及其法则是我们所能认识的一切，而此生命底原则(亦即，我们并不认识、而是推想的精神性存有者)却决无法由正面被设想，因为在我们的全部感觉中并无与此有关的材料。[1](P48)

  质言之，积极意义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未经批判的、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它必然会导致理性的独断论；而消极意义的形而上学则是一门“关于人类理性的界限的学问”，它将会有效地防止思辨理性的一切独断和僭妄。康德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中曾明确地表示：“纯粹理性的一切哲学最大的、也许是惟一的用处的确只是消极的；因为它不是作为工具论用来扩张，而是作为训练用来规定界限，而且，它的不声不响的功劳在于防止谬误，而不是去揭示真理。”[2](P606)《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这段总结性论述，与《通灵者之梦》中最初萌发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划分的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第二点，即道德的信仰问题，康德在《通灵者之梦》中有一段非常富于启发性的论述，它表明康德此时已经在功利的信仰与道德的信仰之间、在以宗教为根基的道德和以道德为根基的宗教之间明确地做出了区分，并且初步表述了那种颇具康德特色的动机论道德观。面对着一般人把对来世的盼望作为现世道德生活的前提的通俗观点，康德质问道：

  难道只因为有个来世，“有德”才是善的吗?还是毋宁因为行为本身是善而有德的，它们才在将来得到报偿呢?人心岂非包含直接的道德规范，而我们为了使人在此世按照其本分而活动，必须在另一个世界发动机关吗?有一种人只要不受到未来的惩罚所威胁，便宁愿屈从于他所嗜好的罪恶；这种人可算是正直吗?可算是有德吗?我们岂非更应说：他虽然不敢作恶，但其心灵却怀着邪恶的存心；而他喜好类乎德行的行为之好处，但却憎恶德行本身?而且事实上经验也证明：极多被教以来世且相信来世的人却耽于罪恶和卑劣，只知盘算以奸诈方式规避未来的威胁性报应的手段。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忍受“一切事物均随着死亡而终结”这个想法，且其高贵的存心不奋而期望于未来。因此，将对于来世的期待建立在一个善良的人底感觉上，似乎比反过来将其良好品行建立在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期望上，更合乎人性和道德底纯粹性。道德的信仰也是如此；其纯真可免除一些诡辩底烦琐辨析，并且只有这种信仰适合于在所有状态中的人，因为它把人直接引到其真正目的上。[1](P77)

  上述观点，成为康德后来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等著作中建立一种道德的信仰或道德神学的重要思想根据。

  由此可见，《通灵者之梦》这篇轻松谐谑的文章在康德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明确地把因果关系归于经验的范围，重申了经验对于形成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而且还区分了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形而上学，初步表达了理性的界限和道德的信仰等批判哲学的基本观点。可以说，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所表述的许多重要思想，在这篇文章中都已经初现端倪了。如果说1770年发表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性和知性世界之形式与原理》标志着康德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批判哲学体系，那么1766年发表的《通灵者之梦》则意味着康德正式与沃尔夫主义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分道扬镳。

  注释：

  ①关于对《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一文的详细分析，我将另行撰文。

  ②康德在致克诺布洛赫小姐的信中写道：“我确定：不论一切关于神灵世界底显现和活动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知道极多非常有可能性的故事)，我却始终认为最合乎健全理性底规则的作法是转向否定的一方；并非好像我自认为已了解这类故事之不可能(因为我对一个神灵底本性知道得多么少! )，而是因为它们均未得到充分的证明。”参见康德的《致夏洛蒂·封·克诺布洛赫小姐》，载[德]康德著，李明辉译：《通灵者之梦》附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83页。

  ③康德在《通灵者之梦》的前言中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描述了自己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带着某种耻辱而承认：他如此天真地探究若干上述那类故事的真实性。他发现———像通常在我们毋须寻找之处一样———他一无所获得……此外，他已买了一部大书，而且更糟的是，还读了它；而这份辛劳不当虚掷。于是现在便产生了这篇论文……”对于这部满纸荒唐言的巨著，康德的评价是：自己“将不了解最主要的部分，不相信另一部分，但嘲笑其余部分”。参见[德]康德著，李明辉译：《通灵者之梦》前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4页。

  ④正如在《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中，康德首先对“存在”这个基本概念进行辨析一样。

  ⑤引文中的“F-”即“Furz”(屁)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⑥康德：《致摩赛斯·孟德尔颂》，载[德]康德著，李明辉译：《通灵者之梦》附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93页。

  参考文献：

  [1]康德.通灵者之梦[M].李明辉译.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29)伯林：《自由论》，第7、11-13、24-32、182-183页；第134-135、182-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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